在政治權力操作的集體性失憶中，年輕一代對方勵之一無所知。
二十多年前，尚藏身在美國大使館的方勵之回憶起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對他的衝擊。他是新中國的大學生，是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甚至覺得黨對於自由思想的批判並非全無道理。
令他費解的是，共產黨組織為何要用如此殘酷的手段對待知識分子？他的困惑引起了年長他一代朋友善意又無奈的嘲笑——他太不懂得歷史了。早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運動中，共產黨就用了同樣的手段。他們自我檢討、相互揭發，因為一點點不同意見被羞辱、被砍頭。年輕的方勵之發現，自己對這十五年前的往事幾乎一無所知。
到了七零年，已成為物理教師的方勵之發現自己有資格來嘲笑新一代人的無知了。那些在文革初期對黨表現出無限忠誠的學生們，又成了被批鬥與整肅的對象，他們被下放鄉村與廠礦，很多死於其中。這些學生對於反右運動幾乎一無所知。
又一代人成長起來了，當天安門廣場的青年知識分子吸引了整個世界的關注，並為自己的熱忱與勇氣所感動時，他們很少知道魏京生是誰，也不清楚西單民主牆一代早在十年前就喊出了同樣的主張。
「……遺忘歷史的技術是中國共產黨統治的重要工具……」方勵之在這篇名為《中國的失憶》的文章中這樣寫道。此刻，整個世界仍驚顫於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殘酷，而中國社會陷入了普遍的恐懼與絕望，歷史的猙獰再度戲弄了一代人的純真。
但與之前的所有事件不同，這一悲劇被無數的攝影機鏡頭與見證者記錄下來。躲在美國使館中的方勵之還被請求為其中的兩本書題寫書名。也是這浩瀚的記錄令他感到安慰，歷史的真相再難以被掩蓋，因此天安門悲劇也很難再被遺忘，而這種記憶正是中國進步的前提。
歷史再度嘲弄了方勵之，他二十年前的樂觀顯然為時過早。令他擔憂的「集體失憶」不僅沒有消失，而且以一種新面貌呈現出來。在中國國內，熘除記憶的工作從未中斷，以至於人們在公共空間，很難看到任何關於天安門事件的記錄。另一方面，在一個資訊泛濫的年代，即使出現了嚴肅的記憶，它也很快被淹沒在浩如煙海的資訊之中了。
而現在，方勵之本人也成為了這股失憶浪潮的一部分。當他去世的消息傳來時，年輕一代對他幾乎一無所知。而那些經歷過八十年代、或對此感興趣的人們，則只剩下了最符號式的印象——流亡海外的著名異議者，一名物理學家卻以倡導民主、人權著稱。人們很難記得他曾代表的激動人心、又頗具哲學性的意涵。在那個喧鬧、龐雜、卻昂揚向上的八十年代，他被稱作「中國的薩哈羅夫」，他本人的訓練與表現似乎象徵了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根本追求——科學與民主。
就像近代很多知識分子一樣，他們常被歷史的慣性吞噬，而且這其中常蘊涵著驚人的嘲諷。在光緒的百日維新失敗後，全賴外來者的保護，康有為、梁擧超才躲過一劫；而當共產黨的政治開明派失勢後，方勵之則要躲入美國大使館。在百日維新失敗三年後，慈禧太后頒布了新政，要變革舊王朝；而在天安門事件三年後，鄧小平進行了南巡講話，要重擧市場改革。
人們寄望於「科學」、「民主」能打破這歷史的循環，但這些嘹亮的口號已叫喊了一個世紀，它們卻仍未在中國的土壤上扎根。它的原因是多重的，但人們經常忽略掉其中最重要的一點——這些概念的倡導者與實踐者、中國的知識精英們，總是一代接一代的被消滅，既是肉體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由於常年生活在一股反智的情緒中，人們幾乎忘記了，二十世紀中國最自由、最有希望的時刻，都是與知識精英們緊密相關。當他們處於輿論與社會力量的中心時，往往能開創一種新的可能性，不管是五四時期、還是八十年代。
人類歷史中很少有像過去六十年的中國這樣的時段，如此系統的、有規律的消滅、驅趕這個社會最聰穎、富有理想主義的頭腦。中國變成了今天的中國，一個喪失了所有道德與審美準則的社會，與幾代知識分子的消失直接相關。而每一代人都沒機會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只能自己重新摸索。倘若你觀察今日中國的輿論、探討的廣度與深度，把它與八十年代的氣氛比較，你會覺得這個國家不止沒有進步，反而衰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