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香港科技大學副教授成名及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博士從去年底多次分別遭政協委員、「左派報章」輿論或中聯辦官員點名批評攻擊，有高等教育界選舉委員會成員表示關注，是應有之義。作為大學的一分子，我們鼓勵學者憑良心對權貴說出實話，包括提出具爭議和不受一些人歡迎的見解，我們拒絕任何對學者表達自由設下政治限制。因為，保護學者自由的表達，是大學必須履行的社會責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也是達至重大社會公益的基礎。
欲加之罪 何患無辭
該批針對成名的文章用辭狠辣，把他形容為「惡犬」、「褻瀆師德」、「是戴着學者頭銜的長毛」，有文章更提出「科大校董會應研究成名的所作所為，是否褻瀆師德和影響學校形象，是否應容忍這樣的所謂教授繼續誤人子弟？」，令人震驚。另外，有關香港市民身分認同的調查研究已有一定基礎，鍾庭耀及不同大學的研究團隊都有推動理論及實證兩方面的探討，已經是國際及本地學術界對香港研究的其中一個重要角度。最新的對象包括中文大學高級導師蔡子強及參與泛民政黨的政治學者。多位學者面對圍攻批判的情况顯示，接近權力的人對不合己意、看不順眼的學者實行口誅筆伐，對香港的學術自由環境造成直接威脅。
我們不希望見到的，是連串抨擊對無權無勢的學術界造成「寒蟬效應」，令學者在參與公共議題的討論時因為要顧慮到權貴的好惡而索性迴避所謂敏感的課題，損害到香港的學術自由和學者對社會應有的承擔和責任。
剛過去的星期五，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在《明報》撰寫了一篇名為〈近來香港社會常被混淆的幾對觀念〉的文章（下稱「郝文」），繼續批判一些學者，例如指有人做民調「為特定政團利益服務」，又質疑「那些加入政黨，為政黨服務的人，到底是不是學者」。「郝文」要給香港上一課「何謂自由」，不過，郝部長指摘批評他的意見「不是無知就是偏見」，更上綱上線至「很可能是學霸、學閥的思想專制表現」。較早前，他還向傳媒呼冤叫屈，埋怨有外國領事館經常對香港內部事務，發表干涉性言論，其他人不予譴責，反而中國人在中國土地上對媒體的公共議題發表評論，卻遭人非議。
其實，中聯辦官員對香港特區內部事務指指點點，以至對學術機構的意見和公民的活動評頭品足，是不成體統的。《基本法》第22條說得清楚﹕「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郝部長豈止對學術自由公開發表他的觀點。早在2010年出席記協午餐會時，曾任上海市宣傳部副部長的他就認為在政府應付社會危機時，傳媒首要任務是協助政府應付危機，令社會恢復秩序，監督政府只屬次要。在國民教育的爭論中，他亦曾經在網誌上反駁「有人說德育及國民教育不要聽中央政府的，但那還叫國民教育嗎？中小學的德育及國民教育根本不是『洗腦』，而是『健腦』」。另外，他又指愈來愈多人接受中央對「六四事件」的結論，每一次都語出驚人。
內部事務屢遭干預
「一國兩制」下，香港其實應該比殖民地時代發展得更民主、更寬容、更開放、更文明偉大。郝部長盯上了本地傳媒、個別學者以至某些政團，是不是要將國內的一套官場文化和潛規則搬來香港，要介入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卻不肯接受公眾的監督制衡，要將中聯辦變為誰都摸不得的老虎？為什麼特區政府連禮貌地提醒有關人士要恪守「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規範，不要就香港內部事務指指點點，也做不到？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追求民主和理性的社會應該盡可能吸引學者投入這樣的挑戰，不管他們是在朝還是在野，在教學工作同時，委身當上政治和權力極需的自照鏡，責無旁貸地實踐對「人」的尊嚴及社會倫理的終極關懷。令人遺憾的是，古今中外都曾有不少飽學之士用花言巧語掩飾在位者的惡行，為謊言辯護，為暴政搖旗吶喊，為權貴粉飾太平，幫助創建和維持了各式各樣專橫獨裁。當權者對學術空間設限，更當上思想警察，覺得自己有資格到處質問別人「到底是不是學者」，亂扣「學棍」、「黨棍」的帽子，在霸道氣焰中其實已經露出心胸狹窄和老羞成怒的醜態。
「士志於道」《論語‧里仁》，也就是說讀書人既要「明道」，更要對「無道」的事情加以批評。在自由和鼓勵不同意見的社會，政治與學術並非完全合一，也非截然分離，兩者都是崇尚自由、實踐和平理性、追求理想的志業。香港的學者可以參與公共政策的辯論，加入諮詢性質或有決策權力的公共機構，以至加入政黨、涉足政壇，一切都是在《基本法》保障的環境中發生。按理，香港奉行自由法治、三權分立、互相制衡，而且行政立法機關最終都要由普選產生，加上成熟理智的政治文化、公眾的辨別能力，學者可以對現實世界繼續進行反思批判，自由地探求理想的世界，在參與公共事務的實踐過程中體驗承擔，不斷自省，力求改進，完全不違背學者應有的操守和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