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似乎在資本主義史上創造出新模式。在最近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許多西方商界領袖也承認，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並不理想，國家資本主義確有其價值。
近年來，經濟學界已出現「後自閉經濟學」（Post-autistic Economics）這種說法。原因是二零零零年法國最高學府「巴黎高等師範」的經濟學師生透過網路連結發起了一項學術訴求，他們認為當代經濟學已成了一種自閉的學術，學者們只是在搞一些言不及義、不問世事的抽象遊戲，特別是一些數學遊戲。這些師生主張經濟學一定要打破自閉，重建它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的廣度與深度，恢復它與真實世界的連繫。巴黎高等師範師生的這項訴求在教育理論界引起了極大迴響，諸如英國的劍橋大學、美國的哈佛大學師生也都提出了類似的主張。
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嘯之後，當年十一月五日，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赴倫敦經濟學院為一棟新大樓的落成剪綵，她在致詞時對在座的經濟學家們說道﹕「金融危機太可怕了，但為何沒有一個人看見它的到來呢？」英女王之問，對全球經濟學術界不啻為在死水裏擲下一塊大石頭，引起了陣陣漣漪，也使得「後自閉經濟學」產生了許多重要的內容。最重要的話題有﹕當代經濟學的總體經濟理論出了什麼差錯？人們在二戰後迷信「市場有效論」，但市場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東西？美國在金融海嘯後已連續兩次大印鈔票救經濟，這又是什麼制度？
在「後自閉經濟學」的各種話題裏，目前最熱門的乃是「自由資本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對立的這個更大問題。在近代的世界大趨勢裏，一九零零至一九七零年間，世人對國家（即政府）的角色均寄予厚望，認為國家可在發展及調和社會矛盾上扮演重要角色。但一九七零至二零零零年間，在英美的帶頭下，國家角色已被污名化，公司及市場則被神聖化，於是國家的調控和監督管理退位，自由資本主義循環到以貪婪為核心的賭場資本主義階段，並於次貸風暴及金融海嘯為其終點。但就在最近這二十多年間，另一種以政府為中心、也以資本主義方式運作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也在興起，它在中、印、俄、巴西、南非、沙特阿拉伯、阿聯酋等國都表現得可圈可點。尤其是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在過去三十年裏，中國年均成長率高達百分之九點五，外貿年均成長率高達百分之十八；過去十年裏，它的國內生產毛額已增加了三倍，達到十一兆美元的規模。中國這種「國家資本主義」體制似乎在資本主義史上已創造出了一種新的選擇模式，這也是為什麼那麼多新興經濟體都在採行「國家資本主義」的原因，甚至這次瑞士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也會以國家資本主義當做會議的重點之一。許多西方商界領袖也承認，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並不理想，國家資本主義新模式確有其價值。
研究經濟史與經濟現實的人都知道，每個國家的政府由於具有公權力，它在資金及人力的動員上具有極大的潛力，特別是對新興經濟體而言，私有資本並不發達，國家的動員即更為重要。就以俄國為例，葉利欽時代它以私有化為目標，結果造成國家利權外洩，漏稅腐化盛行，國家由於缺少了籌碼來照顧人民，使得國民平均壽命下跌五歲之多。正因領教到自由資本主義之弊，俄國改走國家資本主義之路，情況遂大幅改善。國家資本主義有許多細部的可能﹕有些國家能快速從事資本及人力動員，成立公司，以資本主義方式運作，將本求利，創造利基，為國家發展快速奠定自主的基礎；有些國家資本主義的公司能夠透過動員，介入民營公司缺乏能力去介入的領域，例如透過公司購併，引進新技術和新管理模式，介入國際資源市場和取得國際競標的機會，當國營企業走到這個方向，它就成了國家發展的領頭羊。中國的國企華為公司在二零一零年成為全球取得國際專利最多的單一公司；新加坡近年來快速轉型，國營控股公司也扮演了樞紐的領頭羊角色。
因此，今天全球新興經濟體紛紛走向國家資本主義，而西方的自由資本主義則沉蚒日深，已有許多西方人士像凱雷基金總經理魯班斯坦即警告說﹕「西方已應改善經濟模式，否則西方資本主義將陷入窮途末路。」
最近，美國主要的顧問公司歐亞集團總裁布里默出版了新書《自由市場的終結﹕國家和公司的戰爭誰會贏？》，指出國家資本主義由於缺乏效率和無法創新，最後一定必敗。他的這種觀點其實並不可靠，就以美國為例，它自一九七零年拯救洛克希德飛機公司起，即不斷以紓困為名用公帑協助經營不善及無效率的公司，這簡直是比國家資本主義更極端的國家資本主義。但新興經濟體對自己的國家資本主義也要提高警覺，只有適當的公平薪資、效率和技術的與時俱進，才是防止國家資本主義墮落的關鍵。西方資本主義不也是因為貪婪腐化才走到今天的困境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