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進入魔幻現實主義國度，再怎麼偉大的作家都無法跟上荒謬腳步。
他很快就佔據了談話的中心。
屋裏的空氣窒息，燈光昏暗，空調咯吱作響，鋪著塑料布的小桌上擺滿啤酒、咖啡與花生米，六七個青年人圍坐在旁，他們大多二十五、六歲，都是入行沒幾年的記者。
比起他瘦小的身材、無精打采的眉眼，他的聲音充滿擴張性，它尖銳、有點沙啞，帶著少年人刻意的世故與痞氣，彷彿他早已見多識廣、飽經世事。
他宣稱大學裏沒正經上過課，在南昌那座二流學院裏，他是不折不扣的異類。這所學校裏到處是紅磚樓，據說之前的一位校長前往英國考察歸來，最重要的收穫是這些老牌名校盡是紅磚砌成的。不過，南昌可以複製維多利亞風格的房子，卻不能複製學術與思想的空氣。
為了逃離致命的平庸，他混跡於網絡世界，尤其是那些帶有「反動色彩」的論壇。年輕人總尋找不同的方式確認自己，學業、工作、名牌衣服、遊戲、女朋友，而他則要為自己貼上「民主」、「自由」的標籤。
他熱衷於網絡上「左右之爭」，翻牆去閱讀被官方禁止的內容，搜尋關於「六四」、劉曉波的信息，尋找志同道合的朋友，發表自己大膽的看法。互聯網給予這代人新的力量與手段。
他的畢業論文——《電影與文學中的極權象徵》——不僅讓同學，也讓評審老師大吃一驚、甚至不無迷惑。「極權」不僅是個禁忌詞彙，也是個陌生的詞彙。人們生活在無所不在的控制中，卻很少有機會、也更沒有能力使用這個概念。在論文裏，他不僅引述了奧威爾的《一九八四》，也有電影最近的《浪潮》——在一個小小課堂上，一位偏執狂的老師，是可以在七天時間，鍛造出一個法西斯式的集體。論文中充滿了影射，他用各種案例來影射中國的現實，它核心的論點是——人民不該恐懼政府，而是政府應該害怕人民。
儘管沒人評審這篇論文，他還是幸運的畢業了。其中一位富有好奇心的老師還問他，到哪裏搞到這些書籍與電影？
記者的工作沒能釋放他的能量，太多的審查與禁令了。他仍沉浸於網絡，參加各種論戰，四處結交朋友。微博的出現，陡然增加了他活動的頻率與朋友的範圍。他們隨即交換看法、相互聲援與討伐。中國社會的無窮衝突、悲劇與荒誕，則為他們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素材與彈藥。互聯網已經創造了中國第二社會、第二文化，他在其中游刃有餘，也發展出一種亢奮與忙亂的表達方式，它首要尋求的是快感，它注重傳播的效果而不是內容，它需要不斷的肯定與自我肯定。
我還記得當晚的談話，全是圍繞網絡流行的社會新聞，從洛陽性奴事件到撫州的錢明奇爆炸案，他不斷的重複這個觀點——中國已進入魔幻現實主義國度，再怎麼偉大的作家都無法跟上荒謬腳步。
他的談話讓我既興奮又厭倦。比起大多數沉溺於物質與娛樂的同齡人，他不僅關心社會現實，而試圖尋找答案。比起上一代人，他受益於互聯網帶來的開放信息，他努力進行自我啟蒙，並尋找不同的朋友，來克服思考的孤立感。他是互聯網上興起的新一代人中一小部分，他們數量不多，卻享有特別的話語權。在很多城市，尤其是南昌、長沙、寧波這樣的二線城市，都有這樣的青年人。他們沒有直接享用到北京、上海的文化資源，卻又雄心勃勃。他們像是這個時代「外省青年」，他們通過各種方式從邊緣到中心。
這足以讓人欣賞。但同時，我也感到了某種不安。他真相信自己所說的嗎？這只是一個青年的口舌之快嗎？小小的異端身份，自我戲劇化，不過為贏得別人的關注？更令人擔憂的是，在所有談話中，他沒有提及任何文學、詩歌、歷史，他著迷的是各種符號化的概念和荒誕的社會新聞。而且在全部的談話裏，他竟從未向別人提出任何問題，也就是說他對別人的想法，一點也不好奇。有時，我會覺得，他像一個沒有內心的人，他所有的思考、渴望都掛在身體外，沒一點曖昧的、捉摸不定的內心空間。他總是談論醜陋、荒唐，卻沒興趣理解美與人生的意義。他有著政治立場的覺醒，卻沒有人生意義的啟蒙。
他們能創造一個新時代嗎？對此，我很懷疑。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