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奧運「終於」在歐債危機危如累卵、英國經濟陷入戰後最長的「二度衰退」、安全和交通在機場、入境、地鐵等多個工會威脅罷工下一片混亂，以及輿論對倫敦第三次辦奧運的質疑中，排除萬難開幕了。以往「奧運經濟」乃各國爭得頭崩額裂的肥肉，近年卻變成公眾眼中的「負資產」：希臘瀕臨破產，分析歸咎2004年雅典奧運過度舉債建設；北京在暴雨中嚴重被淹，傷亡和經濟損失慘重，海內外輿論相信是2008奧運會的「面子工程」，將資源全投在地面的「大白象」地標，而忽視城市急速發展的基建配套，如地下排水系統、公共交通和水電供應等。
公眾無法不跟政府算帳
的確，我們質疑的不是奧運精神及體育運動的意義，但過去數十年，各國斥巨資甚至「走後門」爭奪奧運會舉辦權，已將奧運經濟效益及政治目標（國際政治／外交角力、國內民族身分認同等）遠遠凌駕體育競賽之上。本末倒置，自然造成各國政府好大喜功的傾向，而負責掏腰包和承受各種生活不便的納稅人，難免「輸打贏要」——如在全球經濟繁榮期的漢城、巴塞隆拿奧運，主辦國市容和基建顯著提升，大賺旅遊商業外匯和地產收益，國際地位更顯著提高，兩國國民自然引以為榮。可是，即使2008年北京奧運正值中國經濟增長及北京都市擴張的巔峰期，但自2007年底美國次貸危機開始露出危端，全球開始步入持續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期，國際（尤其是歐美）旅客及商業廣告、投資等帶來的相關收益都遠比預期為低。何現時全球衰退舻象開始出現？更甚是歷屆奧運涉及龐大的申奧經費（國際游說／公關宣傳）、反恐安保開支（特別是後911）和愈來愈昂貴的開幕儀式。公眾無法不跟政府算帳。
北京倫敦 似曾相識
假如不是辦奧運，北京和倫敦未必那麼似曾相識（deja vu）：
1. 政府的第一原則是「安全壓倒一切」：中國在2008年初發生過西藏騷亂，英國去年8月發生過波及多個城市的「倫敦騷亂」潮。倫敦人戲稱英國當局向中國「偷師」，借奧運前有限的社會騷亂促使國內外輿論接受增撥安保經費和收緊反恐（人權）措施。而無論當局如何強調經濟效益和國際推廣，政府卻寧願「恐襲陰影」減少國際旅客，以便安全工作和避免市內混亂。
2. 奧運前三兩月，新聞都是關於多少旅客將湧入、機票酒店食肆價格被大幅炒高、道路公交地鐵可能迫爆癱瘓，呼籲居民旅客盛夏步行或騎單車人車爭路（倫敦更先後發生過機場混亂及地鐵事故、工會罷工威脅等）。於是京城或英倫聰明理智且憂患意識高的首都居民，為怕更堵車、貴買難吃、更擁擠或發生亂事，紛紛配合政府及企業呼籲休假在家，或把家人送離首都（如郊區小居、回鄉、寄居港澳／出遊）。
上月《金融時報》的Philip
Stephens在At last I see the genius of London's Olympics一文已極盡幽默諷刺地將各式「荒誕傳訊」，解讀為倫敦奧組委及倫敦市長約翰遜（Boris Johnson）狡猾的「空城計」，把倫敦騰給有限和背景可預知的各國運動健兒、「奧運大家庭」及少數持票觀眾。這既有助反恐又可確保各老化基建正常運作、同時可向全球電視觀眾展示暢通有效、管理有序、舒適宜人的倫敦！
倫敦「空城計」？
當然，在政府和社會的口徑方面，倫敦跟京奧明顯有別。北京奧運畢竟是中國人首次舉辦奧運，政府固然強力宣傳「崛起政績」，傳媒鋪天蓋地，大多國民也確有自豪或認同感。然而，英國輿論（特別是倫敦市民）普遍認為第三次辦奧運是多餘的，在經濟陷入谷底時政府大幅削減公共開支，卻要支付茘升至超過93億英鎊的預算經費？至昨天BBC頭二三條新聞也非關於奧運，而政府政客與親保守黨傳媒都紛紛歸咎前首相貝理雅好大喜功。親工黨的《衛報》則專訪貝理雅駁斥。
其實早在今年1月英國政府數據已預期年中失業和經濟衰退會升至歷史新高（此欄在年初也曾分析此對倫敦奧運影響及卡梅倫政府的對策）。卡梅倫一直大力宣傳奧運經濟效益，政界近日「轉調」似乎是唐寧街的政治化妝，弱勢聯合政府將英國陷入戰後最長「雙底衰退」之政治壓力，連消帶打地借奧運重擔將經濟問題詮釋和推卸給前工黨政府與前倫敦市長Ken
Livingstone，但以倫敦人性格，派對舉行時還是全情投入的（當年申奧成功時比北京人更興奮地通宵慶祝）。
但願當局針對外來的重兵反恐奏效，不會出現過去的本土暴力或歐洲公民自由攜帶放射性物質至市中心一類漏洞，讓奧運和平順利進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