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還有些讀歷史的人，仍認為魏晉南北朝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一段尷尬的局面。這三百六十九年，缺乏一個上承秦漢下啟隋唐的大帝國。要把它當作一個過渡時期看待，又未免牽扯得過長。這當中的人物事跡，敘來也難得有頭緒可循。所以有些歷史書，就把這三百六十九年輕率地穿插過去，以便迅速提引到隋煬帝和唐太宗等前後關係比較完整也更容易檢討的題材。
可是魏晉南北朝的長期分裂，在中國歷史裡只發生過這麼一次。它給我們一個機會去瞭解中國民族演進的歷史，並不一定就是各朝代歷史的總和。雖說統一的政治中心不存在，中國很多人文上的因素還是不斷的發展。舉一個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於公元四九六年改姓元。其他如步六孤氏改姓為陸，獨孤氏改姓為劉，鮮卑民族改姓的一百多，這當然引起很多尊重民族傳統的鮮卑人士的不滿，六世紀洛陽的政變，和北魏朝廷的分裂，不能與此無關。
北周的創始者為宇文泰，他也是鮮卑種。他於公元五五四年以為「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至是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後，次功者為九十九姓後」。表面看來，這是對元宏漢化政策的一種反動，也強調鮮卑民族各部落在歷史上的傳統。而實際上他盤踞的關中，並沒有很多鮮卑苗裔。他的胡姓，也只能賜予漢人及胡漢混血的將領。他日作隋朝開國之主楊堅，這時候就因功勛被賜姓為「普六茹」。這樣只更提高漢人在朝中的地位，而更使胡漢的界限磨滅。其背景則是長期分裂的局面下，北方成為融合各民族的一大熔爐。少數民族之逐漸被多數民族吸收同化，也就不可遏止。
元宏的政策，還有一種貴族化的趨向，他尊重范陽盧氏，清河崔氏，滎陽鄭氏和太原王氏的社會地位，也讓鮮卑系的望族穆，陸，賀，劉，樓，於，稽，尉八姓和他們同列。而當日時尚的趨向，則是在民族融合的過程中，全部平民化，所以元宏的親信李沖和韓顯宗都反對他的作法。
我們已經提及，當時人認為秦漢以來大帝國之崩潰，在於「兼併」。土地一集中，則地方官無法處理境內行政，並且由於地方的爭執，影響到朝政。這樣之事能夠發生，則是「選舉制」之不良，以致漢末所推薦的孝廉都是豪門子弟。曹魏想改革這種毛病，實行所謂「九品中正」之制，也就是經由中央政府派考察官到地方任所去品評人物，以作吏部任命的憑藉。其結果又如《晉書》劉毅傳裡說及「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這種士族力量的膨脹，也影響到軍事行動。在政治秩序崩潰的時候，立壇設盟，只有靠世家大族的領導。根據《晉書》王戎傳，八王之亂時，河間王與成都王「帶甲百萬」。晉朝的封建，並沒有歷史的基礎，這兩王能在短時間內糾集這樣大的兵力，也還是因為地方武力早已在後組織就緒，只要上面有人領導，就有幾十百萬的士兵在旗下應命了。
這種種妨礙統一的情形都要在長期分裂，兵革常起的局面下逐漸淘汰澄清，有些歷史家每提到中國的重新統一時，總要強調中國傳統思想的偉大。但是傳統思想能夠發生功效則是因為社會組織已經和它接近。宇文泰在文治方面最聞名的措施乃是任命蘇綽為度支尚書，讓他規劃新政府的各種設計，此人「博覽群書，尤善算術」，而他的設計，也總以《周禮》為依規，也就是預先創造一個數目字的公式，向真人實事上籠罩著過去。北魏以來的三長制和均田制，都有這種「間架性設計」的趨向。其所以能如此，則是在社會中層可能與朝廷及民間作梗的巨家大室或被淘汰或受約束，中央政府因此又可以掌握大量的農民了。
這種趨勢也可以在考試制度演進的歷程中看出。漢朝之對策，並未正規化，只有隋唐之後「士皆懷牒自列於有司」，才算有了固定的程序，也才算全部公開，這固然是制度上的進步，然則若沒有社會進化的背景，則不致有這麼多布衣學人應試，就有他們也仍會被宗黨和豪強所抑制。
只是由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統治無數小自耕農的體制，並不是因為全國統一而立即成為事實。這中間仍有很多的周折。又舉一個例為證：
隋文帝於公元五八九年滅陳。可是翌年今日的江蘇，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的巨家大室全部叛變，「大者有眾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其起源則是據《資治通鑒》所云：「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世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更變之。蘇威復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這文字記載簡單，也只顯露官方見解。但是也表示在南北分裂局面下北方已經歸納於一個以小自耕農為主體的單純社會，南方則仍受巨家大室操縱。這些巨家大室的弱點，則是不能構成一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體系。因之他們雖然擁有船艦，能和隋朝派來的楊素作殊死戰，終被各個擊破。上述蘇威則為北周政體設計者度支尚書蘇綽之子，這關係也象徵著全國的統一，要經過長期間的慘淡經營。
佛教在南北朝期間鼎盛。中國學者提到這題目時，經常毀譽參半，一方面稱讚佛教自力入世的觀念和戒殺的動機，一方面又皺眉於沙門浮屠的勞民傷財。近代人物之擯擊佛教者，則無如胡適，他有時的立場，也好像是今之韓愈。外國作者則多強調佛教在中國分裂期間產生一種融合胡漢，貫通上下的力量。我們也可以引Arthur
Wright作代表。
其實佛教是一個極廣泛的稱呼，也可以說是印度帶來的文化，滲透到中國的思想，文學，美術，建築，科技和民俗各方面的一個概稱。它一方面需要與中國固有的信仰不發生根本的衝突，才能兩者相折衷的互相融合。另一方面則是在這條件下，它也就無孔不入。就以雲崗和龍門石窟的佛像為證：我們驟看上去從斷巖上造石窟，既沒有全盤的設計，今日又經過千多年來的風雨侵蝕，滿目荒涼，也就看不出美在什麼地方，直到閱及關於這些石窟的詳細紀錄，才知道有些石穴的來源其來有自。並且最大的佛像，耳長九尺，最小的高不逾寸，各處佛像數目都以萬計，不僅其塑像表現著印度和希臘的雕刻作風，有些石窟裡還有壁畫，其衣飾裝潢設計也保存了社會史和經濟史上的真蹟。龍門的一個石窟裡竟保存了當日所用的全部醫藥單方。所以這石窟既供美術展覽，也是通俗的博物館。要不是這石窟在荒野中替中國中世紀保存這一份文物，而將金碧輝煌的佛像置之通都大邑的話，恐怕也就像中國古代的建築一樣早經兵禍而蕩然無存了。
而針對這南北朝的時期上說，佛教不是一種帶強迫性的宗教，因之它才發生了一種廣泛的和普遍的功效。它沒有把雲崗龍門造成「聖地」，或被方丈國師所掌握，因之轉變而為一種政治上的勢力，所以縱有華夷之界倫理之爭等波折，它仍能夠長久的與中國固有文化共存。因為如此，我們也可以認為它是一種構成團結力量的因素。所以小民接受真言與淨土宗的儀式和念佛樂及往生的粗淺解釋與縉紳先生的欣賞於天台華嚴的悟觀與禪定，同為佛教。在這種條件下，佛教也可以算做已經發生了融合胡漢貫通上下的作用。
話再說回頭，中國之能重新統一，到底也仍與周秦漢以來一脈相傳的文化系統相銜接。我們不把它當作首屈一指的因素，並不是漠視它的存在。漢魏晉至宋齊梁陳之「禪讓」未曾中斷，而北朝之東魏與西魏，也同樣的「遜位」於北齊與北周。可見得一個正統的觀念始終沒有泯滅。中國人的入世觀念和樂觀與積極的思想，也是一種很雄厚的力量，它們並沒有因為長期分裂而全部淪亡。
我們通常一提到魏晉南北朝，腦內可能立即浮上一個「清談誤國」的印象。但是從領導淝水之戰的謝安看來，則清談並不一定誤國，也等於我們今日雖在天文學上瞭解五十億年之後，太陽上的燃料用完，最後太陽系統的生命必同歸於盡，因這瞭解又使我們產生一種不同的人生觀，但並不因此，就要放棄日常生活的興致與一切志趣與希望。西晉的「竹林七賢」，固然包括「不與世事，酣飲為常」的阮籍，但是也包括了大樹下打鐵的嵇康，更包括了「好興利」的王戎。可見得他們共同的達觀，並不就是消極。
並且有陰則有陽。時人尚「無」，晉朝則有裴顧作〈崇有論〉與之抗衡。他說：「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這幾句話已經說明沒有物質就沒有生命，沒有生命也不能創造邏輯。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唯物論哲學家之一。即在「六朝金粉」的建康，也有南齊的范縝作〈神滅論〉。他說「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這比裴顧的唯物論又更進一步。這種議論於公元五世紀時提出，也是不同凡響。我們根據他們自己的理論和立場，也可以想像中國人要應付天候地理所賦予的難題，必須保存一種堅毅的力量，這種共通的信心，也必在重新統一的過程中，發生過無可衡量的作用。也只從這堅毅的立場，我們才能領略韓愈和胡適對佛教反感之所由來。
南北朝有時也被一般作家寫成一段士氣消沉，人心不古的時代。宋前廢帝劉子業為姊山陰公主置面首三十人。齊東昏侯蕭寶卷鑿金為蓮花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同樣被斥為無道，也同樣被稱為這紛亂時期的代表。還沒有提及的則是他們都是二十歲不到的年輕人，生長在深宮，事實上又無從發揮傳統帝王的功能，而兩人又相繼被弒後在歷史上擔待千古罪名。有正則必有反，這樣看來，他們既已永遠的稱為廢帝昏侯，可見得傳統道德觀念並沒有因為長期的政治分裂而全部淹沒，如果真的是士氣消沉人心不古，這一段歷史就不會如此寫來，這事實的背景則是漢代雖亡，過去多年來中國已經產生了一個獨一無二文教式的體系，足以支持一個以小自耕農作基礎的大帝國，一到客觀環境許可，這樣一個大帝國可以重新擺佈登場的時候，這文教上的體系用不著重新創設，也可以隨著彈冠而起了。
隋煬帝
今日我們要寫隋煬帝的傳記，事實上會遇到很多的困難，對這題目曾下過一段功夫的Arthur
Wright就說過：「（他）既被視為典型的亡國昏君，在一大團歪曲的歷史記載和傳奇性道聽塗說之下，今人即想窺測此人的真實性格，至多也只能瞥見其一二。」
然則隋煬帝楊廣，天賦甚高，文筆華美，胸襟抱負不凡，也帶有創造性格。這些長處，雖批判他的人也無法否認。又譬如他於公元六○八年，令天下鷹師集長安，一來就有一萬多人，六一○年他又在洛陽端門街盛陳百戲，天下奇伎異藝畢集，一月方散，他自己也好幾次微服去觀賞。他又聽說吐谷渾（鮮卑之流入青海部落）行波斯馬，放在青海草原，能生龍駒，一日千里，他就入雌馬兩千匹於川谷以求「龍種」，後因無效而罷。如此作為，縱是為傳統作史者視為荒誕不經，今日我們卻從此可以揣測他富有想像力，也願意試驗，並且能在各種瑣事間表現其個人風趣。
另一方面，從各種跡象看來，煬帝缺乏做為統帥的周密與慎重，也不能御將。這種弱點，也可能由於隋文帝的驕縱之故。如他年才十三，即封晉王，為并州總管（山西省省長）。公元五八九年伐陳之役，他二十歲未滿竟被任為行軍元帥，指揮由六合一方面的軍隊不算，還節制其他各方面軍事長官，如宿將楊素。這五十一．八萬人不出月餘，平定江南，重新統一中國，由弱冠的晉王作書報告父皇，達成任務。這一戰役，固然增長其威望，也縱養其驕騫，使他以為天下事，俱是如此容易。他以後築長城，造運河，派劉方擊敗林邑（今日越南境內），聽斐矩設計破吐谷渾，羈住突厥，西巡燕支山都是以中國人力物力，隨意擺佈，只居順境，未受挫折。以後他一處逆境，即意懶心灰，逃避現實，所以他的悲劇情結，也有長期積養的前因後果。
隋煬帝之伐高麗，據稱動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其饋運者倍之。這數目字可靠的程度，無從確定。只是楊廣迷信軍事上數量的優勢，已無庸置疑。其實當日之攻城戰，野戰軍數量過大，無法擺佈。除非以此數量先聲奪人，使對方喪失鬥志，才有效用。否則展開兵力過多，已先在自己陣容裡產生統御經理的困難，成為日後戰場上的弱點。果然公元六一二年之役，隋軍在鴨綠江以北遼河以東的地區遭遇到高麗的堅強抗拒，來護兒的水軍在朝鮮半島登陸成功，卻沒有發生奇襲的效用，也不能與陸軍策應，陸軍則補給接應未及，統帥權又控制過嚴，再加以隋皇沒有作殊死戰的決心，一到戰事有利，高麗詐降，高級將領不敢作主，因此亦無法擴張戰果。最後因秋季潦雨來臨，在平壤北三十里開始撤退，士卒既無實際的訓練，一受高麗兵的追擊，就崩潰而不可收拾，以致九軍盡陷，喪失資儲器械以巨萬計。六一三年煬帝捲土重來，並且親臨前線。隋軍已薄遼東城，也用飛梯地道環攻，並且有少數隋兵登城與敵兵短刀相接，只是這時在中原督運糧秣的楊玄感知道各處盜賊蜂起，煬帝不能持久，在黎陽（河南浚縣附近，南北運輸的中點）以兵反，兵部侍郎角斯政則投奔高麗，以中國虛實告之。隋煬帝夜半召集諸將領決心放棄攻城。再引兵還，所有軍資器械堆積如山，也全部委棄。總算這次行動機密，退軍後兩天，高麗雖發覺仍不敢追擊。
兩月以後，楊玄感雖被剿滅，但是隋煬帝的威信已被戳穿，南北各處的人民，不堪徵調，群起為盜，動輒以萬數以千計。六一四年煬帝又召百僚議伐高麗，並下詔稱「黃帝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征」，只是臣下無敢應者，各處叛兵攻陷城邑也不能每一處平剿。雖然這時候來護兒的水軍又迫平壤，高麗王遣使請降，囚送角斯政，使煬帝能藉此班師，卻已經徘徊歧路。六一五年間巡視北邊，又為突厥圍困，幾乎不免，守令前來赴難，才使他脫圍。翌年他即幸江都（揚州），再無意北返，對他諍諫的則獲罪，最後甚至不願聽大局不堪收拾的報告。如此又一年多。六一七年冬天，唐國公李淵（也就是後來的唐高祖）入長安，立他孫子楊侑為帝，尊他為太上皇，煬帝也無行動反應。六一八年的春天，這遭眾叛親離的皇帝才被弒。弒他的並非疆場叛將，也不是造反民兵，而是以前寵幸隨從，以及近衛軍。所以傳統作史者對隋煬帝楊廣的種種斥責，雖說可能被一再渲染誇張，但也不是全部竄改事實，因為楊廣有他被人攻擊的弱點。
然則我們今日仍因襲傳統作史者「褒貶」的方針寫歷史，卻忽視了歷史上時間與環境的因素。公元七世紀的初葉隋唐之交，是中國歷史上突出的一段時期。今日二十世紀末葉，又是中國歷史上突出的一段時期。二十四史裡的《隋書》，修撰於唐初，作者動稱「殷鑒不遠」。他們絕想不到隋朝不是一個普通的朝代，更想不到春秋時代周人之泛稱中國，會推衍而成今日之中國。因為瞻前顧後立場不同，我們即寫隋煬帝的傳記，也要將很多長時間遠距離的因素一併加入考慮，才趕得上時代。
從「大歷史」的眼光看來，隋、唐、宋可稱中國的「第二帝國」，以與秦漢之「第一帝國」區別。漢雖稱中央集權，其郡縣組織，到底還是由周朝的封建制度改組而成。隋唐所承襲的原始機構，則由北齊北周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始於遊牧民族的漢化，通過「三長制」及均田，可謂整個社會，在國家政令下人工孵育而成，以小自耕農為主體，注重低層機構的水平。秦漢的文書，還用竹木；隋唐之間不僅紙張已行使五百餘年，而且木板印刷，也於公元六百年前後出現。這些因素，使教育較前普遍，也使整個文官集團能向這小自耕農的社會看齊，彼此都能保持同一水準的淳樸。
《新唐書》的選舉志，一開始就提及「唐制取士之科多由隋舊」。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程序，則是「學者皆懷牒自列於州縣」，也就是不用薦舉，全面公開的考試制度業已發端，茲後歷經宋元明清直到廿世紀的一九○五年才停止。
因為如此，隋朝的銓敘也開始由中樞總攬。煬帝時修律令的牛弘與劉炫對談，曾提出下面一段：「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跡，皆屬考功。」
這樣的人事制度固然使官僚的成分更平民化，但是也使國家的中層組織更為空洞。因為上下之間沒有權力與義務互為牽制，由皇帝直接統御全民的趨勢也愈為明顯。隋朝創業之主文帝以北周的根柢起家，吞併北齊之後才席捲南朝。也是由地形均一，人文因素簡單的地區拓展到人文繁複的地區。他滅陳之後制定五百家為鄉，百家為里，正在以他間架性的組織推行於江南，即受到巨家大室的全面反抗。這叛亂既被削平，他的統治愈要加緊，此後他的處心設計，無一不以保持統一的帝國為前提。於是又十五年。而在此原始的農業的社會裡，達到其目的捷徑不是在中層增加其結構的繁複，而是保持下端的均衡。隋文帝楊堅於五百九十四年令各府州縣各給公廨田，做官的不得治生與人爭利。五九五年所制工商者不得進仕。五九八年詔禁民間大船，凡船三丈以上悉入官。都是從保持農村社會的單純劃一著眼。他的提倡佛教，也並不是出於信仰上的虔誠，而是以統一思想為宗旨。其大量裁減國子學，廢州縣學，也是因為儒學之道，不外「識父子君臣之義，知尊卑長幼之序」，高級人員則需要「德為代范，才任國用」，所以也不必大量儲備。他自己布衣粗食，也無非與低級標準看齊。
這以上種種設施，也與當時稅收政策吻合。隋唐繼承前朝的「租庸調」制，其重點在國家財政遷就於簡單的農村經濟，與均田並行，原則上避免納稅人貧富的差別，以極低的稅率全面徵收，才發生廣泛的效果。雖如此，仍有技術上的困難。《隋書》食貨志提及北齊定一夫一婦納稅額為一「床」，獨身者繳「半床」，如是「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只因為皇權凝聚於上，納稅的義務則遍及於匹夫匹婦，當中缺乏各種有權力能裁判折衷調整或甚至帶服務性質的機構，於是制度能否遂行，全靠皇帝自己出面，向下加壓力。文帝楊堅的晚年，就盡瘁於此事。他又嫉視屬下官吏貪贓，凡受者必死。他又自己在朝堂訊問臣下，召對不如意，立時誅殺之。所以《隋書》說他「天性沉猜，素無學術，好為小數，不識大體」。
可是經過他的高壓政策，隋朝的府庫各物山積，甚至窖藏還不能容納。所以錢穆曾說西漢要經過四帝七十年之休養至武帝而盛，「隋則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這也表示中國傳統重農政策下的一種特殊現象。因為全面生產，完全不講究交換分配及使國家經濟多元化，又不作質量上的改進，短時間的全國動員，即可以使農業的財富（因其無組織結構與商業的財富不同）豐溢超過預期。煬帝於公元六○四年即位，也算是繼承著第二帝國創國以來的經濟基礎，只是這樣的富裕倒也成為國家的贅累，當日政治思想又要防止「兼併」，那麼已經在農村動員的勞動力作何區處，難道令大批人民失業不成？
這樣看來隋煬帝之耗用中國人力物力，有其歷史上的背景，即他集天下鷹師於長安，聚樂工於洛陽，也還是受客觀環境的誘導。至於開掘運河，則北魏孝文帝元宏時引洛入谷作漕運已有之。建造宮殿則已在隋文帝築仁壽宮時開始，據說「死者以萬數」。甚至伐高麗，也始自文帝。公元五百九十八年之役，動員三十萬眾，既遇潦雨，又遭疫病，舟師則船多漂沒，傳統作史者稱其「死者十八九」。所以煬帝的種種作為也還是隨著文帝的步驟，是當日全面運員的一種產物，初時也有文武百官的支持，否則隋煬帝楊廣縱是獨夫，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強奪民意如此之久。
所以我們今日檢討煬帝的成敗，不能專以他楊廣一人功罪作最後的解答。即在楊隋之前，各北朝已經相交實行均田制。這樣以理想上數學的公式向下籠罩，功效如何，全靠租庸調的稅收作實際考核的標準，這方案一經發動為一種群眾運動，也不容易適時收束。於是矯枉必過正。因之只有上面需要的數字，沒有下層著實的統計，以致男丁抽完，力役及於女人，並且「徵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不到征高麗失敗，全國反叛，不知已極。隋煬帝雖有想像力，到底不是大思想家，他也不像我們能看到古今中外的歷史縱深。他最後退居江都一年多，竟想不出一種主意，也可見得他始終沒有透徹地瞭解他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傳說他曾顧鏡自照對蕭后說：「好頭頸誰當斫之？」是否真實可靠，殊成疑問。但是其無可奈何的語氣，已與他悲劇性的結局符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