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小學歷史，都知道唐朝有「藩鎮之禍」。但是對其實際情形則又茫然。我想今日一般讀者的觀感，大致仍如此。其原因則是大批讀物缺乏緊湊的綜合敘述，只是提出一大堆人名地名，使讀者無所適從。而且很多古籍上的觀點，已不符合現代的眼光。現在讓我作一段簡單的介紹：
所謂藩鎮之患，開始於安祿山叛變之後。起先只有「河朔三鎮」，此即是廬龍（今日北京及沿長城一帶）、成德（稍南與山西毗鄰的地區）和魏博（渤海灣迄黃河以北）。每一個鎮（有時也混稱為「道」）轄五、六州或十餘州，約占今日三分之一個行省的面積。每一個鎮的首長即是「節度使」，也就是軍事首長，兼理稅收民政。安史之亂既平，朝廷無力追究其組織系統，只讓一批降將，統率這些地區。於是這些地盤，都成世襲。各使在境內自派州縣官，自行徵兵抽稅。他們一離開任所，就自派「留後」，也等於副長官和繼承人。有時他們也用進貢的方式，向朝廷呈獻一部物資，但是稅收及其軍制，則自行勘定。其中也有軍士驅逐他們的領導人物自立首長的情事，唐朝皇帝也只好事後追認。而這種獨立及分化的運動，遍布到今日之山東、河南及安徽邊境，甚至長江以南的浙江和四川也有節度使乘朝廷軟弱而傚尤。
這藩鎮之患成為歷史上的一段事蹟，則以德宗李適和憲宗李純兩朝最為顯著，他們之前朝廷對這些藩鎮無力過問，德宗開始不承認各藩鎮的世襲；憲宗則有系統地用軍事力量削平藩鎮。他們是祖孫，中間一代為順宗李誦。但是順宗即位之前，即因風疾不能發言，在位只八個月即傳位於憲宗，與所敘無關。所以這段歷史事蹟發生於李適與李純兩帝之間，在公元八百年之前後約各二十年，共歷時約四十年。
中樞企圖削平各藩鎮的計劃不容易生效，是由於皇朝本身沒有兵力對付，只能藉此削彼，讓各藩鎮看清他們除非聯合抗命，否則只有被各個擊破。於是他們互相提倡「合縱」和「連橫」的政略和戰略，以對付長安的皇室。這種分裂運動於公元七八二年達到最高潮。反抗朝廷的節度使推極北的朱滔為盟主，稱大冀王，其他各稱趙、魏、齊王。至此他們也還是只有宣告獨立，尚無向唐室進兵的準備。直到李希烈於七八三年從淮西（今日河南之東南角）攻佔襄陽和開封威脅洛陽，稱楚帝，才使朝廷震動。朱滔之兄朱泚，過去曾自動地提倡尊王攘夷率領唐兵與吐蕃作戰，這時閒居在長安。德宗也相信他與各人的叛變無關。不料有一支從西北調來戡亂的軍隊在長安叛變，他們與朱泚有舊，也推戴朱泚為他們的首領。於是德宗倉皇出走，避難長安西約二百里的奉天。朱此在長安稱秦帝，且曾一度圍攻奉天。
德宗接受了陸贄的建議，對造反各臣除朱泚暴犯陵寢不赦之外，其他全部赦免。他在七八四年所下制稱：「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勛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並所管將吏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勛，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不久李希烈被部下毒斃，朱泚兵敗之後落荒而走被殺，朱滔亦氣綏而死。只是他們的失敗，並不能算是德宗的成功。各藩或子孫替代；或為自己的部屬取而代之，其獨立與分化的情形如故。有的一家割據一鎮達十世以上，歷時數十年之久。德宗則「自經憂患，服為姑息」。
憲宗實際上繼德宗登極。他在祖父行退讓政策二十年後又發動削藩。西川節度使劉辟驕騫，憲宗派兵討伐後將他削職。夏綏留後和鎮海節度使拒命反都被斬首。只是憲宗鑒於德宗之失，行動比較穩健。不在兩線作戰，不令意存觀望的藩鎮事先發生疑懼。他之平淮西，費時五年，最後指揮戰局的司令官於雪夜行軍出敵不意將對方一鼓成擒。八一九年平盧（今日山東）之李師道反，其部下叛變將之檻送京師，至此為唐代削藩事業之最高峰。元和一朝（憲宗年號）唐室號稱中興。然則好景不長，翌年憲宗李純即為宦官所弒。原來德宗想要加強中樞的軍事力量，組織「神策軍」，以宦官統領之，初時不過保衛宮廷，只因神策軍的給養補給遠較其他部隊為優，於是很多邊軍，自願「遙隸」神策。朝廷又常派宦官為「監軍使」去視察其他部隊，如此都增加宦官的力量，憲宗末年據說常服金丹性情暴躁，才有這樣的結局。
藩鎮的問題，牽涉到很多因素，不是全靠人事的處置所能解決。憲宗死後才幾個月朝廷派往成德與幽州的節度使，或被叛軍謀殺或被拘禁，朝廷的戡亂也無成效。於是長安的政府再度承認現實，讓河朔三鎮自行其是。至此全國劃分為四十個到五十個「道」，其疆域數目也經常變更。各地節度使實際自主的情形，因人而不同，因地而異。所以藩鎮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只是長安的朝廷內宦官廢立君主，朋黨混淆政局，茲後還要面臨流寇之如黃巢者，本身就不能作主，也不能視藩鎮為「患」為「禍」了。
現存有關藩鎮之患或藩鎮之禍的資料，大抵根據「朝代歷史」的眼光寫成。我們在一千兩百年後，如果將過去的限制全部推翻，首先質問唐朝中葉之後是否應當繼續存在，甚至中國在第九世紀是否應當保全統一的局面，不以成例視作當然，對於藩鎮問題必有不同的看法。
公元七百八十年德宗用楊炎之計，行「兩稅制」，等於放棄以往均田、租、庸、調、府兵等等「間架性設計」的組織與制度。唐朝初年的興旺，由於起先地廣人稀，下層結構緊湊簡單。於是繼太宗李世民之後，武后則天及玄宗李隆基初年大規模的組成新官僚體系，擯斥巨家大室的力量，將地方官的職權推得到廣泛的區域。其執行時全靠由上向下派定的一套數學公式。其宗旨與傳統的君主制度，真理由上至下的習慣符合（唐朝的皇帝都稱聖人），也和官僚制度所提倡的不相出入。
只是經濟蒸蒸日上，人口移動，各地區條件參差不齊，技術管制的因素也趨繁複。這種種變態，也正是以間架性相始終的文官組織力不能及之處。玄宗一代宇文融的括戶政策已經使官僚集團的團結動搖，東南的物資由水運至長安，便開爭鬥之門，邊軍用募兵，購戰馬又要切實顧及各地的情形，更容易使軍事配備脫離中央掌握，其基本的原因，則是在極權政治之下，統計數字與真理由上作主。如果以農村組織為單位，其所控制的即有不盡不實之處，易為一村一地容納遮蔽，不致牽一髮而動全身。一到人員與物資叢集，各種因素互為關聯則其權利與義務無法交代時，必在組織中發生分裂作用。
兩稅制出於當時的需要，在新體系之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互相磋商，決定地方每年向中央的貢獻。既是承包制度，則節度使必須有自行立法及控制管區內部人事的權力。可是這種種以地方作主的辦法，在中國歷史內向無成例，而且民智未開，商業組織幼稚，又談不上代議政治，於此就造成一種尷尬的局面，引起職業軍人之抬頭。
這當中的衝突不僅在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之爭，更因傳統的統籌辦理，注意全面的均一雷同，與新型財政的重點主義衝突。這也就是說，一方是平衡式的管制，注重形式；另一方面則是不平衡的支配，注重實際。楊炎雖作兩稅，仍著重前者。他的宗旨，以「尚書度支總統焉」一句話包羅殆盡。後者則可以劉晏作代表。他以公款造船，將財政片面商業化，將貨物買賣的盈利，增加政府的收入。以兩人著眼之不同，雖同在中央服務，終造成兩個水火不容的體系，以致劉晏被楊炎讒殺。當日藩鎮之自主，也有趨向財政實用主義和重點主義的模樣。怪不得很多節度使對劉晏之死提出抗議。九世紀的國防也有了相當的變化。威脅北方的突厥，業已中衰。吐蕃之為患，端在蠶食疆土，很少大規模地內犯。回紇則既在邊區經商也間行剽竊，李唐王朝也用和親及互市的方法籠絡之。只是這些部落逼近長安，中樞責無旁貸，西南的南詔不足成為嚴重的問題。東北角之奚及契丹，則是鞭長莫及。過去的經驗，以官僚機構的方式對付這少數民族的問題，不僅經常坐失機宜，而且其政策易被中樞的責任觀念與形式主義所蒙蔽，有時逼著少數民族造反。
《舊唐書》和《新唐書》的「北狄傳」都說安祿山事變後，奚及契丹，就沒有在河北地區發生大規模的騷擾。兩史都說各藩鎮本身利益之所在，他們既勤派斥候與巡邏，也不無端尋釁去覓軍功。所以從這角度看來，各藩之獨立自主，也融合於以上將邊防問題合理化解決的趨勢。所以牛僧孺就說，只要這些藩鎮能捍御北邊，他們對朝廷的逆順，已不是重點之所在。
我們從各種跡象看來，河北在九世紀好像已成為農業與畜牧混合的經濟區域。確定的證據尚待繼續搜集，但是《新唐書》卷二百一十至二百十三列舉割據河朔三鎮及山東平盧的世家二十家，內二家出自奚，二家出自回紇，更有契丹、胡及高麗各一家，他們都有中國姓名。奚兵則已在安祿山叛變時在長安出現。朱泚手下的驍將李日月也是奚人。
歷來中國與北方民族作戰時一個重大的弱點，是戰馬不繼。因為農業倚賴精細耕作，務必人煙稠密，村舍鱗比，在此環境內既缺水草，又將牲畜馱載重物，其馬必至駑下。可是九世紀的各項紀錄提到河北各鎮，則顯示其騎兵佔優勢。而韓愈文稱「冀北馬多天下」，其馬匹之出現為「群」。廬龍節度使劉總於公元八二一年棄官為僧之前曾供奉朝廷馬一萬五千匹。八二二年幽州節度使朱克融也稱進馬一萬匹羊十萬口，雖說後者未必確曾奉行，但是這些跡象，表示當地社會經濟情形非常特殊，已無可置疑。有些歷史家就認為當日河北是一個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混同的社會。
綜合以上各種情形看來，唐朝後期之有藩鎮問題，已不足怪。而令人感到驚訝的則是在此情形之下李唐王朝尚能繼續達百年之久。陳寅恪的解釋，則是朝廷能繼續以東南的物資支持西北的邊防，只要這歷史上的任務繼續存在，李唐王朝也能繼續存在。我們也可以說一定要到中國的國防重點由西北移至東北，以前為邊患的遊牧民族被新興的外患所替代，而這新興的外患有如契丹之遼，其本身除遊牧之外，也具備有農業的基礎，中國才會出現一個有競爭性的體制，與之周旋，北宋就在這條件下誕生。在過渡期間，「藩鎮之禍」只是新舊交替之中發生的一種特殊現象。
再籠括敘述一次：這期間最大的變化為土地佔有變質，以小自耕農為主體的國家經濟不能繼續，稅制也放棄以前按人口水平徵取的原則，而滲入累進稅，徵取的範圍包括間架（房屋地產）、除陌（在預算裡強迫扣除）及征商等等名目，其詳細辦法由各地自理，軍備則一般上漲，這種種情形，是社會經濟進化的必然現象，只是已與初唐有很大的差別。對朝代言，藩鎮誠然為患為禍，然則他們在歷史的長期發展過程中，也仍產生了相當積極的功用。因為新兵制和新稅制必要一個新的行政機構主持。藩鎮之職位世襲，他們的繼承人（留用）不要部下推戴。其為地方政權則不能完全漠視其地盤內特殊的利害，凡此都與文官制度的統籌均一雷同的原則相反，不能由中央通令構成。而他們組織一種精銳的部隊稱為「牙軍」，將他們統御的權力從節度使所駐在州輻射的布及於一鎮一道，雖說其稅收私自處理，大致仍採取「兩稅」的原則，這樣無形之中在技術上解決了很多極權政治不能解決的問題，也成為一種新體系，以後通過五代的局面為北宋所接收，所以，我們不能否認他們在「第二帝國」的歷史的演進中，曾產生推陳出新的功用。
黃巢
中國的民變，通常在開始時，帶有幾分離奇和神秘的色彩。其原因則是一般農民安土重遷，除非有劇烈的天災人禍，很少機會能促使大量的人口鋌而走險。並且縱使他們被投入變亂的大熔爐，也仍要通俗的宗教思想，有如蒼天代黃天，彌勒再生等等傳說與觀念，發動精神上的力量，去支持其大規模的暴動。又要待這兩種因素牽連在一起，醞釀到一段時期之後，這民變才引導出來某種有跡象可循的社會運動，使人們能考究其在歷史上的真意義。
公元九世紀末葉黃巢所領導的變亂，不盡符合上述程序。雖說八百七十年間，「仍歲凶荒人飢為盜」，曾構成變亂的背景，黃巢和他的身前領導王仙芝卻不能在蝗災所及的山東、河南與陝西奠立反叛的基礎。黃巢曾一度稱「沖天大將軍」，也散放過一些謠言與諺語，去助長他的運動，但是宗教上的牽涉引用，卻始終不是他運動之中值得注意的因素，也沒有全民動員，促使女人和小孩子一併參與的徵象。
關於黃巢的出身，《舊唐書》只稱「本以販鹽為業」，還帶著一種輕蔑的語氣。《新唐書》則說「世鬻鹽，富於貲」，已非一般貧販腳商。《資治通鑒》更提出他「屢舉進士不第」的背景。而且新舊唐書都把他與朱泚並列，《新唐書》更標明其為「逆臣傳」，可見得傳統的作史者沒有把他當作一般流寇看待。
《新唐書》又再說及：「巢之起也，人士從而附之。或巢弛檄四方，章湊論列，皆指目朝政之弊，蓋士不遑者之辭也。」只是其文字過於單簡，我們無法確定其「人士從而附之」的實際情形。但是他手下大將朱溫，以後為梁太祖的朱全忠，其背景最近經王賡武的研究，證明其並非十分寒微。即此一端，也可以看出《新唐書》所說不虛。
黃巢造反的事業，通過廣泛的區域，除在贛閩之間「形山開道七百里」之外，一般都不避通都大邑，也沿著巨流大川來往，所以他部下農民軍的成分，並不十分濃厚。看樣子他曾吸引一大部城市人口，而且他的部隊一經打散又能迅速恢復，所以他必經常收納討伐他之官軍的兵員。
公元八七八年王仙芝在湖北黃梅附近授首，所有流寇逼至長江以南，才使黃巢的運動徹底的展開。他於這年由浙江江西入福建，是年冬或翌年春得福州，又再於八百七十九年的夏天攻佔廣州。在這時候他還希望朝廷招安讓他做廣州節度使。只是此計未酬又加以疫疾，軍中病死的很多，他在廣州大肆屠殺之後，決心北返，路中不費力地取得潭州（長沙）。八八○年初他曾被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所屬的沙陀（突厥語系）騎兵在湖北挫敗，但是黃巢仍沿長江中游再寇江西安徽浙江，終在采石渡江北去，兵力稱六十萬，實際上其數目無法確定。又經過幾度迂迴之後，先占洛陽次攻陷潼關，至此長安不戰而得。唐室的僖宗李儼，早已倉皇奔蜀。
黃巢佔領長安兩年半，稱大齊皇帝。是他事業的最高峰，也是自投陷阱。他與長安人民的關係，一直沒有弄好，自己則放棄流動性，也無法開疆拓土，以致都城內的供應也漸成問題。八八二年朱溫降唐。八八三年沙陀之「黑衣軍」被召勤唐王事，克服長安。但是黃巢即東奔仍與唐軍鏖戰達一年，終在八八四年在夏天在山東兵敗自刎，離他十年前起事的地方不遠。
黃巢的部隊渡過黃河兩次，渡過長江四次。可是他的南北馳騁，也並不是「如入無人之境」。他初期在長江以北，避免攻堅，只是掠地脅迫人民參與他的行動。他的戰術，似得自王仙芝。《新唐書》說及王死之前，曾劫掠安慶南昌岳州長沙一帶（唐時為和、洪、岳、潭各州）。其戰法著重保持堅強的中樞指揮系統，同時向數處派出搜索部隊，如果某處敵方決心固守或準備迎頭痛擊即放棄這方面而之他。所以地有所不攻，城有所不取。只是南方各大都會一般防禦鬆懈，才給他有機會放肆。他在北方唯一的例外為八八○年年底之攻潼關。然則這時防禦軍的主體之神策軍，為唐室宦官掌握。神策平日的軍籍為長安富家子弟佔有，他們借軍馬和制服裝威風，一到作戰臨時出錢雇貧羸之人替代。而且潼關的防禦也著重城樓，而忽視附近地形，因之也讓黃巢未戰先勝。
長安本身政治之混亂，也與這些流寇的故事不能分割。唐朝的中央政府自九世紀初期以來，有「北司」與「南司」的軒輊。北司為宦官的衙門，他們有四五千人，自德宗李適成立神策軍，宦官取得兵權，又廢立君主，有逐漸組成一個軍政府，與宰相所率領的南司抗衡的趨勢。
南司的文官也有它自身的毛病。在公元八○年以前約四十年，最重要的爭執為「牛李黨」。牛僧孺與李宗閔是同年進士出身，聲氣相投。李吉甫和李德裕是父子，其政治力量更是一脈相傳。李吉甫為宰相時牛僧孺和李宗閔曾在皇帝面前攻擊他。後來牛和李德裕同是朝中重臣，先後任宰相，也將父子以來的冤仇，牽扯到一起。除了他們個性與背景之外，其政策與立場也有顯明的差異。以現代術語稱之，李德裕可稱「古典型」、「保守派」。他認為對藩鎮不可放鬆，一定要堅持中央的威信，在國防上也要對回紇和吐蕃採取主動，並且排斥新進文官看不起由科舉出身的進士。牛僧孺可稱「現實主義者」或「自由主義者」，他看清朝廷力量有限，不願在內政外交上另生枝節，牛李兩方既無合作與妥協之可能，也影響到彼此的門生子弟。
牛僧孺和李德裕在八五○年前後相繼去世，他們的爭執已成了往蹟。但是朝中分裂如故。早在八一三年李絳即對憲宗李純說及：「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迄至黃巢佔領長安，僖宗在成都的流亡政府也仍是門戶派別，各不相讓。
這樣一個分裂的政府賦予戰局的影響則是所有的軍事長官都覺得安全沒有保障，於是意存觀望，不願有功，但求無過。在湖北擊敗黃巢軍的劉巨容就是一個典型。傳說有人勸他乘勝追擊黃巢，流寇可望全部殲滅。他即說：「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有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敵以為富貴之資。」他是否真如此直言，無法證實，但是這種態度則極普遍。即派往剿伐黃巢的大員如高駢與王鐸，亦無不如此。所以戰場上謊報敵情，各路缺乏協同，預為流寇留出路，不令他們作困獸鬥，有戰果不擴張，有時不戰先潰成為官軍一派普遍現象。因之政府陣容中留下了很多空隙。黃巢行動叵測，他的眼光不受局部形勢限制，他能夠協定大部隊的行動，不可能沒有紀律及軍事天才，但是他的成功也還是歸功於對方的弱點為多。
以上各種因素前後重疊互相印證，使我們看出黃巢的造反與一般民變的情形不同。唐代的覆亡，也與漢朝的覆亡有很大的差異。農村問題與土地佔有，當然與大問題有關，可是不是最重要的環節。九世紀的中國社會，經過黃巢的騷擾，並沒有完全崩潰，有如魏晉南北朝的階段。以後宋朝的重新統一，也全賴都市裡的經營，不需要在農村裡改組。
可是黃巢的暴動卻徹底的暴露了政府機構間各種事物無法協定的真象。這種弱點也還是要追溯於稅收與財政。唐初的租庸調製，有如《新唐書》「食貨志」之所云，「以人丁為本」。這樣的設計，假使人口極少流動，各地情形一般均一雷同，管理他們的文官組織，也是一個龐大的扁平體，其中各種因素，都可以互相交換。中唐之後，這種情形已經有徹底的改變。楊炎的「兩稅」符合當時的需要，可是新制度出諸一紙文書。這時候如何按畝抽稅，如何行累進稅制，如何徵收商人的資產稅，全靠州級以下地方官作主。地方分權的門徑一開，即再無法統籌歸併，各道對朝廷的進奉也稱「稅外方圓」，也有「日進月進」。北方的藩鎮既獨立自主，一到九世紀初期，全國只有東南地區約占唐帝國四分之一的地方還向中央按時繳納稅務收入，北方約有四分之一地方則全不繳納，其他約佔一半的地方則繳納無定。地方政府的收支更無從覆核。八三七年李德裕代牛僧孺為淮南節度使，兩方的交代則稱有錢四十萬不對數。中央政府自身的收入也有採取承包制的模樣。八二一年鹽鐵使王播即一次進「羨餘」絹百萬匹。這樣當然談不上吏治的澄清，也難怪文臣之中有黨派之爭，在這環境下皇帝也只有依賴宦官。
而且唐朝末期的軍費，大部靠鹽稅收入開支，時人就說「天下之賦鹽利居半」。除了東南沿海之外，其他的鹽池鹽井都給各地駐軍專利。
財政與稅收缺乏規律性與統一性，其結果一方面是課斂重，容易激起民變，王仙芝作亂時其檄則稱「吏貪沓，賦重，賞罰不平」。黃巢與他同業鹽。在五代十國間為吳王的徐溫，創立前蜀的王建和割據浙江的錢謬也都一度以販鹽曾經為盜。可見得政府之專賣食鹽與人民生計攸關，其間處置失當就可以使這一項利源成為變亂的淵藪。另一方面的影響則是在這財政混淆的局面裡，國計也受限制。李德裕企圖裁減官吏兩千，其原因也是「財日寡而受祿多」。僖宗朝宦官田令孜為神策中尉（禁衛軍司令），《新唐書》「食貨志」也歸結他的行動為「怙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並且黃巢亂後，他又和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爭兩池鹽利。兩池的收入向來為王所掌握，他只每年向朝廷歲貢鹽三千車。這時田募新兵，希望收回鹽利給餉。王重榮一怒之下，又進兵長安，引起僖宗李儼再度出奔。
從以上各節綜合看來，黃巢的變亂，證明內地的集體安全，需要一種新的體制，也與財政稅收息息相關。這時候長安的唐帝國無力出面領導。而且全國缺乏適宜的幣制，富戶居奇造成錢荒，通貨收縮之餘有些稅民所付賦為原額三倍。而全國省級單位有五十個道，也亟應收納歸併。凡此都要待五代十國之軍政府的一番調整，才能走上趙宋王朝的正規體制。在這種情勢之下，黃巢及其招討，只是推進歷史的工具，而不是歷史發展重要節目。有識者早已看穿箇中奧妙。錢謬與鎮將董昌都是臨安人，他們在高駢指揮之下與黃巢作戰，可是錢對董說：「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以捍禦鄉里為名而去之。」這樣看清大局，錢謬才能節省力量，以後他一手創立的吳越，統治浙江幾一百年，在五代十國間歷時最久，也可以說是在大時代變亂之中已先向歷史伸展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