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2年7月23日星期一

林行止:序蔡東豪的《我不信中國模式》



「中國模式」是個常見常用的詞彙,然而界說涵義,言人人殊,耶魯大學金融學系學者陳志武就此立論著書,書名卻是《根本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 就像陳志武教授,蔡東豪同樣信奉市場經濟,認為中國開放後的經濟民生飛躍向前,完全得力於自由市場的核心價值得到中共認可,過去全面領導經濟的國家機器還 騰出空間和「戲份」讓人民分沾,這種改變釋放出驚人的生產動力,擺脫一窮二白的困境。

可惜為山九仞,嚐到經濟甜頭後,只有二三十年歷史的國 內中產,既滿足於高增長帶來的生活改善,也滿意於集權領導一言九鼎的「辦事效率」,對於進一步健全市場的公平競爭、法治基礎和資訊流通等,皆淡然處之,毫 不積極,遑論對民主制度的索求。「市場」受政府人事而非明確政策的規範,官商合作與官商勾結的區分,關鍵往往不在乎法律標準,而是仰仗的官員是否仍然當 權!

明白經濟增長能磨滅「思變」之心,維穩高於一切的集權政府,遂以大量投資,推動增長,把資源錯配和跡近浪費的弊端視作等閒,中國此一 「Grow out of the problem」的招式,以作者看來,實不足以Grow out of the problemp.57)!政治領導的掌控意志與市場的無形之手相比,前者的手愈伸愈長,後者則「得些好意便回手」,形成官方壟斷的產業,通過併購而大 事擴張,民企與個體戶生意則相形失色。作者對中國過去十年八年間這種「國進民退」的逆向走勢不以為然,因此疾呼:「我不信!」

不信又怎樣?綜觀天下,中國畢竟仍是世界有數潛力無限、龐大活躍、很多機會、同時也布滿險阻的市場!蔡氏曾為分析員、傳媒人和金融界業者,其專業識見,不難贏到人們對其觀察和分析能力的信任,高喊不信中國模式,極其量只是開場白的sound bite

作為一家上市公司的現役總裁,國內市場再不健全,只要有生意可做,蔡東豪還是要廁身其間,不斷打拚,盡其所能,追求實惠!結集當中,環繞他在國內外營商的探索見聞,才是最值得細味和參考的精華所在。

國 內近年時有民企老闆遇害自殺的消息,民企日子難過,以Tony之見,最大壓力,不是來自中央——「相對於地方政府的極權管治,中央政府猶如一個北歐民主政 府」(p.21);為什麼「人民大翻身」了那麼多年後,源自封建社會的「山高皇帝遠」、「唔怕官最怕管」、「伴君如伴虎」等等的情況,還是那麼鮮活地逼到 人前?享有民主的歐美國家,人民何嘗不也狼狽不堪?接二連三的金融風暴、經濟危機,使他們對政客的庸碌無才,同覺氣炸,可是除了認命,似乎也只有接受現實 而別無選擇(新選出的政客一樣難有作為)!相對之下,經濟還有增長的中國,人們便不會貿然為掙脫壓力而生「非份」之想了。

沒有選票的牽制, 技術官僚原本可以憑其專業能力、心無旁騖地挑起管治的責任,香港當年看重文官制度,用意亦不外於此。可是技術官僚的專業判斷永遠敵不過貪腐的敗壞,國內的 地方政府,由於官員並非民選,根本不必顧慮各方爭議,但是貪官污吏卻把原來該以專業知識為基礎的程序扭曲,自把自為,正道迷失,決策生誤,百病叢生。香港 回歸以後,負責「領軍」管治香港的,在作者筆下,是由「阿爺」、公務員和從政者合成的「騎呢鐵三角」,就像分工不清、管理脆弱的商業機構,業績難看,自不 待言。過渡十五年來,香港管治乏善足陳,有如鬼魅纏身,群眾之於「領軍」三方,絕非真誠的服務對象,而是受用聽命的「附庸」之輩。尊重獨立人格的自由社 會,人們可以是其是非其非,可以開懷無懼不偏不倚地表達意見,一旦自覺或不自覺地淪為附庸,便身不由己,言難由衷。一日未有通融共識和迎合情理的社會秩 序,一國兩制有意保留殖民地管治那些推崇法治、尊重制度、重視程序、奉行能者居之的銓敍考核和公務員保持政治中立等等的優點,便逐一出現破敗的跡象。

縱使不信中國當前的國進民退,蔡東豪卻十分肯定中國經濟改革的大前提是從計劃經濟走往市場經濟,雖然她所走的,不是一條平穩直達的康莊路,過程有快有慢有進 有退,但是取向清晰,目標不移。反觀香港回歸以來的變化,倒真凌亂得深不可測,五十年不變的原意,如今是否已經出現因循怠政而「走樣」?急於興革的行政長 官會否忽略程序、人事和職業官僚的謹慎作風而把港人向來珍視的質素棄如敝屣?

借「蘭桂坊之父」盛智文不獲領匯股東支持,未能連任非執行董事 一事,作者輕輕帶出香港企業管治文化在質與量方面起了值得注意的變化,他提到國內企業對獨立董事的規限,更為嚴謹,而證監與港交所的監察與管理,功能有否 鬆懈?那是一個包括筆者在內的港人極為關心的問題。財經界似乎是中港最有共通語言的領域,蔡東豪卻藉着上海地產的「股票空手道」一案,指出國內的商業社會 文化佈滿陷阱,連只是提供專業服務的香港法律界資深人士,也未必具備足夠的警覺性而終至失覺失誤而陷獄。

像在國內山寨貨與盜版之間的磋議, 作者對香港的未來,也感矛盾。結集有一文題為〈我信唐英年〉(p.95),不過,信又怎樣?香港人迎來的,是他感到〈陌生的梁振英〉(p.85)。生意人 永遠追求生意,是利己利人的人間實惠,那與有抱負的政治領袖一樣,他們並非沒有為國為民的存心,可是一入權責傾斜,缺乏制衡、理性沒有用武之地的社會,造 福社會的再好意願,也有可能換來事與願違的人禍。

無論是在政界、財經界或工貿界,蔡東豪高舉的核心價值是自由、是開明、是法治、是理性、是 一絲不苟的專業精神、是持之以恆的謹慎管理、是用人唯才,是能者居之……。很多香港人都有差不多的理念,蔡東豪以文字寫下他的見解,從實例說明事有成敗的 關鍵所在,希望香港未來是循理性的方向發展。

這是一本仍存真摯的香港人所寫的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