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十五年，香港宏觀經濟的整體增長十分顯著，但在社會發展層面，全港呈現出人口年齡老化、男女比例失衡、貧富懸殊擴大這三大結構性變化，而這其中，又以貧富懸殊擴大尤為嚴重。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6月中旬出版的一份最新報告（《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主題性報告：香港的住戶收入分佈》）顯示，在過去的十五年裡，香港收入最低及最高的住戶數目雙雙增加，中等收入住戶比例卻逐年萎縮，家庭收入差距顯著走向兩極化。分析顯示，全港每月家庭總收入高於6萬元的住戶比例，由1996年的6.9%顯著增至2011年的12.2%，達28.75萬戶；月入4,000元以下的住戶比例由回歸前的6.7%增至9.1%，達21.4萬戶。而月收入1萬元至4萬元之間的所謂中產家庭住戶，卻由61.2%跌到了52.8%。（注：1996年資料來源於香港政府統計處《二零零六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香港的住戶收入分佈》）
雖然由於香港的人口調查缺乏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方面的資料，並不可得出貧者愈貧的結論，但香港的貧者愈多，卻是事實。從基尼係數（按原本住戶每月收入（original
monthly household income）計算）來看，香港已經由1981年的0.451增加至2011年的0.537。香港2011年的貧窮人口亦超過120萬人，是自2001年的第二高數字，貧窮率為17.8%。貧窮住戶數目則為46萬戶，為過去十年來最高數位（根據香港政府的定義，貧窮人口指生活于低收入住戶的人口，而低收入住戶指按不同住戶人數劃分，收入少於或等於全港相同人數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的住戶，2011年按住戶人數劃分入息中位數一半的數額為:一人家庭:3450元、二人家庭:7500元、三人家庭:10575元、四人或以上家庭:12875元）。雖然香港家庭月收入中位數，已經由1996年的17,500元增加至2011年的20,500元，增幅達17.1%，但香港同期間的通脹率卻也高達12.5%。
另一方面，香港低收入人士的狀況難望改善。樓價租金高居不下，反映香港樓價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CCL）在今年4月一舉超越1997年7月樓市頂峰期的102.93點，7月13日最新公佈的資料更是高達105.01點，相信這一指數短期內仍將繼續徘徊在高位。特首梁振英所承諾的提升土地供應、集中建公屋等措施，也需要3-5年的市場消化才能見成效。與此同時，香港市民在住屋開支上的負擔愈來愈重，公屋輪候人數不斷增加。根據香港社會褔利署發佈的《香港社會發展指數2012》顯示，2010年公屋輪候人數持續攀升至約145,000人，現時住屋開支占住戶總開支的32.8%。而全港領取政府綜援人數，至今年5月底（6月20日香港社會褔利署發佈的最新資料），達到274,464人，約占到香港總人口的4%，比起15年前大幅增加了13萬人。
在一些學者的分析中，香港已經明顯出現「M型社會貧富懸殊」和「中產向下流」的社會轉型特徵。「M型社會」語出日本經濟戰略專家大前研一，是近年來描述貧富懸殊這一社會現象的新名詞，在其著作《M型社會：中產階級消失的危機與商機》中有詳細描述。M的左邊是指低下層收入人士，右邊是指高收入人士，兩者人數會越來越多，中間的中產人士則減少，大多數更流入中低階層。而「下流社會」則來自日本社會觀察家三浦的著作《下流社會》一書。所謂「下流」，是指社會中的中產階層因對現有經濟生活狀況的滿足而喪失往上流動，即「上流」的進取心，從而在不自覺中往下分化，形成社會中佔據多數的“下流階層”。當中產階級逐漸消失，社會階層出現「上流」與「下流」的兩極化現象，就會造成嚴重的社會不穩定。
對社會轉型討論之熱，最早可以追溯到1995年。美國康奈爾大學羅伯特•法蘭克（Robert Frank）與杜克大學菲力普•庫克（Phillip Cook）兩位教授針對美國上流社會少數菁英寡占社會資源的現狀，撰寫出了位列《紐約時報》年度暢銷書排行榜第一的名著：《贏家通吃的社會》（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該著作有效地結合經濟學的分析與社會學的觀察，以“馬太效應”為核心概念，預言社會資源集中於少數金字塔菁英的貧富差距現象，不僅不會因為民主化的發展而趨緩，反而會隨著資本主義的擴張而加劇。
香港回歸十多年下來，過去由快速經濟增長推動社會流動的發展模式已經成為歷史。隨著新的宏觀經濟環境的出現，香港經濟增長的步伐日趨緩慢，舊的社會發展形態在全球化競爭與區域化競爭的雙重壓力之下，開始不可避免地出現裂縫。伴隨而來的，就是香港貧窮人口不斷擴大，中產階級逐漸消失，社會階層開始出現「上流」與「下流」的兩極化現象，而年輕世代（30-35歲）則源源不斷地選擇加入「下流」中的社會。
西方經濟學中有「滴流經濟」（Trickle-down Economics）一說，經常被歐美等國提倡整體經濟增長的政客採用，所說的就正是「香港好，香港人的生活必定得到改善」的道理，認為只要整體經濟發展良好，經濟資源增多，就好比河流的水源多了一樣，自自然然會流入所有支流，使經濟的成長，惠及社會每一階層和每一個人。然而事實上，「滴流經濟」只是個一廂情願的假設。在香港和不少歐美國家，整體經濟增長帶來的並非是整體生活質素的改善，而只是令一小撮人變得更加富有，更多超級富豪湧現，而絕大部分人卻由於分配的不均勻，生活素質並未得以改善，甚至有愈發惡劣的趨勢。
由此，當越來越多的香港人感覺他們未必可以留在原有中產階層之時，社會怨氣漸漸積累，只會滋生更多的排斥和社會矛盾，危及香港社會的長遠發展。如何保障香港窮人的切身利益？如何扭轉香港中產階層向下流動的趨勢？又如何令香港人對前景多點信心和期盼？這些，都將是梁振英政府必須重點深思的課題。
英國牛津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