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三八三年的冬天，有藏人血統的「前秦」皇帝苻堅大舉伐晉。他剛統一北方不久，長安附近的居民尚是五花八門，所謂「鮮卑羌羯佈滿畿甸」。晉朝雖偏安江左，但是仍能保持西部的防線，如今日之湖北西北漢水一帶以及更西的四川。即在最接近的戰場，也能在江翼壽陽附近發動攻勢。從各種跡象看來，苻堅並沒有在東線與晉人決一死戰的決心，而是統率了很多雜眚部隊，無法統御，只能以軍事行動，維持他的組織。同時又過度自信數量上的優勢，所謂「投鞭足以斷流」。他總希望以涼州蜀漢幽冀之兵，號稱八十七萬的力量，「猶疾風之掃秋葉」，不怕晉人不投降。所以他在出師之前，就宣言要讓東晉皇帝司馬昌明做他的下任尚書左僕射（等於副首相兼軍政部長），晉朝的文武大臣謝安或桓沖，也為未來的吏部尚書和侍中。都預先替他們在長安建造官邸。
如果現存的資料全部可信，則此人受過中國傳統教育，也有幾分書獃子的習性。他與晉人交戰之前，也讓以前俘獲的晉臣朱序作使臣，訪問晉軍。後來朱序卻將秦之虛實告訴對方，替他們定下了速戰速決的方針，並且在戰場上，採取對苻堅不利的行動。
晉朝的總司令謝安，正式官名為「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他也有書獃子的脾氣，年輕時無意仕進，只是與名士來往，有聲望。到四十歲才正式做官，仍是玩水遊山，滿口清談。人家規勸他，他就反問：「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淝水之戰的前夕，他又受任都督十五州軍事。兒子謝琰，侄子謝玄，謝石都是部下重要的將領。對付苻堅號稱百萬的軍隊，他只有八萬人抵禦。但是他「鎮以和靜，御以長算」又「不存小察，弘以大綱」。他對親信將領個別的指示，以使他們「各當其任」為原則。部署既畢，即不再多言，並且招集親朋，下圍棋遊山水以表示「夷然無懼色」。
北方混成的秦軍和南方緊湊的晉軍對峙的時候，謝安的前鋒招致北軍司令：「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從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這文辭只改動數字，在《晉書》裡出現兩次，其以作戰當作競技看待，有《左傳》作風，可能是修史者揣想寫成，但是征之兩方將領風度，也可能是據實記載，因為率北軍的將領苻融，也以文學稱著，既能「下筆成章」，也能「談玄論道」，他作的賦尚是「壯麗清贍，世咸珍之」，並非一介武夫，尤不帶戎狄氣派。
他這次可算是上當。秦軍剛一後撤，朱序即在陣後流布謠言，說是北軍已被南軍打敗。這時倉皇集結的部隊，勞師遠入，人地生疏，又無堅強的鬥志，也就信以為真。如是一潰就不可收拾，苻堅自己也中流矢，是以晉軍大獲全勝。前線戰報剛到總司令部，謝安正與朋友下圍棋，他看後將文書置在几案之上，對棋如故。只是胸中喜氣到底無法全部抑制，下棋完畢，他步入戶內，腳上筋肉緊張，一時伸展不盡如意，用力過猛，竟將木屐之底，在門限上踏損，俗語「不覺屐齒之折」，由來如此。
淝水之戰確定了南北朝的長期分裂。以後南朝的劉裕於公元四一七年入長安，不能久駐。北朝的侯景反覆叛變，也曾於公元五四八年陷建康，不久即為部下所殺，都去統一全國的目標甚遠。
直到公元五百八十九年才有隋文帝楊堅的「天下大同」「區宇一家」。至此已去淝水之戰二百零六年。
在這兩百多年內常成為南北兩方拉鋸戰的地區，除了淮南以外，還有湖北的襄陽一帶。這也可以說是北人所擅長的騎兵戰術，至此已無法做有效的發揮。南人所長為水軍，不僅兵力以舟楫輸送，能夠爭取戰場的主動，而且將士無行軍之勞，糧草有速達之效。只是這種長處，也不能向北延伸使用。淝水之戰時，雙方受地形限制的情形，已見其端倪。如《晉書》說苻堅有「騎二十七萬」，只因一水所隔，不能衝鋒陷陣。而晉軍雖獲空前大勝，也不能擴大戰果，仍是偏安江左。可是這長期的分裂，還有它更重要的原因存在。
自從東漢覆亡，中國人口因天災與戰爭的影響，長期由北向南而由西向東的遷移。即魏晉間的戰事，也帶著武裝移民的情調，有如二百八十年之平吳，西晉發動了二十萬人的兵力，至建鄴收版籍，則只有男女二百六十三萬，其南徵兵力已佔當地人口很大的一個比例。如是華北與華中的空隙，勢必由「十五英吋同雨量線」以外的少數民族填補，其背景則是他們所受亢旱的打擊，又必較華北為甚。雖然資料不全，歷史上已有甚多的例證：公元三百三十三年石虎自長安徙秦雍民氐羌十餘萬戶於關東，使居枋頭（今河南浚縣附近），又以羌師率其眾數萬徙居清河之灄頭（河北棗縣）。石季龍則徙遼西，北平，漁陽萬戶於兗豫雍洛。
淝水之戰前夕，長安附近的人口又以鮮卑羌羯為多。有如上述，則南朝的北伐，與這種半由自然力量發動的移民方向衝突，不易徹底執行。淝水戰前，東晉之桓溫，曾克服洛陽，又於三百六十九年入長安，終在枋頭挫敗。
就因為這種人口移動的壓力，南方的水田，才能普遍的開發。《晉書》食貨志所稱「河濱海岸，三丘八藪，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就表現出了這種開拓處女地的一般趨向。只是「火耕水耨」，先用燒荒的方式，次用水灌溉，並且以大量的人力用以除芟，才能逐漸將粗疏耕作方式進而為精密耕作。
北方的種族複雜，也不容易使政局穩定。「五胡亂華」時的少數民族領袖，率多漢化，並且很多帶有漢人血統。因為漢朝除武帝時代之外，「和親政策」總在若斷若續地進行，匈奴劉淵之姓劉，不無根據。漢末袁紹即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烏丸豪酋。魏晉以降，越種通婚的更為普遍。安北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王浚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一女妻素怒延。後將軍韓據女為段匹彈「兒妾」。劉琨為晉朝的司空，他與段匹彈的關係雖沒有言明，但是彈「與琨結婚，約為兄弟」。晉惠帝除賈后外，又立羊后，她也是名門女，後來劉曜陷洛陽，也立她為后，「有殊寵，頗與政事。」她生有曜子三人，長子熙為劉曜的繼承人。羯人石季龍「大發百姓子二十以下十三以上萬餘，以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這種趨勢不斷的繼續。到後來北魏拓跋氏的皇室實為漢人，而隋文帝唐高祖等人物也有混血背景。只是上層的通婚不算，下層一般人民也需要在這大熔爐裡混合，並且遊牧民族，也要放棄他們的生活習慣成為安土重遷的農民，這「同化」的程度，才算貫徹，因之過渡期間必費時許久。
東漢之覆亡，「兼併」佔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當日徵兵納稅，以「戶」為對象。「口」以戶為轉移。兼併一行，失田的農民若不成為流民，即為富家大室之「奴」之「客」，甚至整個大家庭成為「部曲」，地方官員對其豪宗大戶無法應付。魏晉南北朝之世族也由來於此。我們翻開《晉書》卷三十至卷八十六，其中列有五百四十二人之傳記，除其中段匹彈為鮮卑酋長不計外，晉朝重要人物，幾乎一網打盡，其傳記中敘及祖先曾為顯官我們可以斷定其為世族者一百五十九人，其子弟又在朝中顯著的二百一十五人，司馬皇家的宗室一百零五人，而不屬於以上，我們概稱之為出身貧寒的只六十二人，可見得大家巨室的力量雄厚，其社會狀況必與中國傳統的理想－－由皇帝直接向大批小自耕農徵兵抽稅，不受豪強干預情形大有出入。
當日商業財富尚未展開，商人資產，也無保障。例如西晉以顯官而成巨富的石崇，則因其為荊州刺史，「劫遠使客商，致富不貲」，有家奴八百人。農業上的財富，則無非出於地產及勞動力，兼併一行，即枯竭政府的財源與兵員。最顯著的一個例子，則是在淝水之戰立功的謝玄，三傳而至孫子謝靈運，為詩賦名家。《宋書》說及他「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眾，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於公元四三三年為宋帝所誅。這一方面表示傳統社會裡財政稅收全在「周禮式」及「李悝式」的辦法支配下，私人財產無從合法地積累，一方面則又表示官僚機構的行政效率受兼併的限制。流亡政府的小朝廷，更受巨家大室的壟斷，雖然迭換朝代，也仍無中興跡象。
華北除了遊牧民族的醞釀外，也有類似的情形，他們尚有自動設防不受節制情事。例如公元三百五十年左右，山西太原迄北有設防的村落三百餘，包括「胡、晉」人口十餘萬戶。四百年前後，關中有堡壁三千餘所，他們推戴統主，相率結盟，《魏書》食貨志則說在北魏四百八十六年立「三長」以前「禁網疏闊，民多逃隱」，並且「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這樣下層機構沒有改變，中國無統一的可能。
所以三百八十三年謝安謝玄與苻堅苻融的對峙，縱加上朱序的穿插，只確定了南北朝的長期分裂，這次戰役卻不是構成分裂的主因。以後的發展也證明中國的重新統一必待人口相次固定，胡漢種族的界線逐漸遞減，巨家大室的力量也被壓制，才能成為事實。
北魏拓跋氏
公元五世紀之末北魏孝文帝元宏的漢化運動，舉措奇特，為中外歷史所罕見。他於公元四百九十三年決意遷都洛陽，翌年頒詔施行。他又禁胡服斷鮮卑語，若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者」，免官。他自己本姓拓跋，至此改姓為元。其他鮮卑慕容尉遲等姓氏，也一律改為單音漢姓。元宏生於公元四百六十七年，四歲登極。他從小由文明太皇太后撫養，所以做皇帝的前二十年，朝事也由她掌權，這位太皇太后，照頭銜看應當是老態龍鍾，而實際上她開始臨朝聽政時，似乎未滿三十歲。她的家世可追溯到北燕馮家，也是「五胡十六國」其中漢人創立的朝廷之一。後來元宏的兩位皇后也是馮家女，他又以「絕同姓之娶」為名，令他的六位皇弟一體與他朝中漢人顯官聯婚，其配偶也由皇帝御前指派，有如「次弟始平王勰，可娉廷尉卿隴西李沖女；季弟北海王詳，可娉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這半打皇弟以前所娶，則一律降為妾媵。
從長遠歷史觀點看來：這段史蹟只是北魏拓跋民族在中國活動的尾聲，公元二百二十年秦漢之「第一帝國」崩潰而隋唐宋之「第二帝國」尚未興起時，這少數民族對中國的再度統一做了一段基本的工作。而且在微妙的階段內，又由一位有神秘性的女人作主。可見得歷史的演進，有時令人莫測高深。只是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也不是當時人所能親身預測。還待千百年後，由我們把一些表面看來不相關的事跡前後聯貫，才得剴切。
漢亡之後三百六十九年，中國無法統一。當日人口總是由北向南，由西向東的移動，漢人的多數民族，不能與這自然所主持的力量抗衡。北方的少數民族雖擅長騎兵戰術，卻無法越渡淮水及漢水等處的水澤地區。並且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不能作為統一中國的表率。秦漢型的大帝國以官僚機構統治大量小自耕農，但分裂期間漢人的巨家大室和夷狄的酋領都自起爐灶，妨礙政府向全民徵兵抽稅的職權。加上各民族語言之不同，更造成了統一的障礙。
拓跋氏打破了這種僵局。他們之所以能如此，不是文化程度高，而是由於人文條件簡單，可以從最基本的事業著手，並能以原始作風來解決問題，所以不期然地做了中國再統一的工具。
拓跋屬鮮卑種，他們在公元三世紀在內蒙古移動。在世紀末葉開始在和林格爾附近集結，當時既無文字，更談不上成文法律，也還沒有私人財產。他們在四世紀之初因晉大將軍劉琨之邀，參與中國的內戰，其部落即進駐山西北部長城以南一百里的地帶。他們雖稱「控弦上馬二十餘萬」，但全部人口看來也不逾百萬，甚且遠低於此數。
公元四世紀，是「五胡亂華」的最高潮，拓跋氏雖然投入，卻始終沒有取得主動地位，苻堅強盛時，他們尚「避於陰山之北」。直到苻堅淝水之戰不利，北方大聯盟瓦解，他們才重新露面。公元三八六年拓跋圭自稱代王，開始有了獨立國家模樣。當時他們的政策，是先在長城內外建造一個農業的基礎，其農民由被征服的民族強迫編成。這時候全部落經常與其他少數民族作戰，每次將對方人員馬匹牛羊一網打盡。對俘獲的部落酋領，即很殘酷一律處死，如公元三九一年之破鐵弗（即匈奴與鮮卑之混合種）劉衛辰部「收衛辰子弟宗黨無少長五千餘人，盡殺之」。對其他人則「各給耕牛，計口授田」。《魏書》食貨志稱，其有畿內之田，並於「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為殿最」。公元三九六年以平城（山西大同）為國都，拓跋氏又以征服者的姿態，「徙山東六州民及徙可高麗雜夷三十六萬百工伎巧十餘萬口，以實京師。」有的書本也作三十六「署」。如將大量人民區分為署，則有國家的農奴的徵象。這樣的征服和改造，至五世紀初期未止。如公元四一三年，破「越勤倍泥部落」，也「給農器，計口受田」。其他敘及「來降」及「內附」的前後不絕。《魏書》太祖紀及太宗紀提及這樣的事例三十一起，內中有戶口數的十三起，共為戶十一萬。可見得拓跋氏創立了一個新生的農業基地，以之為根柢。時間不成熟不問鼎中原，才能用這經濟力量做本錢，先鞏固北方。
如果前述被征服的人口曾一度為農奴，則從食貨志看來，四二六年後漸已取得小自耕農身分。迄至當日，「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周，戶口錯亂」，是年這些帶著軍事性的監視人員全部裁撤，「一切罷之，以屬郡縣。」是為進入官僚管制階段的明證。
拓跋氏何時漢化，不容易找到一個固定的答案。從現存文字看來，他們起先得到漢人的顧問，是從降人及俘虜中提拔，而且僅倚靠他們天文占象的才能。以平城為國都之後，興建築，定律令，食社稷，就一步引導另一步。以至置五經博士，設太學，也都不能避免了。其徙各地「守宰豪傑吏民」實京師，勢必又要借重他們的管理組織能力。只是北魏（四二四年才稱魏，歷史書中稱北魏以避與曹操之魏重複）的農業社會由人工孵育而成，又好像在試驗管裡造化學液汁，各種因素預有層次的投入，因之才保全了一個體制完整，不受私人力量壟斷的政權。
直到四二四年，才在拓跋燾的稱皇帝，他即位不久，即頒布了一千多個漢字，並稱以前篆隸草楷並行，因之沒有標準，這次所頒布的，則「永為楷球」。可見得新朝廷不僅注重文物，也開始以多民族的語言文字作統一的工具了。
拓跋燾統一了華北，結束了五胡十六國的局面。在多數民族的漢人地區，總是因為世族作祟，不容易被絕對皇權有效的掌握。公元四二八年，拓跋燾「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選忠良悉代之」，已有針對這問題徹底解決的模樣。四年以後又以「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渤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俊之冑，冠冕州邦」指名徵調。名為慕才，實則強迫好幾百人到平城無薪給地當差並兼人質。四五○年更有崔浩的事。司徒崔浩，作「國紀」，過於具實直書，對鮮卑民族和皇室有敘述得不妥當的地方，還把文字以石碑刊於郊壇。皇帝一震怒，族滅崔浩，還及於崔之姻親，包括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也「夷其族」。拓跋燾更聲稱他要做得更厲害一點，所以多殺了好幾千人。無論世祖太武皇帝拓跋燾是有計劃或無計劃，他的徵用人才和文字獄已給華北漢人的巨家大室一個重大打擊。即未波及的家戶，也充分地接受了這處置的警戒，絕不敢再阻撓中央政府的行政。這中間的一個機妙則是皇帝統御千萬軍民，不容許另有民間機構作梗，世族華裔也和蠻夷酋領沒有區別。
這件事情發生不久，北魏開始南征，想要以華北的力量，席捲南朝之宋（也就是宋齊梁陳之宋）。徵兵時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富民家財在四十萬和僧尼二十萬的「四分借一，事息即還」。但是拓跋燾的大軍，以少數民族的騎兵驅逐漢人的步兵作先鋒，仍舊沒有良善的補給制度，仍是就地徵發。他攻江蘇北部各城不下，仍進軍長江北岸，最後則臨水徘徊，仍無可施展，只好北撤。南朝也因這一戰瘡痍滿目，無法追擊，因之全國統一還要擺下一個多世紀。
拓跋燾於公元四百五十二年初被宦官謀殺，他的太子也死得蹊蹺，只剩得一位十二歲的孫子繼位。以鮮卑人之早婚，再加上這幾代北魏君主之命短，到四七一年二十年還不到竟有四位皇帝代表祖孫五代。而最後一位也是本文開首即提及的拓跋宏。他的親生母親及祖母都因拓跋家引用漢武帝「立其子殺其母」的辦法「依舊例薨」，這時朝中也只有一位帶有漢人血統的「文成文明太皇太后」，實足年齡二十九歲到三十歲之間，歷史上簡稱「文明皇太后」的馮氏了。
《魏書》說她「多智略猜忌，能得大事，生殺賞罰，決人多俄頃」。拓跋宏不僅為她撫養教育，而且「迄後之崩」，「不知所生」，也就是迄至二十三還不知自己身世。所以「事無鉅細，一稟於太后」。她又製作了幾百首歌辭教育他，只是「文多不傳」，其內容永成歷史之跡。《魏書》傳中又說及她「行不正」。「王睿出入臥內，數年便為宰輔」「李沖雖以器受任，亦由見寵帷幄」。大凡中國歷史上有才幹的女人，私生活總受非議。上文語意雙關，我們無法考證。只是馮氏引用有氣魄的漢人文臣，則是事實。王睿還可以算作「恩幸」，他在一天老虎脫籠而出，侍衛驚靡的危機中以吏部尚書的身分執戟驅虎保駕，後來也與李沖家聯姻，可是臨死仍上疏「慎刑罰」，始終提倡「與其殺不辜，寧赦有罪」的文治辦法。李沖則將拓跋政權的民政「周禮化」，並將其財政的處理賦予「李悝式」的體制，因之給中國以後幾百年的政治制度留下了長遠的後果。
這一串「太和詔令」包括四八四年的百官俸祿，只是這時的賦稅，仍是家族包辦，也就是「宗主督讓，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於是四百八十五年詔令天下均田，原則上土地國有，定立了每一家按人口應有田地的標準。四百八十六年則立三長，「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強謹者」。這樣才實際進入「租庸調」制。亦即以自耕農的小家庭作為徵兵納稅的單位，農村組織以政府頒布之理想上的數學公式作準則，不承認各地私人體系，所以稱「混天下一法」。
這一段措施在當日頒布時有冒險性質。它到底實行到如何程度，無從考察。只是四百九十年逝世，朝中並未發生變故。元宏的漢化政策，也能再接再勵，而李沖也更得信用。四百九十三年之重建洛陽，他實際擔任了總工程師的職務。只是元宏的規劃，無人接班。他重視水軍，而鮮卑貴族，尚掌握著長城內外的養馬地區，也不能遽爾擯斥。一到六世紀，洛陽才又產生政變。北魏分為東西，東魏為北齊高家所代，西魏為北周宇文氏所代。然則歷史的演進，並不為這分裂運動而停滯。中國之統一，需要一個以小自耕農社會作統御經理的趨向，也愈為明顯。漢民族與少數民族的混合也從未中斷。北朝原以遊牧民族為骨幹，至六世紀，他們也行府兵制，用以動員農民，也開始修築長城，以防制其他少數民族內犯，可為明證。
隋文帝楊堅，自己是胡漢混血。先以北周的力量吞併北齊，回頭解決北周，更挾動員長江以北的力量，席捲南朝，發展方向也是由西向東，由北至南，以經濟人文簡單的地區去征服繁榮富有的地區。這也是承繼北魏拓跋氏在歷史上活動的邏輯。楊堅的軍事行動以水軍為主，這也可以說是受元宏遷都洛陽所賜。北朝需要這一段過渡期間，才能作體制上的整備，並吸收南方的長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