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史中的馮道，是一位相當離奇的人物。他歷事四朝，三入中書。不管主子是沙陀人、西夷人或漢人，也不管他們是創業或守成之主，他都能夠怡然作首相，左右如意。他也能出使契丹，與「戎王」論道而使之心折。馮道所作《長樂老自敘》，一篇簡短的自傳，內中列舉他的官銜，倒佔滿一面。他被封公爵五次。既為魯國公，也被封為梁國公、燕國公、秦國公和齊國公。可是保全原始史料的人都一致承認馮道並非因諛見寵，而他在朝野生活之中，先已造成了一種賢良的名譽。《舊五代史》說他「在相位二十餘年，以持鎮俗為己任」。《新五代史》也說「道既卒，時人皆共稱之，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為稱譽如此」。而且新舊兩史一致認為契丹之沒有夷滅中國人，馮道之力為多。
這故事賦予我們一種印象：傳統歷史家以「褒貶」為己任。也就是認為盈天地的事跡都可以用同一道德的尺度衡量。可是在其窄狹的歷史觀裡也終產生例外之情事有如馮道者。今日我們企圖放寬歷史的眼界，更應當避免隨便作道德的評議。因為道德是真理最後的環節，人世間最高的權威，一經提出，就再無商討斟酌之餘地，故事只好就此結束。傳統歷史家忽視技術因素的重要，也不能體會歷史在長時間上之合理性，這都是引用道德解釋歷史，操切過急將牽引的事實過於簡化所造成的。
公元九○七年唐朝最後的一位君主昭宣帝李祝禪位於朱溫，自此展開了梁、唐、晉、漢、周的五個短朝代，到九六○年趙匡胤在陳橋驛被軍士推戴，成為日後的宋太祖，當中只有五十四年，這期間在歷史上則稱為「五代十國」。現有的歷史綱要，大部分沒有敘述到故事的重點；新刊行的研究文字，則又過於繁碎，都不是一般讀者亟於領略又能掌握的資料。
我們應當先看清：在悠久的中國歷史裡，五十四年不為過長。況且五代十國上接李唐下承趙宋，彼此都是連亙約三百年的大帝國，可見中國社會在這過程中雖經顛簸，並沒有完全垮臺；並且這五十四年內，尚可能產生若干積極的因素，這樣才能讓自北魏拓跋氏所創的「第二帝國」繼續在歷史進程中邁進。
五代十國之產生，是由於唐朝的衰亡。但是李唐王朝之崩潰，並非由於社會之退化，而是由於社會之進化。一到八世紀，全國人文因素愈趨繁複，各地區的進展層次卻又參差不齊，其整個的毛病是一般情況與唐初行政設計的扁平組織發生距離。兩稅制一行，各地區又自行斟酌處理其財政，其數目字既加不攏來，於是文官組織之各種事務都能按品位職級互相交換互相策應的原則都行不通。政府的措施也難得公平合理，於是朝臣分為黨派，皇帝則無可奈何，只好挪用一筆公款組織禁軍，信任宦官。一到內憂外患加劇，其分化的情勢也更明顯。
朱溫經唐朝賜名朱全忠，他後來又改名朱晃，是從黃巢陣容裡降唐的將領，他究竟是狼子野心，老早蓄意篡唐，或事到臨頭，不得不如此，已無關宏旨。即使他是否如有些歷史家所說「自為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行十餘里」（有些人則說他不過策馬先行替天子開道），又是否全部矯飾，也與今人關係至微。這時他的目標則是重組一個統一的大帝國，於是讓自己被封為梁王，以掌握開封一帶的南北孔道。又誅宦官，強迫昭宗李敏遷都洛陽，以逼近自己的勢力範圍和中原物資。九○四年他更取得諸道兵馬元帥的位置。昭宣帝任命他總判鹽鐵度支戶部三司的事務則辭不就。但是至此他取唐而代之的企圖已無法包瞞也無從遏止。因為傳統的中國政治就不容在皇帝之外再產生一個如此大權獨攬的獨裁者。
這時候唯一能與朱溫對抗的為李克用，他是沙陀人，他的父親朱邪赤心因勤王賜姓李。在收復長安的軍事行動中，李克用建功不在朱溫之下。茲後他以晉王的地位，取得太原以北的地盤（河東）作為沙陀騎兵的根據地。五代十國期間，這由太原與開封間造成一項敵對之軸心的情勢未曾中斷。即使昔日之戰友，如今分處兩地即為世仇。繼朱梁之後李存勖（李克用子）之唐，石敬瑭之晉，劉知遠之漢，和郭威之周，其創始人都先後出自李克用的軍事系統，雖然在血緣上說，他們和他們的繼承人屬於幾個不同的民族。
實際上五代不過是五個希望成為正規的朝代，且一直在北方。除了極短的時間之外，都定都於開封（汴）。十國則係這五代統御不及的王國，也有前後重疊的情事，大都在南方，也是五代政府鞭長莫及時一般草莽英雄割地據土的產物。唯一的例外則係梁唐晉漢周之周在開封成立時，劉知遠之弟也仍在太原稱帝，國號也為漢，歷史家則稱之為「北漢」，算作十國之一。唐朝的二百六十八個州，五代所謂中央政府所控制的不及半數。
當太原與開封展開鬥爭的時候，有一種側面的發展，在歷史上留下深遠的影響。此即是公元九三六年石敬瑭在太原與開封作戰的時候向契丹乞援。後者的耶律德光和他見面之後石敬瑭承認割幽燕十六州予契丹，這十六州包括今日河北的北端，北京也在內，又及於察哈爾的一部和山西省雁門關以北。並石敬瑭稱耶律德光為父，每年又進奉絹三十萬匹。傳統歷史家都以為讓異族割據長城以南的地帶，又稱臣納款，造成歷史上至大錯誤。迄後中國不知費了多少力氣，也收不回幽燕十六州。直到一三六八年明太祖朱元璋令大將軍徐達北伐，才算還我河山，至此距石敬瑭的割讓已四百三十年。
然則事實卻並不如此簡單。契丹發源於東北之遼寧吉林，中國古籍稱他們為「東胡」，實際則屬於蒙古語系。他們在隋朝即見諸典籍，在七世紀武則天時代即已蹂躪河北。唐朝末年，他們的首領阿保機（生於公元八百七十二年），開始引用漢人，建造城郭，奠定了農業基礎，又創造文字，開鹽鐵之利。在朱溫稱帝的同年（九○七年）稱帝，雖說還要待四十年後才正式立國為遼，但此時已有適當的典章制度和南朝抗衡。
同時我們還要看清：當日華北沿長城一帶是一個漢人的多數民族的農業社會與少數民族遊牧社會互為出入的地區，終唐之世沒有一方取得絕對優勢。《新唐書》的「北狄傳」還說最後的一個廬龍節度使劉仁恭，曾和契丹訂約，以牧地換戰馬。而且九三六年之前，契丹之侵略山西北部也見諸形跡。所以這一套的發展，並不完全由於石敬瑭之開門揖盜，契丹立國後進出華北，已是遲早間事，只是阿保機和耶律德光父子利用中國國內的間隙作拓土的根據手腕靈活而已。
從長時間遠距離的觀點看來，則是中國的政治中心由長安東移，其國防重點也同時東移，以後不僅契丹之遼，而且女真之金、滿洲之清都發源於東北，即蒙古部落發跡的克魯倫河也仍是正北偏東。這中間的一段沒有被人注意的發展則是當日河東地區的沙陀勢力雖有分化作用，可是經過五代十國的階段，已漸為次要，以後北宋之征北漢，並不費力。而側面的契丹問題，則又成為主要。同時宋朝對付這種問題，開始採取一種競爭性的體制。敵方既已成為一個死對頭，則不能再以蠻夷戎狄的名義一味輕視，這種態度為漢唐之大帝國之所無，也不是茲後明清兩朝所能承襲。
按其實則一個國家和一個社會採取軍事體制，即已經不期而然的採取了競爭性的態度。中國之如此，也不始自北宋，也不始自五代，而是在唐末藩鎮跋扈的時候，已具其端倪。當時各節度使，割地自守，都在他們掌管的城市裡，創設「牙軍」。牙軍原係衙內之軍，不過是節度使的隨身衛隊。便是一經各藩鎮提倡變成掌管者的親軍，如田承嗣在魏博時，「重加稅率，修繕兵甲，計戶口之眾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壯從征役，故數年之間，其眾十萬，仍選其魁偉強力者萬人。以自衛，謂之衙兵」。
其他各地不一定能進展到這程度，但是牙軍，成為優秀部隊，有特殊的餉項給養。內中的將校，又成為節度使的「假子」和「養子」，不僅職位世襲，而且隊伍一擴充時，他們就升任高級指揮官。其他的「外軍」和「團練」，則作為第二線和第三線的軍備。這樣造成一個全國皆兵的姿態。藩鎮的軍事力量也由所在之鎮輻射而達於全道，要不是完全代替了州縣的文官組織，至少也構成一種平行的機構，干預或獨斷民政。
這些藩鎮內的節度使對於「長史屬官任情補署」，則其經理稅收，已無一定的法則。不過照現存的史料看來，他們並沒有全部創設制度，而是按「兩稅」的原則大規模的擴充修正。田賦則一般的提高，房屋也有地產稅，鹽鐵專利懲罰嚴峻，酒醋官賣，及於曲，貨物的進出則在各地設有轉口稅，通常由軍人掌握，即所謂「部曲主場院」。唐制節度使和副使各有判官之外，各道另有「軍事判官」，這時候各牙軍也有「押牙」，掌管經理與後勤。這些人員於是利用軍事組織，造成財政稅收的系統。五代時承襲這種體制，一般將稅收增加到最高限度，為傳統中國歷史所無，經過趙翼在《廿二史札記》裡指出，也見於各地方志的記載（有如一五六六年的《徽州府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只是因為藩鎮官員一般世襲，他們與所割據的地方，有相同的利害關係，他們也能夠窺測到財源的所在，又能負責作主，不致因征斂而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為官僚制度一切由中央遙制，只顧系統之完整，漠視各處實情之所不及。
五代對這種軍事財政體制，一方面給予承認，一方面也在逐漸加強中央的管制。唐朝的中葉以後，常備兵以名稱作番號，有如「威武軍」、「長興軍」。五代時因襲這種辦法，節度使所管轄者為軍，也各有指定的防區。於是全國構成幾十個軍管區。《五代會要》列舉三十六個州改隸於各軍節度使的經過，證實其整個組織，實係一個龐大的軍政府。而樞密使的設置，則表示著中央集權的趨向。樞密使原為小官，在唐朝以宦官典禁軍的時代設置。五代時樞密使則顯然的成為一個直接報告於皇帝的軍政部長，不受宰相的統御。與之相對的則是三司使。「三司」為鹽鐵、戶部和度支。一般說來鹽鐵所管為新型商業收入，戶部則掌握傳統的農業收入，度支則管轄交通和物品的轉運。把這些職責歸併於一個掌握，也表現著中央政府財政集中，有策應其軍事行動的準備。此外後唐於公元九二六年設官為「三川搜訪圖籍使」，九五八年後周派三十四人於諸州檢定民租，更顯得各地區各自為政的趨向已成過去。這一切措施對奠立宋朝的基礎都有相當的貢獻。
傳統的歷史家對於五代十國沒有多少好話可說。要不是「僭竊交興，稱號紛雜」，則是「峻法以剝下，厚斂以奉上」。他們不知道在唐宋之間，不能沒有這樣的一重過渡時期，將軍事與財政的管理權放在地方政府頭上，使一切更趨緊湊和實際，然後再集中歸併。否則就不能構成北宋這樣一個帶競爭性的體制去和北方少數民族用騎兵為骨幹有農業為支援的新型外患周旋。
況且軍備和稅收提高，交通與貨幣的使用活躍，是中古時代刺激經濟成長的不二法門。「十國」在南方之「國」，經常在同一時期只有四個或五個。這樣的疆域與面積也比較便於管理，而以發揚各地區經濟的潛勢力，則較統一的大帝國凡事都要著重均一雷同的辦法有效得多。一般的情形，各國間經過初期分裂的爭鬥，開始承認及尊重鄰國的現狀。人質則經退回，各世家又約為婚姻，增進友誼，在收成不好的年份又能互相通融周濟。要不是因為北方的外患關係，這樣的安排不見得比統一的大帝國為低劣。
錢謬在浙江築海塘興水利；王審知在福建開甘棠港，提倡國際貿易；馬殷在湖南種茶，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使茗茶行銷於華中各地，又鑄鉛鐵錢，以賤值的貨幣促進民間的商業。這種種作為也不是統一大帝國的官僚組織所能隨意創製而能勝任愉快的。只是武人抬頭，文士揠蹇。這五十四年不是大政治家建功立業的際會，甚至也不是忠臣烈士青史留名的機緣，所以在這非常時期，產生了一個馮道，他替一般人民請命，保存了傳統統一政府行政的邏輯。一般的作史者，對付這樣一位「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的「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又不能隨便褒貶，也只好把他當作一位例外的人物看待，讓他去自命為「長樂老」了。
宋太祖趙匡胤
中國歷史中主要的朝代，每個不同，而尤以趙宋為顯著。說也奇怪，各朝代創業之主，雖憑軍事力量奪取江山，只有趙匡胤是個職業軍人。其他如漢高祖為亭長，唐高祖和隋文帝是貴族，元太祖和清太祖是少數民族的領袖，明太祖是農民，他們的政治背景在創立帝業時先聲奪人。只有宋太祖趙匡胤以軍功起家，即創立朝代之日，仍是現役的高級將領，這與北宋之注重技術，企圖在中國歷史裡打開出路，不因襲前朝作風的趨向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從《宋史》的本紀裡看到趙匡胤幸造船務、觀製造戰艦、觀水磯、閱炮車、視察練習水戰、親授醫官黜其藝之不精者，前後不絕。他自己也武藝高強，騎馬射箭均是第一流能手，未做皇帝前曾以大將的身分親自參加戰鬥，所以宋朝人也稱之為「藝祖」。
既作皇帝則他不能搬出智力德行均高人一籌的表現。可是趙匡胤不以抽象的觀念籠罩事務。他作聖賢之君的觀念，能拿出來對真人實事發揮，在各代帝王之中可算是最能說實話的一位。他要石守信等交出兵權，曾說：「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各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因為他的直爽，宋太祖不用漢高祖和明太祖的伎倆去屠殺功臣。在統一期間被他征服的小朝廷的首長，也受優待，無歷朝的疑忌殺戮情事，據說他自己曾立有「誓約」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這一方面表示他的寬懷，一方面也由於他的自信。
趙匡胤受母親杜氏的吩咐，傳位於弟趙光義（太宗），終其身沒有因為繼承問題而在他左右產生各項陰謀。雖然這種記錄在趙光義一朝就不能保持，宋朝宮闈間的糾紛究竟比各朝為少。這三百一十九年內（包括北宋及南宋自公元九六○年至一二七九年）也有太后主政的情事，但是未構成女患，宋朝也沒有宦官專政的情形。
對個人作褒貶，不是本書的目的。況且宋太祖趙匡胤沒有一般帝王的毒辣，也還不是完人。他飲酒常醉，有一次他所乘馬蹶墜地，他站起來就解佩刀刺馬殺之。還有一次他舉行露天宴會的時候下雨，他就盛怒，弄得很多臣下惶竦，可見他也有粗蠻性格，他也會衝動而有時不能掌握自己。只是趙宋一朝不以恐怖政治作為它帝業的基礎，由來已久。雖然這不能說與趙匡胤的個人性格無關，卻也仍是歷史時勢使然。在這三百多年裡，中國有了一定的國家之目標，朝廷成為一個帶競爭性的機構。在這些條件之下，態勢顯然，用不著多番矯揉造作，所以其朝政也較其他各代為開明。
趙匡胤在公元九六○年奉後周周恭帝之命去討伐契丹，兵至陳橋驛，距開封不及一日的距離，被部下以黃袍加身推戴而為皇帝。這種情形，與西方羅馬帝國的情形相似，在中國的五代也已數見。即是後周本身，也是在這情形之下產生，恭帝郭宗川，則是一個七歲的孩子，因之九六○年之政變創立北宋，沒有遇到抵抗，在中國歷史上也創立了一種不經過流血而誕生一個主要的朝代之奇蹟。
出征的軍隊既還回國都，宋太祖放棄了征伐契丹的計劃，這計劃也終身擱置。他到晚年才重新展開開封與太原（北漢）軸心間的戰事，也因對方的頑強抵抗而罷，他在位十七年之中著重以軍事力量，削平南方獨立或半獨立的國家。在他有自覺中，完成了一項「大歷史」的任務：公元第二千年的上半期，中國南方的多數民族與北方少數民族有了一段長時間大規模的鬥爭，雙方都要作長遠的準備。因為趙匡胤的長遠打算，北宋沒有繼五代而為第六個短朝代。但是趙匡胤並沒有完全忘記北方的頑敵。他曾對趙普說有朝一日他要能恢復幽燕十六州，他就要在北方山地上古北口一帶設防。這計劃到四百年後才由朱元璋指導下遂行。
趙匡胤所滅之國，有荊南（湖北）、湖南（即今日湖南）、蜀（四川和陝西一部）、南漢（廣東和廣西）和南唐（江蘇、江西及安徽之一部）。錢謬所掌握的吳越（浙江及福建之一部）則僅納貢，錢也和他約定「三年一朝」到開封來拜訪他，但是其疆域仍未入宋朝的統治，福建的廈門和汀漳也仍在化外，要待太宗朝北宋才能席捲長江以南。
趙匡胤完成他局部統一之後，曾派官員到各處度民田，但是未曾下令重新分配民間的土地。他也著令「均賦稅」，但是一般看來，他仍因襲五代的體制，只在局部的調整，沒有大規模的改組。他之沒有徵兵制，尤為各朝所僅見。他治下國家的力役，也儘量避免徵派於民間，而由「廂軍」（詳下）服行。宋朝創業之主用刑罰較前代溫和，但是對官吏的貪污則不假情面。然則他也說到「奉祿薄鮮，未可責廉」。於是他對各級工作人員一體加薪。宋朝的官俸也較其他各代為高。他所設國家儲備軍，中作封樁庫。他曾說：「俟滿五百萬緡，當向契丹贖燕薊。」他又曾向左右說：「我以二十四絹購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二百萬絹，則敵盡矣。」很少的中國君主，會這樣坦率地承認人的私利觀，而且趙匡胤很明顯的知道國家經濟的力量龐大。他的積絹計劃，曾給第六個皇帝神宗趙瑣一種啟發的作用。約在一百年之後，神宗在庫房上題自製詩：「五季失圖，儼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以上三十二字，以每字作一庫的名號。三十二庫積滿後又成立二十庫。但是其祖先與曾孫都沒有看出：經濟力量固然可以翻變為軍事力量，但是其中又有組織結構的各項原則，並不僅是二百萬匹絹，則可以敵對方十萬的精兵。這題目關係整個宋朝的歷史，當在以下各節分析之。
宋朝號稱中央集權。趙匡胤的作法，首重軍制與財政。在軍備上中央所統制的為「禁軍」，諸州之鎮兵曰「廂軍」；各地方的防守則為「鄉兵」。這辦法也沿襲於五代之「牙軍」體制。中央經常向各州鎮抽調其強壯兵卒，而將老弱淘汰。起先以「樣兵」召諸州選所部兵至闕下，以後則代以木梃，各州鎮有照身材招募訓練的責任，一到訓練成熟其後員就補入禁旅。禁軍雖為中央軍也按時派遣駐屯於各地，川流不息。財政方面各地方的收入，同樣的分為「上供」、「送使」、及「留州」三個部門。「使」為轉運使，其職責是將各地財物，輸送於中央。在朝代草創時又在各階段征服江南諸國時，這些資源竭盡其力地輸送於汴京，以致倉庫盈溢。有如《宋史》「食貨志」有云：「於是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北宋政府也因襲五代體制，以樞密院主軍事，三司（鹽鐵、戶部、度支）管財政，彼此都是中央政府裡最緊要的官署。又以文知州軍事，並且打破了唐末以來地方首長派遣縣級官的習慣，重新整個的任命州縣官，因之又要著重選舉，是以宋朝的考試制度，採取三年循環制，已確實正規化。
以上各種設施都有刺激國家經濟的趨勢。宋朝在商業方面的收入，如茶樊鹽酒超過以前各代。政府又大量鑄錢，貨幣之擴充，在太祖時已開始，以後迭增到年五百萬貫的數量，如是兩年的鑄錢數，就要超過四百年後朱明全朝代二百七十六年所鑄之總和。如此一來，宋朝的礦產也打破以前的紀錄。北宋以開封為國都，南宋以臨安（杭州）為國都，專著重水陸交通的便利，在這一點沒有多方考慮到軍事上和國防的需要，也是各主要朝代之所無（但是趙匡胤主張定都於長安或洛陽，因趙光義反對而罷）。
以上所述與一般歷史書並無出入。這又和「大歷史」有何關係？
從遠距離的觀點看來，第二帝國經過北魏的孕育，隋及初唐間繼承著間架性的組織和體制，使這個扁平體的社會發育滋長。經過中唐之後，質量上的進步，使各地區參差不齊，其繁複的情形，超過初唐租庸調的系統所能概括。又在安祿山叛變前後，李唐王朝企圖重新掌握局勢的諸種辦法，如「括戶政策」，用募兵創設十個國防區，削藩鎮，成立神策軍，以宦官作監軍，都只有局部的功效，與其官僚制度和立國精神相反，而兩稅制只有一紙通令，更促進分化的作用，如此只有使唐朝瓦解，及五代十國的出現。
五代十國是一種分裂的局面，概言之，也可以稱為軍閥割據。然則軍人注重實際，以部曲管理場院，固然將稅收增高，但是以地方分權的精神主持之，針對各處狀況，也能造成政府與民間的一種聯繫。又有唐朝留下來的一套法令，所以趙匡胤雖武人而能自制，又得了趙普這樣的一位賢相，定立了先安內而後攘外的宗旨，就能將一個分裂的帝國，重新湊併攏來。其注重軍事技術與財政組織也成為北宋一貫的作風。
可是在諸事發展順利，統一依計劃完成之際，趙宋王朝也預先替自己埋伏了一些日後的困難。以中央集權代替地方分權，又重新歸返到官僚體制，截斷了治理者與被治理者在各地區中一種自然的聯繫，並且各處數字幅度上的相差更大，技術上更不容易掌握。上面已經說及，中國已展開一種在南方以水運佔優勢的經濟體制與社會和一個在北方以畜牧為主的體制與社會。前者過於自信本身外表上和數量上的優勢，沒有設想到兩者在歷史上長期的抗衡，可能決定於彼此在時間上和組織上堅韌性的差異。而且補給線的長短，也與戰場上的進出有很大的影響。
這些因素不可能由當事人一眼看得透徹，即使幾十百年之後，整理歷史原始資料的歷史家仍沒有看清。趙匡胤在公元九七六年去世之日即算按照傳統「蓋棺論定」的立場看來，也算得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人物。而注意事業上的成功，也是宋太祖趙匡胤自己的一生宗旨。他曾在武成王廟觀兩廊所陳歷代名將的畫像，當場指示應當「功業始終無瑕」的才配享。因之班超、秦叔寶等二十三人進升；張飛關羽等二十二人被退，管仲則特製塑像奉祀。這也與傳統的習慣，總是要哼吟著「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沉湎於一種悲劇的情調才算得有見識的態度完全相反。只是個人的傳記可以蓋棺論定，歷史卻無法蓋棺論定，也沒有功業無瑕的朝代。經過太祖的創業，宋朝的歷史留下了不少似是而非的現象：一個以軍人為首腦而組成的國家，自始注意國防，偏在軍事上的作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它的民間經濟，也有突出的現象，它卻不能掌握這種優勢；它企圖注意實際，不受抽象的觀念所蒙蔽，而這三百一十九年在它領導之下，所產生的特出人物，偏是哲學家為多；而「學究」首先出現為一種官銜，其成為一種被譏諷的對象，也始自宋朝；我們如何解釋這些矛盾？
以下各節當提出我們初步的見解。但是即從以上的現象，也可以斷言以短距離近視界的眼光解釋中國歷史，有它能力所及的限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