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環繞著「國民教育」的爭議沸沸揚揚。擱置論的理據充分，特別是連林煥光也指為「次貨」的《中國模式》教材的出現，更使一眾家長人心惶惶，奇怪只是沒有人追究政府為什麼還要對「次貨」付款？「如期施行論」的支持者則多是重複保證「國民教育不是洗腦教育」，或是聲稱國民教育課程已作公眾諮詢。部分支持者認為推行國民教育是政府的義務，並指出香港在英治時代長期進行殖民地奴化教育，現在香港已經回歸祖國，在中、小學推行國民教育有何不可？
已經有論者指出，《基本法》規定香港人只是香港居民，而不是什麼國民，特區政府沒有推行國民教育的義務（見《信報》2012.07.25）。這裏想根據個人經驗，談談英治時代的「殖民地奴化教育」。
小學教師宣揚孫中山
筆者在1966年進小學，在一所「天台小學」就讀（「天台小學」是指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政府為了快速、便宜地增加小學學位，而在七層徙置大廈的天台設立小學，設備簡陋，一間小學只有八個教室。可參看經典電影《父子情》（方育平導演，1981年）對「天台小學」的描寫）。相信當時政府對小學的監控寬鬆，絕對沒有現在般滴水不漏，教師上課時自由度極大。筆者就讀的是津貼小學，個別教師大概是國民黨老兵，其中一個平日已常在課堂上稱讚儒家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當時筆者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有一次「國語」課提到孫中山，課本上有一整頁的孫中山肖像，這位教師忍不住舉起課本，讓肖像對覑同學，頌讚地說﹕「你們看國父的樣子多麼慈善、多麼偉大！他比孔子還要偉大！」他還說﹕「你們支不支持共產黨？支持共產黨就是文化大革命、暴動、放炸彈！」（當時是1971、72年）。雖然做法粗糙，因為我們都不大明白教師的說話，但這大概仍是洗腦教育，不過卻不是讓我們愛大英帝國、愛殖民地。
筆者1972年升讀中一，在一間官立學校度過七年。學校禮堂的禮台兩側，懸掛覑英女王和王夫的肖像，每個課室的後牆，也懸掛着英女王肖像。每年寥寥幾次在的禮堂舉行的全校集會（assembly），開始時也會由鋼琴彈奏半首英國國歌（只有半首，而且是純音樂，學生不用唱，以致筆者現在也不知這英國國歌的歌詞）。不過，這大概是筆者就讀的官立中學形式上的「殖民地教育」的全部。
播半首國歌歷史科淺談英國
當時的課程，公民科（civics）談的是香港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沒有談到英國。地理學習的是各大洲的情，談澳洲、非洲談得很深入，談英國、中國倒是輕描淡寫。世界歷史更是從遠古文明談起，文藝復興、世界大戰，一直談至1960年代，其中英國的分量很輕，談英國都是在歐洲歷史的脈胳下討論。世界歷史至中五年級，還談到東亞十九至二十世紀的歷史，其中鴉片戰爭還是用了實實在在的Opium
War字眼，而不是內地有時使用的「第一次中英戰爭」。
至於中國歷史科，中一至中四在筆者念的官中均是必修，中一至中三由上古談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時中史會考課程把中國歷史分作三部分﹕上古至魏晉南北朝（甲組）、隋唐至明（乙組）、清至現代（丙組），多項選擇題是乙組加甲、丙組其中一組，長題目是甲、乙、丙其中一組。學校選的是﹕多項選擇題是乙、丙組，長題目是丙組。也就是說，儘管是官立學校，學校當局也沒有迴避中國近、現代史，而且刻意要學生加深認識中國近、現代史，否則為什麼不選（一般認為）沒有那麼困難的乙組作長題目組別？如果沒有記憶錯誤，筆者班上42人中只有兩人中五沒有考中史科。當時的中史科教師，教授中國近、現代史時，沒有繞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除了教科書以外，教師還拿着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冊來作參考，拿其中的中國白銀外流數字，換算為現代的多少萬、多少億，其立場可想而知。可以肯定地說，當時接受到的學科教育，令筆者基本上了解到中國近、現代史，但絕不可以令筆者對英國的歷史、文化有一點認識，更不要說對英國或殖民政府有半點感情。
筆者參加了學校課外活動的中樂組，學習演奏中國樂器。學習過程中自然會接觸到簡體字和國內出版物，而當時（1970年代中）正是文革時期，我們又不可避免地接觸到如《草原上的紅衛兵見到了毛主席》、《大寨紅花遍地開》等曲目，或多或少地我們都要嘗試理解這些樂曲是講什麼的。在校際音樂節合奏比賽時見到「左校」中樂樂團抖擻的精神面貌，更令筆者肅然起敬。這些統統都是學校正規的課外活動的一部分。
以往的「殖民地教育」不是不談政治的嗎？筆者念中二時，正值文憑教師爭取政善待遇發起工業行動，有教師響應行動，決定罷課，並在課堂上大談「教師尊嚴」、「可恥待遇」。中六、中七時，學校歌唱比賽的參賽曲目，除了《陸小鳳》、《Jamaica Farewell》等之外，還有《黃河頌》、《保衛黃河》、《我的祖國》等「愛國歌曲」，而且還拿了獎項——歌唱比賽是在學校禮堂舉行的。
國民教育更像殖民地教育
如果殖民地教育是指會社（house）、領袖生（prefects）等制度，或者是指培養同學對學校的榮譽感，則筆者的中學肯定有進行這種教育。如果殖民地教育是指深一層次的教育服務於社會結構（參考《重寫我城的歷史故事》許寶悤編，香港﹕牛津，2010年中許寶悤的文章），筆者沒有什麼補充。但如果殖民地教育是指中、小學教育中在學科內容或課外活動刻意培養同學對宗主國或當權政府的認同，那麼起碼筆者當年就讀的官立中學就沒有進行過那種教育。這未必是因為當時教育當局好心做好事，更可能是因為當時教育當局沒有像現在對學校、教師以及一切活動進行十足有效的監控，因而以往可能會出現像筆者（或其他人）當時接受的多樣化的教育。撇開教育當局現在對教育的監控而談國民教育中學校、教師的自主，是偽善的，倒是現在的教育更像殖民地教育，起碼以往大部分的中學生都會讀三年的中國歷史、以往的中國語文科會教授《岳陽樓記》、《背影》等文化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