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歐人東來
歐洲與東方往還，最早應為與地中海東岸及西亞的商務，以後漸及中亞及印度。至於是否與中國有過接觸，尚是疑問，即令有過，亦只是間接的。西元前二世紀以後，中國與羅馬間的絲道初通，中國與歐洲的關係，始趨開朗，但是困難重重。一以絲道所經的西亞、中亞地區，常為不相統屬的部族所據，缺乏長期的安定秩序，交通往往受阻。二以地方政權對於貨物通過，任意苛徵，多方刁難，甚至予以阻斷。三以運輸全賴畜力、人力，數量有限，運費亦昂，復多崇山大漠之險，自不及水路的便利。
西元前一世紀後期，羅馬領有埃及時，埃及與印度之間，已有商船來往。至一世紀，羅馬商人開始自紅海進向印度，再繼續東航，遠達交趾，遂至中國，此為二世紀的事。自是以迄十四世紀，中、歐間海上貿易不絕。元亡之後，一度中斷。十五世紀初期，鄭和西航，並不曾與歐洲人相遇。到了十六世紀，始行重開貿易，此則出於歐洲人的主動。
以往中、歐間的海上通商，規模不大，印度洋及中國海的航權先後操於波斯、大食及中國人之手，歐人無插足餘地。再者，由地中海東去，無論取道紅海或波斯灣，中間仍要經過一段陸路，歐人在此一地帶既無勢力，對於中國又十分隔膜。蒙古的鐵騎橫掃東西，深入東歐，震慄了整個西方世界，引起了歐人對中國的注意。經過文藝復興，歐洲人的精神解放，觀念一新，好奇冒險的心理大熾。同時世界知識進步，馬可波羅的遊記不再視為神話。中國的豐富物產正為歐人所需，東方的黃金珍寶尤為所愛。地圓學說此時亦漸為部分人士所接受，東達「大汗之國」及印度、日本，不必定要經過回教徒所控制的近東故道，不妨另闢直接途徑，打破回教徒的壟斷，避免他們的剝削。更大的原因是歐洲國家的力量的增強。以往歐洲人的東行，不論其為通商或傳教，多屬於私人的活動，即令是君主或教皇派遣的使節，亦乏足夠的支持。十五世紀以後，西歐瀕海的葡萄牙、西班牙，及英、法均成了民族國家，最後荷蘭亦獨立建國，人民的愛國心提高，政府的權力加大，為了個人的享受，國家的榮譽，這些慣於海上生活，以通商為立國之本的民族，遂爭向海外開拓。政府鼓勵於上，人民響應於下，雙方利益合而為一，主要動機實為財貨，次為傳教。信奉基督教的歐洲人，總望將亞洲人導入同一宗教信仰，以期消弭再有來自東方的武力威脅，並順利發展商務。蒙古時代的教使、教士，大都為此東來。海道大通之後，愈為積極。
航海技術與設備的幼稚，為十五世紀前歐洲人無法推動海外經營之另一原因。文藝復興之後，歐洲人對於自然現象及其所生活的世界的態度改變，科學受到重視，一切均在進步中，不僅能製造堅固的巨船，技術設備亦隨之改善，天文氣象的知識愈趨正確，自中國西傳的指南針裨益尤大。火藥的輸入，復改變了他們的戰術武器，各種槍砲相繼發明，商船均係武裝，不僅可以自衛，且可威脅征服所至之地的國家人民。其後歐人之能夠輕而易舉地控制印度、南洋，打開中國門戶，就是憑藉這種船炮。
十五世紀的歐洲國家首先致力於遠洋探測的為西班牙與葡萄牙，目的為通商中國、印度，而以獲得香料為主。西班牙人橫渡大西洋航，結果發現了新大陸，葡萄牙人循非洲西岸南進，結果發現了真正通往東方的航道。就當時對歐洲的商業利益與今後對中國的關係來說，葡人的貢獻與影響實在西班牙之上。葡萄牙是一個小國，而地理位置則便於海上活動，它一再與非洲西北部的回教徒爭戰，熟悉非洲的地理。十五世紀中期，幾乎每年均有遠航隊前往，終於在一四八六年（明成化二十二年）發現了好望角。十二年後，進入印度洋，抵達印度西南岸的古里（Calicut），開通了歐、亞間的直航海道，採購不少印度的珍珠、細布及南洋群島所出的香料，利市高達六十倍。一五〇二年，再度東來，獲利亦有五倍。葡人益銳志東略，奪取波斯忽魯模斯（Hormuz），控制紅海口的商道，進而於一五一〇年（明正德五年）擊敗了壟斷歐亞間的海上貿易約九個世紀的阿拉伯艦隊，佔領了印度西岸的臥亞（Goa），設置總督，印度洋的海權大致入於葡人掌握。雄心勃勃的臥亞總督阿布奎爾奎（Alfonso
de Albuquerque），尚欲席捲整個印度洋與南洋。一五一一年攻佔了通往東印度群島的咽喉要道，馬來亞西岸的滿剌加（Malacca），繼而佔領美洛居（Moluccas），亦即是歐洲人夢寐以求的香料出產地。
葡萄牙的海上經營，係由國王主持，資本由他供給，貨物歸他支配。等到東來的葡人日眾，勢力愈擴愈遠，這般冒險家但顧私人的一時利益，往往不擇手段，為所欲為，國王的影響力也就微乎其微了，此為葡萄牙不能長期保持其東方權勢的原因之一。
二、海疆擾攘－－先驅者葡萄牙與西班牙
有史以來中國的對外問題均起於塞北，東南海疆大致安謐無事。明初，即十四世紀後期，始有來自日本的倭寇，繼之為來自西方的葡萄牙人，倭寇之禍，亦隨之嚴重。及倭寇蕩平，而西方給與中國的威脅，反有加無已。
滿剌加為明的朝貢國，久為中國人商販之地，葡人佔領之後，得知了不少中國情形。遂於一五一四年（正德九年），東抵粵江口外，為歐洲人第一次自海道直達中國。一五一六年二次前來，而以第三次的規模為大，葡船及馬來船各四支，由安德魯德（Fernāo Perez
d『Andrade）率領，使者皮利（Thome Pieres）偕行，於一五一七年至廣東東莞縣的屯門島，明人稱之為佛郎機（Frangues），此為十字軍時代東方回教徒對歐人的通稱，為安德魯德擔任通事的大概是馬來的回教徒。
明代南海諸番，如非朝貢之國，不許前來廣州，如非貢期，亦予阻回。朝貢其名，互市其實，「私通蕃貨與進貢者混，以圖私利」者，亦頗不少。葡人以進貢為名，但事先未經明的許可，竟突至廣州。「其人皆高鼻深目」，狀貌奇異，「銃聲如雷」，「震駭遠近」。這是中國人初次聽到西洋的砲聲，見到西洋的大船。地方官有人主張從其所請，有人認為非例。兩廣總督以「大明會典，並無此國入貢」，因上奏請示。安德魯德退泊南頭，從事交易，皮利留於廣州，等待消息。北京初命將葡船所帶「方物」照值收購，貢使遣歸。皮利不肯即去，經回教通事的夤緣活動，卒於一五二〇年進入京師。據說這位通事與明武宗十分親近。
南頭與屯門相去不遠，俱係瀕海關隘。一五一八年起葡人在兩地造屋築柵，剽劫商旅，掠賣人口，自為中國所不能容忍。同時滿剌加亦來請援，明人對此敕封之國的見奪，不便坐視。責令佛郎機歸還滿剌加的命令雖未生效，屯門、南頭的葡人終被逐退。明朝事先周詳部署，招致習知葡人造船鑄炮的華人如式仿製，經過一五二一及一五二二年的兩次圍攻，獲得全勝，俘虜炮銃二十餘管。此為中國與歐洲國家的初次戰爭，初次使用西方武器。
廣東之外，葡人曾到過閩、浙。屯門、南頭被逐，廣東通商停止，北來的葡人愈多，與海盜及倭寇相結，盤踞浙江寧波的雙嶼。初尚無越軌行動，一五四六年，葡人以債務為藉口，實行劫掠，中葡再度相戰，葡人與倭寇聯合，十八年的倭寇之禍，亦於是開始。一五四八年，明軍攻破雙嶼，戰爭南移福建，再經一五四八至一五四九年的兩次激戰，閩海大定。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與福建紳民對於外人的態度完全相反，政府嚴禁通番，紳民則樂與為市。
自粵海葡人被逐之後，南海「應貢蕃夷，皆以佛郎機故，一概阻絕，船貨不通」，廣東的經濟財政大受影響，公私皆窘。一五二九年從巡撫之請，詔命凡以往朝貢諸國，仍許照舊來粵，惟佛郎機不在其內。究諸實際，葡人並未絕跡，多居於澳門西南的浪白滘（Lampaco）島，上川島及下川島同為他們所居之地。一五三五年（嘉靖十四年），南海貢舶賄通官吏，許其寄泊澳門，每年繳納船課二萬兩。此後逐漸興建房舍，成為聚落，葡人乘機混入。一五五七年，一以金錢的運用，二以助剿海盜之功，取得同樣的待遇，數年之間，至者日眾。南海諸番自非葡人的對手，澳門遂為葡人專據，「歲規厚利，所獲不資」，「詭行異服，劍芒大砲，彌滿山海」。澳門為一半島，屬香山縣，如果葡人一旦擁眾而入，直趨廣州，將不可收拾。有人建議迫令撤屋，隨舶來往，最好予以剪除。雖未見諸行事，為了預事防範，因於一五七四年，在澳門香山之間的山基建立一座關閘，繼又添設香山縣丞，駐澳門前山寨（Casa
Branca），專理民夷案件。一六一四年又與葡人約法五事，亦可說是中西最早的一個條約。終明之世，雖未許葡人朝貢，不過以後雙方尚能相安。葡人所重視的為印度、南洋，中國居於次要。十六世紀末，葡萄牙本土為西班牙所併；十七世紀，其在東方的殖民地多為荷蘭、英國攘奪，葡人亦無力在中國生事。
清初沿海遷界，澳門葡人以屬於化外而未內徙，惟航海貿易則被禁止，商務大受影響。一六七〇年（康熙九年）臥亞總督以葡王的名義，遣使請求救濟，始准其入貢，亦即是正式允其通商。一七二〇年，清禁內地商船前往南洋，但仍聽葡萄牙諸國前往。臥亞總督為表示感激之意，再遣使前來。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第一次葡萄牙國王直接派遣的使臣始至北京，以往中國稱葡萄牙為西洋國，這次稱之為博爾都噶爾國，誤以為初次入貢，接待十分周到。乾隆之時，對外的防範趨嚴，以澳門地位重要，一七四四年（乾隆九年），增置海防同知，訂立查驗進出洋船及在澳門夷人章程，葡人大為不便。一七五三年葡使至京陳訴，一無所得。
大致說來，首先自海道直航東來和中國接觸的是葡萄牙人，他們稱雄印度洋及南洋。掌握中、歐通商，但至十七世紀以後，則已日薄崦嵫。
與葡人同時分向海外擴展的西班牙人，其目標實為中國。哥倫布西航之時，即擁有西班牙當局致「契丹大可汗」（即中國皇帝）的國書。但西班牙人真正與中國接觸，則後於葡人約六十年。第一個代表西班牙進入東亞的為到過滿剌加、美洛居的葡人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他得西班牙王的支持，自歐洲出發，繞過南美洲，橫渡太平洋，於一五二一年發現了菲律賓群島。四十四年後，始由來自墨西哥的西班牙人著手經營，又六年（一五七一）佔領呂宋。呂宋原為中國商販聚集之地，中國人初亦稱西班牙為佛郎機，有時稱為呂宋。
西班牙人佔有呂宋三年，中國海寇林鳳因官軍的攻剿，不克在閩海立足，率領部眾四千，前來爭奪，翌年失利而去。時福建師船跟踪而至，西班牙總督乘機遣使福州，得到了互市的許可。西班牙人野心勃勃，有主以武力征服中國者，認為這是輕而易舉的事。尋以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在大西洋為英國所敗，此一企圖，自談不到。一五九八年，西班牙請市廣州，以違例被拒，但福建商船前往呂宋者頗多。因為菲律賓缺乏貨物，西班牙人多用銀餅付價，這種銀餅就是來自墨西哥的銀元。不過西班牙的對華商務，始終不甚重要。
販運呂宋的閩人，往往留而不返，西班牙人為了經濟及殖民地的開發，亦需要華人。於是來者日眾，西班牙人漸生疑懼，時加凌虐。一五九三年，華人憤將菲律賓總督刺殺，西班牙人大肆報復。「然華商嗜利，趨死不顧，久之復成聚。」時明廷財政困難，有人說呂宋山富銀礦，樹生金豆，可供開採，因派人往勘。西班牙人以為中國意欲襲取呂宋，華人將為內應，遂發兵圍攻，二萬五千商民，盡膏鋒刃，時為一六〇三年（萬曆三十一年）。明廷無如之何，僅由福建巡撫移檄「數以擅殺之罪，令送死者妻子歸，竟不能討」。西班牙人益無忌憚，既不畏懼中國，又需要中國的貨物，華商亦仍然前往。一六三九（崇禎十二年）至一六八六年（康熙二十五年），又有三次屠戮，遇難者二萬餘至萬餘人不等，雖起因不一，終不能不謂為有計劃的暴行。中國政府固未盡其保護人民之責，而西班牙給予中國的觀感，亦可想見。
三、海疆擾攘－－繼起的荷蘭與英國
第三個自海上與中國接觸而引起紛爭的歐洲國家為荷蘭。荷人一向自葡萄牙販運東方貨物，十六世紀末年，西班牙兼有葡萄牙後，此舉遂予禁絕。一六〇一年，荷人初到廣州請市不遂，葡人亦拒其進入澳門。「其人衣紅，眉髪連鬚須皆赤」，明人稱之為紅毛番。翌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積極與葡、西競爭，竟取代了葡人在東方的地位。
鑑於在粵的被阻，一六〇四年（萬曆三十二年）荷人得南洋閩人的引導，襲據福建澎湖。以明人嚴禁往來，斷絕接濟，不得已掛帆而去。三年之後，決以武力奪取澳門，發生了西方國家在中國境內的戰爭，結果荷人失利。一六一九年，荷人切實控有爪哇巴達維亞（Batavia）。一六二二年（天啟二年）二次進攻澳門，復被拒退，又趨閩海。再佔領澎湖，屢犯金門、廈門。閩吏勸令他去，另在別港拋泊，荷人不肯，反劫掠漁船，奴役漁民、客商，聯同海盜，侵擾內港。福建巡撫差人往巴達維亞曉諭無效，遂作進討之計。一六二四年，明軍直搗澎湖，荷人力不能抗，答應拆城還地，東去台灣。
荷人初至台灣，即於南部的一個島嶼（安平）築赤嵌城（Zeelandia），與閩商交易，這應是退出澎湖的一個條件。不久台灣南北要地，多為所有，仍不時寇擾閩疆，並將佔有基隆、淡水十六年的西班牙人逐去。
據有金門、廈門及閩南，與清軍相抗，奮力於恢復運動的鄭成功（國姓爺Koxinga），以攻略江南不成，從台灣閩人的建議，決先取台灣，收復先人故土。經過九個月的圍攻，荷人終於一六六二年請降。此為早期歐洲人在東方經營殖民地所遭到的挫敗。
荷人佔領台灣期間，曾向清廷請市，獲得八年一貢的許可。台灣被逐之後，屢助清軍進攻鄭氏的金門、廈門。及清有台灣，以荷蘭恭順，改允五年一貢。一七二九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設支店於廣州。荷人在東方的聲勢以十七世紀為盛，然與中國的商務關係則不重要，所重視的為日本的貿易與南洋的經營。在南洋一帶，荷人先後與葡、英角逐，當地華僑備受池魚之殃。明季鼎革，閩、粵人亡命南洋者不少，荷人日益凌虐，一七四〇年，在爪哇被屠殺者不下萬人，其殘暴一如西牙人之在呂宋。
約與荷蘭同時向東方活動，同被明人稱為紅毛番的另一歐洲海權國家為英國。十六世紀後期，英人屢謀別覓一通商中國、印度之道，以避開葡萄牙、西班牙的勢力，卒無所成。一五八八年，戰敗西班牙之後，始無所顧慮，開始取道好望角、印度洋東航。一五九六年（萬曆二十四年）英王曾致書中國皇帝，以船沉未達。又四年，倫敦的東印度公司成立，連續派船至印度、南洋。初與荷蘭分向西班牙進攻，繼與荷蘭相爭。有鑑於荷蘭請市中國的失敗，暫不作嘗試，惟間接在南洋、日本獲得中國的出產。一六三五年，葡萄牙為荷蘭所困，印度、澳門間的交通被阻。臥亞葡總督和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協定，由英船來粵代葡人運送貨物。是年第一艘英船到了廣東，澳門葡人竟不之許。一六三七年（崇禎十年），威代爾（John Weddell）代表另一英國商業團體，率船續至。葡人既恐英人奪去它的利益，又畏中國官府責難，仍多方阻撓。威代爾強入珠江，引起了中英之戰，虎門砲台失守，中國師船三隻沉沒。經葡人調解，中國允其來省買賣，威代爾答應道歉。此為中英的初次直接接觸，亦為衝突的序幕，雙方均感不快。
威代爾去後，英國內部多事，葡人續與為難，荷人復與相敵，東印度公司的基礎未穩，三十年間，英船僅來粵三次。以廣東秩序不佳，勒索重重，無貨可購，均告失敗。一六七〇年（康熙九年），轉來台灣，時鄭成功之子鄭經正為清、荷聯軍所苦，對英人表示友好，允免關稅，而以輸入軍火、棉花為交換條件。一六七五年，鄭經再有閩南，英人隨之通商廈門。清平台灣，英人在台、廈的活動終止。一六八八年重返廣州，不惟未因其曾助鄭氏而遭遇困難，此後商務且日有開展，一躍而居於西方國家對華貿易的領導地位。
葡、西、荷、英之外，十七、十八世紀與中國互市的西方國家，以法、美兩國為重要。一六六〇年法國商船初至廣州，一六九八年設置商務經理。時法國教士深得康熙的好感，此次又有教士同行，所以頗受優待。約在二十年後，法國印度公司廣州支店成立。不過法國的對華貿易有限，來粵商船每次為一到四艘，且非每年均有。美國獨立以前與中國的關係為間接的，獨立之後，始於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派船來粵，初經大西洋、印度洋，後改道太平洋，中國人稱之為花旗國。「其舶較他國為小，隨時可至，非如他國必八、九月始能抵口，所以來舶較多」，地位僅次於英國。
此外通商廣州的西方國家，有奧地利（雙鷹國）、比利時、普魯士（單鷹國）、丹麥（黃旗國）、瑞典（藍旗國）、義大利，均為十八世紀之事。
四、中俄陸上的和戰
十六、十七世紀，中西間除了為通商引起的海上紛擾外，北方陸上之爭，更為嚴重，第一次中西的大規模戰爭與正式條約的訂立，即由此而來。自蒙古汗國瓦解後，俄人開始向東擴張，一五七九年後的六十年間，囊括了亞洲北部，而於清軍入關之年（一六四四），進入黑龍江流域，奪佔土地，到處劫殺，以人為食。一六四三至一六四六年波雅科夫（Poyarkov）及一六四七至一六五二年哈巴羅夫（Khabarov）率領的哥薩克最為殘暴。於是發生了一六五二至一六六〇年間中俄在松花江下游的四次戰鬥，俄人被迫西退，然仍寇掠不已，中國稱之為羅剎或羅車。
俄人一面以武力擴地，一面希望與中國通商，屢次遣使前來窺察中國國情。早在十七世紀初年，俄人與西部蒙古已有往來，一六一九年（萬曆四十七年）第一次來華俄使即係取道蒙古，因無貢物，未獲覲見，僅允通商。一六五六及一六六〇年（順治十三及十七年）的兩次使臣，復以不諳朝儀，不肯跪拜，及表文矜誇，不遵正朔，仍均被卻。
一六六五至一六六六年，俄人築城於雅克薩（Albazin）、尼布楚（Nerchinsk），臣屬於滿洲索倫（Solon）酋長根忒木爾（Gantimur）投降，中國在黑龍江上游的地位大受影響。康熙要求交回，不僅未被接受，尼布楚總督反派了一位目不識丁的哥薩克人前來，命康熙接受俄皇的保護。這位使臣似不曾提出此一荒唐要求，朝見時且實行跪拜。康熙再令交還根忒木爾，勿再侵擾邊境。時值俄國與波蘭失和，西疆多事，如在東方別起爭端，實非俄國之利，因允約束邊人，並再遣使修好，但對根忒木爾的引渡依然推拖。
這次的使臣人選為尼果賴（Nicholas G.Spatary Milescu），他是一位博學之士，於一六七六年到達，覲見時亦行跪拜禮。康熙先問察罕汗（Chagan
Khan，即白汗，為蒙古人對俄皇稱號）好，次問使臣曾否學過哲學、算學。尼果賴提出十二項請求，包括兩國文書往來，應使用一種共同文字，中國遣使報聘，自由貿易，釋放俄國俘虜。康熙不作正面答覆，聲言在下列三事未解決前，兩國斷絕一切關係，第一交還根忒木爾，第二以後使臣須遵守中國禮節，第三不得再有侵犯邊境之事。尼果賴曾作爭辯，未獲結果。他在北京停留三個多月，從耶穌會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處得知不少中國政治情況及康熙的對俄態度，必要時準備訴諸武力。
康熙初年，國內尚未真正統一，對俄暫時容忍。三藩之亂既平（一六八二年），國基穩固，康熙正當盛年，決心解決東北問題。他先派人觀察雅克薩形勢，部署水陸交通，然後運糧調兵，置備師船，演習紅衣（夷）炮，設大營於璦琿。但仍認「征戰本非佳事，不得已而後用之」。以往數次遣使行文，令俄人撤回部眾，交還逋逃，互相貿易，各安生業，總無回報，搶掠如故。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在兵臨雅克薩時，再以此意宣示，並諭統帥彭春，如俄人獻地，勿妄殺一人，但仍然無效。彭春全軍四千人，內有長於水戰的台灣兵。經過不到一天的攻擊，俄人請降，此為有計劃而勝利的戰爭。
雅克薩收復後，可能是由於補給不易，彭春毀城引還，遂復為尼布楚的俄國援軍佔領。翌年清軍二次進擊，久攻不下。適荷蘭使臣至京，康熙帝再以和好條件交令轉發俄皇。康熙望和，俄人亦無戰意，得知中國第一次進兵之時，已派人前來，請求停戰。康熙下令撤圍，等待俄國的正式使臣定議。
俄國的使臣為果羅文（費耀多羅，Feodore A.Golovin），對於遠東情形，略有所知。俄政府對他有過兩次訓令，第一次是中俄應以黑龍江為界，最少亦須以雅克薩為界，但俄人得在黑龍江及其支流自由通商。第二次是如能取得通商的便利，雅克薩可以放棄，勿重啟戰端。會議地點，商定為外蒙邊境的色楞格城（Selengask）。中國的代表為索額圖、佟國綱，均為政治上有地位的要人。隨員中有兩位耶穌會士，即法國的張誠（Jean Francois
Gerbillon），葡萄牙的徐日昇（Thomas Pereira），康熙所定的交涉大綱為黑龍江及其支流，包括尼布楚、雅克薩在內，不可少棄，根忒木爾、逃人悉當索回，準俄人通使貿易，否則不與談判。
索額圖等於北行途中，得知準噶爾部的噶爾丹（Galdan）攻破了喀爾喀（外蒙），無法續進，遂通知俄方，另行擇地會議。遲至一六八九年。中國代表再度出發。康熙另有新的指示，如俄人要求尼布楚，不妨改以其東的額爾古納（Argun）河為界，換言之，就是放棄了尼布楚。他何以作此讓步？諒與噶爾丹的東侵有關。二十年前，俄人已與準噶爾有了接觸，這時噶爾丹復揚言借得俄兵，康熙不得不慎重將事。喀爾喀問題關係北方國防，必須從速處理，為不讓噶爾丹為俄人利用，致事態複雜，又必須及早解決中俄的爭端，統籌全局，對於中俄交涉立場，不能不有所修正，其內容與俄國對果羅文的第二次訓令已無大出入。
是年八月下旬，中俄使臣開始在尼布楚會議，隨同果羅文而至的武裝部隊約二千人，索額圖帶來的官兵約四千人，進入會場的衛士各七百六十人，真可說是武裝談判。果羅文的威儀極盛，索額圖有些相形見絀。雙方的開價，初均甚高，擔任通譯的張誠、徐日昇往返斡旋，方獲致諒解。後來果羅文突又變議，中國全軍即進迫尼布楚城下，果羅文終於讓步。九月七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條約簽字，原文為拉丁文，出於兩位教士之手，另有滿文及俄文譯本，其中要點：一為中俄以黑龍江上游的格爾畢齊河【註：格爾畢齊河注入石勒喀河，石勒喀河注入黑龍江】、額爾古納河與大興安嶺為界；二為俄人退出雅克薩；三為捕逃互不索回，今後不得收納，應拿獲送還；四為自由交易。
這是一次對等的談判，是一個平等的條約，遏止了俄人對黑龍江流域的侵略，保全了完整的東北達一百六十年。固然是俄人為時勢所限，在東亞的力量不足，中國正當盛世，但康熙的應付得宜，所關亦大。不過尼布楚地區則未克保有。
條約訂後，康熙以全力對付準噶爾，噶爾丹一再勸說俄人反攻雅克薩，康熙亦一再知照尼布楚俄官勿為所惑，噶爾丹終於敗亡，可說是康熙對俄政策成功的另一面。至於俄國，彼得大帝所注意的是西方，在東方唯望維持與中國的和好，以便發展商務，一六九三年的俄使雅布蘭（Evert Yorbrand Ides）即為此而來。表文款式雖然不合，康熙仍予召見，準俄商每隔三年來京一次，不令納稅。旋設俄羅斯館，安置俄人，允俄人通商北京，並得派喇嘛、學生。這些權利為其後百餘年其他國家所未能享受。
原在新疆北部游牧的土爾扈特部，七十年前為準噶爾所迫，西走伏爾加河（Volga），歸屬於俄，仍思故土，屢來入貢。康熙為明瞭實情，加以聯絡，以制準部，因命圖理琛取道俄境前往。對於使團的言行，他均有指示，處處表示對俄的和好誠意。西伯利亞的俄官對圖理琛的接待，亦頗盡禮。彼得大帝以忙於瑞典戰爭，使團又未攜國書，所以不曾邀晤。此為一七一二至一七一五年的事。
一七二〇年，為改進對華貿易，有一位名叫伊思邁羅付（Leon Izmailov）的俄使到京。康熙要求先行交還俄方近年收留的逃人，劃定蒙俄疆界，再及其他，俄使的任務因而未克達成，僅將隨員郎喀（Laurence
de Lang ）留駐北京。終以中俄糾紛時起，翌年郎喀亦不得不離開北京，貿易同告停頓。及康熙、彼得兩主謝世，俄國有感於邊界問題之勢須解決，復命薩瓦（Sava
L.Vladislavitch）率領一個龐大使團東來，於一七二六年抵京，名義為賀雍正登極。薩瓦屢與中國大臣談判，受到雍正的召見賞賜，若干問題大致有了諒解，惟界務則須於蒙邊恰克圖續議。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條約成立，劃定東起額爾古納河，西至沙畢納依嶺疆界，北京照舊貿易，另准於蒙邊（恰克圖）買賣，俄國增派喇嘛、學生來京。嗣後恰克圖成了陸上的廣州。雍正對俄之如此寬大，大約亦與準噶爾問題有關。時準部勢力復熾，中國對俄懷柔仍有必要。是年清軍進剿準噶爾，雍正特知照俄方，如準噶爾人逃入俄境，可予收納。一七二九至一七三二年問，圖理琛再度赴俄，希望俄人對準噶爾問題與中國取合作態度。大致看來，康、雍兩朝，俄人頗受優遇，對於中國實情亦了解較多。
乾隆初年，命將俄人貿易統歸恰克圖，不准再來北京。時俄人對東北亞經營復趨積極，黑龍江為東去捷徑，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請假道運糧。先一年清軍已破準部，對俄無何顧慮，況此項要求實有違尼布楚條約，乾隆嚴予駁拒。準部蕩平，其酋長西逃俄境，乾隆堅令交還，幾乎引起戰爭。一七六四年後，以蒙邊俄人屢次滋事，恰克圖三次閉市，中俄等於絕交。一七九一年，由庫倫辦事大臣松筠與俄方於恰克圖訂立市約，條文全由中國擬定，互市如故。
俄國為實現航行黑龍江的希望，一八〇五年（嘉慶十年）復遣使東來，因不跪拜，中途駁回。俄人十分憤慨，由於拿破崙的牽制，未敢有所舉動。一八一〇年，又請通使，尤望中國先行遣派，嘉慶認為斷不可行，縱令俄人入貢，亦須斟酌。總之乾隆以後，中俄關係已轉入低潮，一般的中西關係亦復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