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全球經濟復蘇受阻，世界主要國家經濟陷入困境。發達國家為應對經濟危機而焦頭爛額，其國內政治、社會也不太平。
先是雅典隔三差五罷工抗議，再是馬德里靜坐示威，倫敦發生嚴重的打砸搶事件，美國民眾發起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正在各大城市如火如荼地上演。在世界另一端的日本，自2006年小泉卸任後，五年內已頻繁更換六次首相。發達國家究竟怎麼了？
國內經濟增長放緩，通貨膨脹，高失業率，財政緊縮已成為最普遍的答案。尋求更深層次的癥結所在，我們常常容易忽視人口轉型因素對經濟中長期走勢的影響。
經濟危機的深層次癥結
人口轉型，是指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進而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轉變的過程。發達國家在19世紀和20世紀先後經歷了人口轉型。
工業化階段的科技進步、貿易擴張等極大地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準，降低了死亡率，人口出生率也隨之下降。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西班牙大流感、大蕭條致使人口急劇下降。“二戰”結束後，因大蕭條或戰爭而推遲結婚生育的人們開始生育，迎來了歷史上著名的“嬰兒潮”時期。這20年的人口膨脹使美國的總和生育率一度達到了3.5。
20世紀70年代以後，女性逐漸走出家門進入勞動力市場，生育意願大大降低，教育水準的提高也使得人們更多地考慮孩子數量與品質的權衡，發達國家的生育率開始逐年下降。另外，人口的迅速老齡化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新趨勢。
人口轉型會如何影響經濟增長呢？在經濟增長中，勞動力、資本、技術進步是決定總產出的三大因素。以“二戰”後的人口轉型為例，當“嬰兒潮”一代步入中壯年時，猛然為勞動力市場注入了強大活力。幼年和老年是消費旺季，中年時人們儲蓄最多，勞動人口的高儲蓄為資本積累提供了堅實支撐，青年是創新的源泉。
可見，此次人口轉型中高比例的勞動人口從三個方面都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的增長，這些都為歐洲和日本自20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的高速增長提供了動力。
然而，當人口紅利難以為繼，“嬰兒潮”出生的人們不再年輕時，局勢悄然間發生了逆轉。勞動力短缺，老年撫養比上升，人均儲蓄降低都不利於經濟增長，上世紀末日本和歐洲的經濟增長相繼陷入頹勢。
不僅如此，人口轉型的不利影響還會波及到貿易、資產價格。在開放的經濟體中，一國的儲蓄會轉化為投資和淨出口。因此，發達國家勞動人口比例下降，導致私人儲蓄率降低，從而造成貿易順差減少或逆差增加。
年輕人口對住房有新增需求，且具備更強的風險承受能力，資產配置中房產、股票類風險資產的比例較高，勞動人口比例的增加會促進房價上升。美國“嬰兒潮”一代的房產需求極大地刺激了20世紀90年代資產價格的快速上漲。但在人口老齡化的背景下，老年人的住房需求萎縮，更會減持金融資產來滿足老年階段的消費，因此老齡化不利資產價格上漲。
在上世紀80年代，正當“嬰兒潮”一代處於青壯年時期時，歐洲國家短視地推出了“從搖籃到墳墓”的高福利社會保障體系。在人口結構有利，勞動力資源豐富時，這種奢華的社會福利體系尚能正常運轉。但當“嬰兒潮”一代逐漸步入退休年齡，年輕人口比例下降，生育低谷來臨時，國家財政就捉襟見肘了。
社會中更少的年輕人要養活更多的老年人，無疑是對國家財政的巨大考驗。政治家們為了選票不敢輕易觸碰高福利這條高壓線，因此只能靠稅收、發債來維持。2011年，歐洲主要國家稅收占GDP比重超過35％，2009年希臘債務危機的爆發則使得公共債務問題原形畢露，這冰山一角的顯現揭開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大幕。
可以說，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只不過捅破了一個巨大的泡沫——社會福利的泡沫。在財政惡化的環境下，削減財政赤字，全面降低福利水準已是無法逃避的事實，甚至成為了換取國際援助的條件。可是早已習慣了高福利待遇的民眾不答應了，一旦想要改革或福利“瘦身”就會遭遇非常大的阻力，於是示威遊行便成為歐洲社會的家常便飯。
應該削減誰的福利仍是個難題。在英國，60歲以上老年人占到人口的22.6％，而20歲到35歲的年輕人僅為人口的20％。中老年人操縱了英國的政治選舉，他們通過投票使得政策更有利於自己。當民主投票的途徑不能改變自身境遇時，暴力就成了英國年輕人宣洩不滿的途徑。
著眼長遠調整人口政策
雖然歐美國家近年來已經意識到人口轉型帶來的問題，並試圖調整人口政策，鼓勵多生，放寬移民政策，但效果不盡如人意。倫敦騷亂的參與者大多是黑人青年，他們無一技之長，失業和貧困困擾著他們。在這種情況下，又怎能有效地增加勞動供給？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于歐美國家相對溫和的動亂，年初至今北非、中東國家的政治動盪則暴戾了許多。政權更迭，總統下臺，騷亂頻發，阿拉伯國家的劇變讓我們重新審視這片土地。北非、中東的人口結構正處於黃金期，16歲－35歲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36％。
但這些國家長期過多地依賴石油資源，並沒有充分利用好如此優越的勞動力資源，青年人口失業率達到30％。這些上升無望的年輕人最終選擇以暴力衝突的方式推翻年長者的統治，掀起了轟轟烈烈的“青年革命”。
如果說日本、歐洲的人口已經進入老年期，印度、北非的人口處於青年期的話，那麼中國的人口恰恰處於中年。“中年危機”對一個國家的人口結構也不例外。很多時候我們將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增長奇跡歸功於對外開放、經濟轉型，常常容易忽略中國過去30年人口紅利的貢獻。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用二三十年完成了發達國家歷時一個多世紀才完成的人口轉型。因此，過去30年間充裕的勞動力資源、不斷下降的人口撫養比都為經濟增長提供了有利的人口條件，我們更是抓住契機，充分利用了勞動力資源。開放的政策、產業轉型使得農業中大量勞動力轉移到工業和服務業。教育水準的提高，尤其是農村地區教育條件的改善極大地提升了人力資本，過去30年勞動生產率就增長了10倍。
走向未來的中國，人口紅利正在逐漸喪失。總生育率從建國初期的6下降到了現在的1.4，這意味著今後的勞動力資源正在萎縮，預計到2015年勞動人口將出現負增長。
然而，低出生率水準下的中國仍未足夠富裕，當日本總生育率下降到1.6的時候，其人均GDP已經突破1萬美元，而當中國生育率降至1.4的時候，人均GDP仍徘徊在4000美元。與此同時，中國的勞動力年齡中位數已經趕上美國，成為除日本外人口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我們會陷入“未富先老”的困境，重蹈日本的覆轍嗎？
只要我們順利度過“中年危機”，這一切就不會發生。更市場化的經濟，更開放的勞動力市場，更有利於培養企業家的制度環境，給予年輕人更多的機會，都能幫助我們突破重圍。因此，未來一段時期的政策取向非常重要。中國的政策選擇不能局限於五年內，而要未雨綢繆放眼30年後。
目前，中國正進入福利改革階段，醫療、教育、養老福利體系的建立都是平地而起，從無到有的。但是給予總能讓人欣然接受，可事後拿走就阻力重重了。歐洲國家遭遇的“福利危機”給我們警醒，福利政策的制定需要量力而行，立足長遠。
其次，調整人口政策以應對未來的勞動力短缺意義更為深遠重大。1979年推行的計劃生育政策極大地降低了生育率，一定程度上有利於當時社會經濟發展，但也帶來了性別比失衡，3000萬“剩男”的嚴重後果。
現在計劃生育政策已有所放寬，部分地區允許“雙獨”生二胎，而允許“單獨”生二胎無疑更為奏效也更為緊迫，不失為亡羊補牢之大計。
李宏彬為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經濟系教授，謝潔玉為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經濟系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