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一年亞洲週刊十大好書（非小說）揭曉，既有從史學家角度借古諷今，也有從治國經驗揭開國家發展真相，更有從完整生命角度提出創意教育觀點，岳南、唐寶林、朱鎔基、熊培雲、周德偉、司徒華、張鳴、羅 海雷、尉天驄和嚴長壽都寫出這一年的好書，展現出全球華人的軟實力以及不斷「向上的力量」。
揮別二零一一年，中國大陸的外匯存底已達三萬二千億美元。在不少華人心間，這天文數字般的巨大財富引起的不是由衷的讚美，而是沉重的嘆息：與之匹配的文化財富的積累在哪兒？當代中華民族的軟實力又在哪兒？一個國家的崛起畢竟不能僅只是為了送走人窮志短的自卑，也更不能只為一展財大粗氣的「豪邁」而得意忘形。
令人欣慰的是，在全球華人社會依然有無數「向上的力量」在運行。這就是全球華人知識分子和網民孜孜不倦的書寫﹑思考與閱讀；這就是台北敦化南路誠品書店﹑深圳書城似乎任何時候都擠滿讀者的「求知景觀」。當然，華人世界「向上的力量」也包括近年中文好書的不斷湧現。
二零一一年吸引讀者眼球的中文好書，首推對複雜的現代史進行精心梳理﹑三大卷同時出版的《南渡北歸》。兩岸讀書界對這套大書予以高度評價，稱其為「首部全景再現中國最後一批大師群體命運劇烈變選的史詩巨著」。作者的感嘆深沉而悲愴，也令人驚悚不已：大師遠去再無大師。值得注意的是，洋洋灑灑「史詩」的作者岳南並非見證左禍浩劫﹑飽經滄桑的「過來人」，而是生於一九六二年﹑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的新一代文化人。
學者唐寶林推出《陳獨秀全傳》則是一部「顛覆之作」，徹底推翻了長期強加在這位中共第一任總書記身上的污蔑不實之詞。作者憑著公民的正直與學人的良知，大力為傳主「正名」，奮筆整整三十年。「全傳」論證陳獨秀無愧於時代和人民，堪稱民主思想家、革命家和愛國者。陳獨秀不屈不撓，既抗議滿清、北洋與國民黨獨裁統治，也抗爭共產國際﹑斯大林及中共的專制主義。他浩然一生，可歌可泣。
注重對現狀的剖析，以及對現實的批判，是該年度中文好書的又一特色。人們饒有興味地讀到《朱鎔基講話實錄》，發現這位前總理講真話﹑揭黑幕﹑批現實，似火激情與犀利詞鋒絕不亞於「以憂國憂民為己任」的媒體人，甚至在有些問題上更有所超越。
學者熊培雲立足於故鄉村莊，考察百年中國鄉村的「淪陷」與希望，推出專著《一個村莊裏的中國》。其實，這部嘔心瀝血之書更是在為中國現代化尋找新路徑。作者認為，中國農村建設六十年的榮辱沉浮，與所謂不可知的命運播弄全然無關，而人的理性﹑決策與行為才是主因。中國今天的企業改制﹑城巿化﹑維權與維穩﹑農民工進城等一系列問題，也莫不如此。
亞洲週刊二零一一年非小說十大好書揭曉：
（一）、《南渡北歸》（岳南、湖南文藝／台灣時報）；（二）、《陳獨秀全傳》（唐寶林、香港中文大學）；（三）《朱鎔基講話實錄》（朱鎔基、北京人民）、（四）、《一個村莊裡的中國》（熊培雲、北京新星）；（五）、《落筆驚風雲》（周德偉﹑台灣遠流）（六）、《大江東去》 (司徒華、香港牛津)；（七）﹑《辛亥：搖晃的中國》（張鳴、台灣聯經／香港中和／廣西師範大學）；（八）﹑《我的父親羅孚》（羅海雷、香港天地）；（九）、《回首我們的時代》(尉天驄、台灣印刻)；（十）、《教育應該不一樣》（嚴長壽、台灣天下文化）。
●「南渡北歸」分為《南渡》、《北歸》、《傷別離》三卷，是作者岳南耗時八年，搜閱近千萬字資料所完成。該書詳述二十世紀三十至七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劇烈變遷的命運。岳南在書中披露，國寶級大師陳寅恪，面對政治時局具有令人驚心的預見。一九六一年，毛澤東發表詩辭「颯爽英姿五尺槍，曙光初照演兵場，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妝愛武裝」，陳寅恪旋即就在贈好友吳宓的辭賦中寫道「留命任教加白眼，著書唯有頌紅妝」。雙目失明﹑心思敏感的陳寅恪預感「刀光劍影﹑殺聲震天」政治動亂的臨近。僅過五年，「紅妝退盡﹑綠裝叢生」的紅衛兵登場，文革「五尺槍」沒有射擊帝修反，而是瞄準了各行各業﹑尤其從事文化教育的知識分子，「從捆鑥於綠軍裝中間寬大厚重的銅頭皮帶，所抽打的目標正是陳寅恪﹑吳宓之類千萬教授與自由知識分子那薄薄的腦穀」。但毛澤東不知道，知識分子也是經濟力，具有影響歷史進程與人心向背的強大作用。侮辱﹑敵視他們，會有什麼結果呢？四人幫那麼快就成了階下囚。
●其實，國際史學界也流行中國式「時勢造英雄」之論，認為若不是生逢其時或恭逢其盛，曾經大幅改變法蘭西國運與世界格局的拿破崙，終其一生也不過是普通的上校團長。此規律也適用於毛澤東。《陳獨秀全傳》作者唐寶林是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但他這部作品無法在大陸出版，而只能由香港中文大學推出。作者披露毛澤東曾承認，直到中共成立前一年，他的思想仍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大雜燴」，不知世上還有馬克思主義。是陳獨秀引導他將馬克思主義定於一尊。如果陳﹑毛之間沒有這場談話，如果陳獨秀沒有派毛澤東赴湖南建黨，如果不是陳獨秀全力將毛澤東提攜到與總書記擁有同等權力的中共中央秘書，毛澤東必定仍是傅斯年﹑羅家倫一類實驗主義信徒。「那麼不僅毛澤東的歷史要全部改寫，中國的歷史也要全部改寫。」
唐寶林還在書中描述傳主陳獨秀的性格特徵：天馬行空，獨往獨來，光明磊落，百折不撓。作者也不迴避陳的錯誤缺點、他的輝煌與失敗、他的不朽業績與英明預言、他的喜劇與悲劇、以及四次獨特的婚戀經過。
●在一般讀者心目中偉人著作﹑領袖文選﹑首長講話等出版物幾無閱讀價值，可是《朱鎔基講話實錄》的命運卻截然相反。對此書隨便翻翻，你就會發現中國大陸諸多報道不受群眾歡迎是什麼理由。在《實錄》中你看不到嚇走讀者的套話﹑空話，而深具個人特色的朱氏妙語比比皆是，比很多電視劇對白都要精彩。比如，關於反貪腐，朱鎔基表示，「江（澤民）主席講過，我有問題，你來查我。江主席都說可以查他，什揦人不能查？為什揦不能查」？「我是你們的後台，江主席是我的後台」；「原則一定要堅持。我全都給你們擔待，大不了我下台」。
可是，從另一角度看，朱鎔基《實錄》恰恰也是中國「病灶」的標本。在一個「黨比法大」﹑執政者將行政﹑立法和監察集於一身的國度，曾發誓「抬一百零一口棺材反貪」的朱鎔基遭遇大尷尬是必然的。比如，中共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曾有意出台官員公布財產的「陽光法案」，分明具有強大的合理性，更具有切實的可操作性，但卻無疾而終，不見下文。時至三十多年後的當下，還有什麼執政表現比制度建設淪為空談更令民眾啼笑皆非的呢？
●邏輯使人善辯，哲學使人深沉，而歷史使人聰明（培根語）。《一個村莊裏的中國》的作者熊培雲面對歷史，更注重心靈與真實。他汲汲營造關於「風險社會」的縝密論述並指出，正是當年人民公社的失敗，餓死了大量農民，「他們有種糧食的義務，卻沒有獲取糧食的權利」。
大災荒更重要的另一個源頭是，社會反對意見無立錐之地。對一個民族而言，反對意見是極其重要的生存資源。實際上，中國農民被活活餓死的慘劇，早在一九五零年就被一個名叫董時進的「留美海歸學者」不幸言中了。他上書毛澤東稱土改只是「慷他人之慨」，從邏輯上說，「一旦田地社會化了」，將造成極其嚴重的災難性後果。董時進走的是與錢學森﹑鄧稼先等海歸科學家相反的路。言路受阻後，董逃出中國，回到美國，後來成為美國國務院的農業顧問。可以想見，董時進的抱負若能實現，最起碼能讓三千多萬農民好好活下來，僅這一點而言，他對中華民族的貢獻不知超過錢﹑鄧等人多少倍。
●《落筆驚風雨》的作者周德偉，很多人只知他曾出任台灣關稅署長，卻不知道他在「五四」期間就讀北京大學，最早接觸共產黨，其後又參與國民黨黨務。周沒被左派牽著鼻子走，也因信奉海耶克的自由主義而不受當政者青睞。周德偉三十萬字回憶錄蘊含非常豐富的史料，讓讀者了解民國史不為人知的一面。在尊崇儒家的周德偉眼中，黃興的人格要比孫中山更接近於君子，汪精衛具有更明確的憲政理念，而蔣介石則有太多的私人權謀考量，所以才會用各種理由拖延立憲。這一觀點顯然與所有的現代史不同，從而也打開一條重寫現代史的通道。學者吳惠林認為，周德偉重新評估儒家傳統思想，並賦予了新的意義。而周德偉小兒子周渝稱，父親的描述「拆穿了蔣介石長期壟斷，以他為中心，自我美化，污辱先賢，極端扭曲的民國史及國民黨史。這段歷史不只是一段血淚史，更是一部中華民族良知受難史」。
●二零一一年歲暮，香港輿論界再次掀起「你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的論戰。香港民主派元老﹑已故領袖司徒華出版回憶錄《大江東去》，聲稱他至死都愛中國，因為他銘記中華民族的苦難；而新中國成立也曾令他熱淚盈眶。但他卻不是親中派。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由司徒華領軍的支聯會打出「愛中國、愛香港、愛民主」的紅色旗號舉行大遊行。親中派表示，紅色帶有慶祝的意思，表示慶祝回歸，認為司徒華「幫了他們一個大忙」，應該給他頒發大紫荊獎章。而司徒華表示，他們並非在幫誰的忙。頒大紫荊獎章，雖是「開玩笑」，但也著實「太小覷了我。即使真的給我獎章，我會接受嗎」？司徒華的政治信念是「愛國並不等於愛黨，也不等於愛一個政權」。
●二零一一年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北京學者張鳴推出《辛亥：搖晃的中國》一書。作者認為，戊戌維新是過於急促的變革，因為中國被日本打敗，整個國民的心理負擔都很重，光緒皇帝更想讓中國有一個急劇的改變。而改革人士康有為在當時人們心目中只是新近小臣，地位很低者要掀起大浪必須使用非常的雷霆手段，他的言論某種程度上硬把西太后給推到了亡國派那一邊，把一個最有實力﹑可決定政局的人推到那一邊，所以戊戌變革不可能成功。
作者張鳴說，清朝實行新政之後，民變在減少，一個王朝開始變好的時候，革命的言行卻越演越烈。這一次是因為皇族組閣犯了大錯：十二人內閣，四分之三是滿人，無能又要攬權，錯誤就犯得更大。的確，大局改觀不是革命黨的成功﹐而是當政者把一個王朝、一個國家的主體力量全都得罪了。這一切都盡收於《辛亥：搖晃的中國》這面鏡子。
●二零一一年夏天，香港天地圖書出版《我的父親羅孚——一個報人、「間諜」和作家的故事》，作者是香港知名報人、共產黨員羅孚（本名羅承勳）幼子羅海雷。二十九年前，時任香港《大公報》副總編輯、《新晚報》總編輯的羅孚突然被召回北京扣查，被指為「美國間諜」，判刑十年。「機緣巧合」、「歷史獨特環境的產物」，羅海雷如是說。他在書中特別舉出早年被指為中國第一冤案的潘漢年案，並與羅孚案做比較。他感慨二者都是「審判只是過場，法院只辦理法律手續，根本就不是審查案件的事實。」
這是一個革命不斷吞噬革命之子的故事，羅海雷說，這真是「讓人感觸的大時代故事」。至於誰是誣陷羅孚的元兇，經過推斷後，心中有數，但既沒有清晰證據，當事人也已離世，書中不再點名提及，反而，他格外感慨故事反映出整個體制的問題。羅海雷說，中共陶醉於自己的組織能力，不斷審查自己人的忠誠，這在戰爭時期是正常的，而且敵人也變相成為了一股制衡力量，但是到主政時，沒有民主法治制度，仍然不斷審查自己人，而且在整個體制下可隨便舉報，被告無自辯的機會，結果不但害了人民，也害了自己人。
●二零一一年﹐台灣教授作家尉天驄藉新書《回首我們的時代》，細數自己與二十三位、橫跨三個時代的作家的情誼。其中包括臺靜農、高陽、子于、俞大綱、楊逵、程兆熊、何欣、王夢鷗、姚一葦、無名氏、陳映真、唐文標、王禎和、紀弦、商禽、楚戈、逯耀東、奚淞、聶華苓等人，「大家一起走過那段歲月，相互激勵，也因此得到了往前的方向」。書中對陳映追憶真最令人感傷，深刻而傷感爬梳了他成為左翼思想家的過程。作者與他最後一次相聚時，陳竟對尉天驄說「大陸文革有它莊嚴的意義」。兩人政治與文學理念漸行漸遠。
尉天驄曾是作家無名氏的粉絲，自薦為他的論文講評，因而相識，無名氏逝世前最後幾日兩人曾經相處。無名氏人生最後經濟很困難，甚至還得請他代為買藥送飯。在與高陽的對談中，作者表示「明朝是歷史上最腐爛的一代，也是在腐爛中最顯現人格的一代。」他建議高拿這類故事當創作上的參考，而高陽也明白摯友在勉勵他做中國的巴爾扎克。「如今高陽已經已逝世十五週年，每當想起他，腦海裏浮現的，就是一個微屈著背﹑蒼茫獨立於輓歌聲中的寂寞身影」。
●台灣「公益平台基金會」董事長嚴長壽出版《教育應該不一樣》一書，發人省思。嚴長壽年過六十，人生歷程豐富，他說：「挑戰自我、常保熱忱，面對挫折是很好的學習機會，用正面學習的態度，放下執著煩惱。」
嚴長壽認為填鴨式的教育法，「是無法點亮孩子的天賦與優勢，因為教育不是倒滿一壺水，而是點亮一根蠟燭。而許多父母都認為讀書是唯一的方法和管道，怕輸在起跑點，卻沒贏在人生的最終點」。孩子長大後無法找到自己的生命價值，這為父母者最大的失敗。學童的「天賦、熱忱、溝通能力，及創作思考的能力，從中找到自己的真實價值，這也是社會的核心價值」。
放眼今日全球，權貴集團狂妄驕縱，奢華背後貧富懸殊，底層弱勢辛酸困頓，倘若對此追根溯源，可發現都因違反普世價值﹑背離現代性所至。如何能使這個世界不一樣？首先教育應該不一樣。因為「天賦是由一種不得不然的熱情所驅動，你熱愛一件事，熱愛到足以打死不退，全身有一股強烈飢渴往前追尋的力量。因此，必須強調任何天賦都需回到紀律的堅持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