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義在歐洲是法國大革命前後的產物。嚴格言之，它是文藝和美術在時代上的趨向，我們不妨用「到自然去」四個字概括它的精神。歐洲大陸在十八及十九世紀之交，深感自中古以來殘留的宗教及文化的影響，不合時代，令人感到窒息。浪漫主義的作家脫離古典主義的羈絆，由各人自尋出路，以自己的情緒，作他們寫作吟詠描畫的引導線，因為如此，他們全也有一種將世事傳奇化和美術化的趨向。
中國自公元二百二十年曹丕強迫漢獻帝禪位，到五百八十九年隋文帝滅陳而重新統一中國，在歷史上統稱魏晉南北朝。這三個半以上的世紀之內，能夠稱為統一的時間，不過約三十年。這並不是文人能自尋解放的時代，只是時局動盪，好多人覺得過去苦心孤詣學來的規矩方圓，到時全無用場，如此不如放浪形骸自求真趣。不僅當時人物如此，即後代作者，追慕流風遺韻，也把當時事物，描畫得帶浪漫色彩。有唐朝劉禹錫年作《西塞山懷古》一詩為證。劉詩云：
王睿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闇然收。
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旗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這原來是紀公元二百八十年晉朝暫時統一中國的事跡，這背景則是先有魏蜀吳之三足鼎立。魏亡之前二年，魏將鄧艾在成都北的萬山叢嶺中進軍，出敵不意地襲蜀，蜀亡。後來，司馬氏的晉代曹魏之後用王睿為巴郡太守，後為益州刺史。此人一生做事，離不開「大刀闊斧」的胸襟和抱負。他在四川造船，費時七載，待得準備停當，王睿已七十歲。於是攻吳的舟筏順江而下，真是「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吳主只有束手就降。
根據《晉書》的紀載，王睿的大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我們也可以想像，以四十尺寬七十五尺長的船板，可以符合上述面積。但是即使有四層艙，每艙要載兵五百多名，也未免過多。況且「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就有些難以置信了。書內又說吳人在江險磧要害之處，以鐵鎖橫截，王睿乃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燒起來的時候，「須臾，溶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這些話實近於神奇。我們既無法指駁，也無法證實，只好說可能作者在文筆之間誇大其辭，其影響之遠，從劉禹錫詩可以看了，浪漫主義的色彩超過紀事之精密。我們除非獲得其他資料證實，不能以這簡單的辭句當作技術史上的根據。
然則浪漫主義的出現，也不在此時開端。京劇臉譜曹操，因為在劇中的角色是一大奸雄，所以全部面孔敷白如塗牆，眼細如絲，頰間肌肉折皺，表現一派險譎氣象，大有「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感覺。而關羽，因為他「義重如山」，所以臉譜以赤色為底，其他眉目以及鼻莖都以黑線畫成，由中央向四方輻射，大有熱情似火，不可抑制的狀態。下邊的黑痣，可能為現實寫真。他的長鬚，則又是絳紅色與面上的棗底相映，象徵血氣旺盛。呂蒙的臉譜，臉上黑白相次，圖案上的結構，表現胸中有丘壑，也稍帶神秘色彩，而劇中的角色也以機智稱。
將這三位人物擺在一起，也有一段文章：原來曹操為魏公，與蜀劉備，吳孫權相對立。以前劉備新敗，孫權收容他，讓他暫駐荊州，共拒曹公，才有赤壁的勝利。可曾幾何時，劉備既據荊湘，又拓土於西蜀，荊州又只借不還，所以孫權老覺得他居長江之上，到底於己不利，乃趁著劉備在四川北部規劃，南郡只有關羽留鎮，而關的部隊又與曹兵交鋒之際，致牒於曹公，以討關羽自效。這個軍事計劃由部下呂蒙執行。果然呂蒙於公元二百一十九年年底襲擊關羽，使他兩線作戰，截獲他之後，將之斬首傳報曹公。然而呂蒙奏功不久，尚未得到封獎，即病發身死。而曹公也不久物故，距關羽授首前後不出一月。次年曹丕受漢禪，劉備和孫權得到藉口，也倣傚稱皇帝，於是才全面展開三國鼎立的局面。
這與浪漫主義有何相干？
整個三國時代，是英雄豪傑風流人物浮沉起伏的期間。因為戰事連亙不斷，皇帝威信又名實俱亡，很多舞台上的角色，已不受道德上的約束，於是趨利赴勢。他們自述胸襟懷抱，慷慨真切，全無腐儒氣味。做起事來，也是暢快淋漓。這當中還有很多奇人奇事。譬如蜀之諸葛亮（等於現代的參謀總長），他的哥哥諸葛瑾仕吳，也做到戰區司令長官的地位，並曾以特使的身分訪問蜀漢。又如孫權當初將他的妹妹嫁與劉備，後來又與劉備成了對頭等都是。紀這六十年事者，為《三國誌》。陳壽之原稿，分為《魏書》，《蜀書》和《吳書》。因為缺乏一統的政治中心，所以作者就不須遷就某個固定官僚集團的邏輯。而這書又在南北朝時經裴松之集注，採取了很多當時公私著作，逐章逐節補陳著之不及，還提出不少糾正及置疑之處。因為其中資料五花八門，常有我們在正史裡不容易見到的傳聞。由於選材不致全部為儒家思想所支配，所以作史者可以有將之傳奇化和美術化的機會。在我們而言，反而可以藉此得到一個特殊的角度，去窺見中國歷史運轉之奧妙。
《三國誌》裡的曹操，不見得比他同時人物如劉備，孫權更為譎詐。而且他有敢說敢做，豪邁磊落，放浪不羈的浪漫色彩。譬如說他不顧家人生產，那是因為他志在天下，用不著瞻前顧後的去憂慮衣食和積蓄了。而他的放浪不羈，可以在「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以至頭沒案中，餚膳皆沾污巾幘」的形容中看出來。這也可與他的詩「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相印證。
「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實際是曹操流傳中外的一篇自傳，內中說及他自己是一個非常人物，有志「建立名譽」，不願作「凡愚」。但是參加討董卓之後，事實逼他東征西伐，兵權也因此越做越大。以曹操的希望，還是想保存一個完整的中央政權，所以他雖向外討伐，卻屢陷於內線作戰的地位，又因為他挾天子以令諸侯，所以他成了眾矢之的，他自己也知道「慕虛名而處實禍」的危機。從這些地方，我們不必懷疑他不是坦白直言。
而最被道統人士攻擊的，則是「魏武三詔令」。此令是曹操於公元二一○年，二一四年，和二一七年以丞相的地位下令求才，內中提及有品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能的不一定有品行。所以他徵求的不在「實行」和「守信」之士，即使「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他都會提拔錄用。這詔令雖然不是表示人人做壞事，但是影響漢末問題之大，不是傳統道德所能解決的。
曹操能夠出類拔萃，是由於他的不拘小節，眼光遠大。然則他雖看清傳統道德不能拯救當日毛病，但他也不知放棄傳統道德亦不見得能拯救當日毛病。至於他是否真說過「若天命在吾，吾其為周文王矣」我們不得而知，即使我們相信他曾如此說，他的兒子曹丕也不是真的周武王，亦即魏代漢不能真正解決問題，有如晉代魏也仍不能解決當日問題。即以王睿的大刀闊斧造樓船在上面馳馬，仍未解決魏晉南北朝的問題。司馬炎剛一統中國，十年之後即有賈后之亂與八王之亂，因此引起「五胡亂華」。公元三一一年洛陽淪陷，三一七年長安又失守，東晉偏安江左，嬗替而為南北朝之宋齊梁陳。北方之「酋領」如劉曜，石勒，苻堅不能解決問題，南方的軍事領袖如桓溫，劉裕與蕭道成也仍不能解決問題。現在看來，東漢覆亡之後的三百六十九年醞釀著一個大問題，牽涉整個國家從頭到尾的重新組織，不僅曹操不可能預測，即作史者如陳壽及裴松之也仍沒看到演變之全豹。
讓我們回頭再說《三國誌》：書內提及呂蒙原是一介武夫，孫權只間便地勸他讀書，不料此人不讀則已，他一讀起來就「立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因之他的談吐見識，與以前豁然不同。諺語之「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看」，出自此處。只有此書之敘關羽，則想像與現實參半。此人武藝必有獨到地方，譬如他與顏良對陣，「羽望見良麻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文中又沒有提及兩方隨從將士之行動以及對陣之地形及距離，類似僥倖，又若有神授。他之不受曹公優渥，一意投奔先主，應係實情，也與他的習性符合。可是書中敘述他的英雄末路，則毫不恭維。關雲長對部下不能開懷推恩地掌握，對於敵情判斷，側衛警備也全部馬虎，又破口罵人，缺乏外交手腕，造成兩面受敵的危境而不自知，最後他的部隊毫無鬥志，不戰自潰，他自己只能率領數十餘騎落荒而走，也再沒有表現斬顏良時之英勇。以這樣的記載，出之標準的文獻，而中國民間仍奉之為戰神，秘密結社團體也祀為盟主，實在令人費解。
西方的社會學家，樹立了一個「大傳統」與「小傳統」對立的觀念。他們認為一個社會的大傳統，有正規的組織，結構和形式化，但只能適應於高層人物。小傳統則比較通俗化，適應於大眾。它採取大傳統的精義，融會簡化而有時稍微歪曲之，只要不南轅北轍則可。而且兩者之交流也是相對的，小傳統在長期日常生活中凝聚若干信仰和觀點以後也可以被大傳統吸收。
中國之忠孝觀念由四書五經闡述開來應屬大傳統。《三國誌》為二十四史之一，也算是這傳統所籠罩的一部分。但是因其中資料分歧，離奇的事物薈集，很容易為小說家抽取裁剪補綴而成半創作性的大眾讀物。事實上它也就是宋元話本的基礎，後來又經過元明之間羅貫中等整理，便成為《三國誌傳通俗演義》。既稱「通俗演義」，則照社會學家看來已屬小傳統之範疇。所以周瑜見杏黃旗而大叫一聲，孔明祭東風，孫權與劉備劍砍石塊成文字等等更離奇的遭遇與真人實事混合以提高讀者的興趣，都可以信口呵成。其方法則是將信史更浪漫化。《三國演義》英譯本標題為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三個王國的浪漫史）不為無因。而京劇跟隨著以白臉表示曹操之陰險，棗紅面表示關羽之不可泯滅的忠厚，蝴蝶式的臉譜表示呂蒙之有心計，也是將歷史傳奇化和美術化。
我們今日提論這些觀念，其目的不在鑿穿小傳統之虛枉。相反的，「民俗」也可成史。中國的君主制度，以皇帝和天命直接統領萬億軍民，中層脆弱，法制簡單，政府力量之不及，半靠社會力量支持。可見精神動員的功效是無可否認。大傳統也好小傳統也好，民間的忠孝觀念實為撐持宋，元，明，清以來大帝國之有力支柱，這也不是我們學歷史的人所敢於忽略。然則話本及劇台上的曹操與關羽及其影響只是魏晉南北朝以後歷史上的側面情景。現在我所談的是歷史本題，涉及公元二百二十年後長期分裂的主因。前人與事實相處過近，也只看到演變的一片段，所以仍待我們曾親身經歷一個類似的大變動之後，將視界看寬看深，才能將資料重新編排，徹底檢討。
長期分裂時的悲劇
公元二百九十年晉武帝司馬炎去世。他是晉朝的第一個皇帝，二十五年之前他令魏主曹奐向他禪位，有如二百二十年曹丕之迫漢獻帝稱：「率我唐典，敬遜爾位。」其邏輯是有德者君臨天下，唐堯虞舜都以此「歷數有在」有規律行事。而實際上曹丕確比漢獻帝強，而司馬炎更比十五歲的曹奐強。可是這些篡位者沒有看到的是，他們自己是世代權臣手執兵符，當然聲震朝宇。可是一做了皇帝傳之子孫，又變成了宮殿中的傀儡。皇帝原來是文官集團的首腦，他以天命統御群臣，開口則為聖旨。如果做得好，經過他的指示，則不合理的事體亦公認為合理，受不公平處理的人臣也只能自怨命苦，而仍歌頌「皇恩浩蕩」。因之下層機構統計不實，行政乖違的情形亦可以就此掩飾。只是公元三世紀之末至四世紀之初，中國有很多大問題沒有解決，已經掩飾不起來。天子的聖旨，也很少被人認真算數。況且與外間隔絕，廢立出諸權臣，其不能有所作為，也是勢所必然的。
可是司馬炎在位二十五年，好像已突破這種環境。公元二百八十年「王睿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闇然收」，就此結束了過去三國鼎立，而重創天下一統的局面。並且他又於公元二百七十七年大封宗室子侄為王公，郡公，郡侯，縣王，「更制戶邑，皆中尉領兵」，也就是管理境內的民政財政和軍政。全國三十九郡之外，另有二十一「國」，全置於今日之山東，山西，河北，河南及遼寧，以拱衛京師，同時又有一部分親王參與朝政，如此也不會被權臣宰割了。
偏偏在二百九十年繼位者為惠帝司馬衷。他在歷史上最有名的事蹟，乃是臣下報告他，百姓餓死，他就反問：「何以不食肉糜？」。我們聽過法國大革命時，皇后Anie
Antoinette聞及百姓沒有麵包吃曾叫他們吃糕餅的故事，對於此類傳聞，不能認真。只是司馬衷在晉室皇位極端艱難之際，庸懦無能，必然屬實。否則也不會有如此的傳聞編派到他頭上，並且記入信史了。
法國革命時皇后以貌美而輕率稱，司馬衷的賈后，則以醜陋著名。據說她又矮又黑。其實這也與以後的事體無關，只是內外多故的時候，歷史紀錄不針對重點發揮，而加入這些不干大局的細節，更容易滲入帶偏見的資料。
據說賈后缺乏母教，不守婦道，行動淫虐，因干政與皇太后楊氏衝突。太后之父楊駿則為「太傅，大都督，假黃越，錄朝政，百官總己以聽」。於是賈后也組織一個與她自己接近的集團。因為她父親賈充也是權臣。她不僅把族兄從舅拉過來，也籠絡了皇室司馬家的一部分親王，如汝南王司馬亮，此人曾被司馬炎封為「宗師」，有率領宗室子弟的威望。又因為他們聯絡了朝中一部分名士，所謂「二十四友」的官僚集團。這權力鬥爭的重點始終沒有在傳統的史料裡說得清楚，我們翻閱《晉書》帝紀，列傳，食貨志，職官志，感覺到晉朝始終不是一個正規的朝代，武帝和惠帝之交，方才以軍政府的姿態企圖創立一種民政制度，組織未遂，即變生肘腋。譬如劉毅傳裡說及劉把武帝司馬炎比喻為漢之桓靈。他說：「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可見晉的財政始終未上軌道，否則開國之君，四海為家，當不致賣官鬻爵。而且武帝紀內說及「賈充凶豎」，「楊駿豺狼」，更可以窺見其朝廷並沒有設官分職好好擺佈，權臣仍是虎視鷹眈，後一代太后與皇后的衝突，也非僅出自宮闈。我們一般的觀念，晉朝已樹立一種「封建制度」，現在看來，其中一半是紙上具文。劉頌傳裡評當初設計即說：「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也。」而職官志針對公元二百七十七年令諸王之國（即是到指定的疆域履任）的時候說：「而諸公皆戀京師，涕泣而去。」地理志則與之相衝突的說：「王不之國，官於京師。」。這時候朝廷想做的一件大事，即是所謂「占田法」，凡士庶人等所領耕地佃戶都按品級有所限制，即王公在京師附近的地產亦然。這些條例無全部奉行的跡象，只是在這草創期間諸事不定的季節，朝廷一有變故，就使很多人感到不安。不僅財產與名望受影響，而當日習慣，政爭失敗，則被判以極惡的罪名，有身家性命的危險，凡此都是構成賈后之禍及八王之禍的原因。
公元二九一年的衝突，賈后勝利。楊駿以造反被討，死於馬廄，太后被廢。但是不旋踵間，後又與汝南王衝突，乃指使楚王司馬瑋殺之，這才除去八王之一。再之楚王又以矯詔罪被誅，太后也被弒。又近十年，公元三○○年，賈后殺太子，趙王倫起兵反，誅后，並且廢司馬衷而稱帝。至此則有淮南王允討趙王倫不克身死。繼之又引起齊王同，成都王穎和河間王遇的聯合軍事行動。他們的復辟成功，趙王被賜死。三○二年齊王同又有擅權模樣，由河間王遇指使長沙王義殺之。以後戰事由洛陽波及長安，成都王穎自縊死，河間王遇為南陽王模所殺，長沙王義為東海王越所殺，東海王越則為討羯人石勒時戰死。自賈后參政起，至惠帝三○六年中毒身故，前後十六年，戰事波及今日之山東，河北，河南，陝西，各王動員時，有稱二十萬者，有稱七萬者。每次戰役死者以萬計，其詳細經過，無法綜合梗概敘述。而五胡十六國開始於此時。三○四年匈奴之劉淵初從成都王司馬穎起兵，不久就自稱漢王。一時從他的，「二旬之間，余已五萬」。至三百一十一年他的族子劉曜陷洛陽「害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
這些史蹟已經不能以短時間片面地解釋，也不能以歷史舞台人物的賢愚不肖去概括全部經過。有如五胡十六國的「蠻酋」，如劉淵，「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萬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劉曜則「善屬文，工草隸」。又立太學及小學，「選朝賢宿儒明經實學以教之。」，石勒令僚屬「典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石季龍「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慕容光對「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苻堅「起明堂」，「親耕藉田，妻苟氏親蠶於近郊。」又「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並且他們討論國計民生時都以經史詩書作註腳，就算全部由文臣綴飾而成，也不能算是「亂華」，反而表現他們想利用傳統辦法，收拾殘局，可惜後來也都統統失敗。
我們從長時期大眼光看來，秦漢的大帝國（從大歷史的觀點看來也可稱為「第一帝國」）在公元二百二十年後已無可改組修正，只能重起爐灶的再造。問題不僅在朝廷的高層機構，而在民間的低層機構。過去以小自耕農作基礎而組成的農村經濟，適合於官僚機構的統治，因為彼此都是簡單而雷同，不致偏畸繁複。一到人文進步，郡縣的官僚即無從措手，也不知道要尊重財產權，以保持社會秩序，或是以道德名義法外抑制豪強。地產歸併之後最重要的問題尚不是所謂「剝削」，而是產生「流民」，一遇飢荒，更無法賑濟。所以曹操平河北，也「重豪強兼併之法」，重申「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只是這時中原鼎沸，已無法恢復原狀，魏蜀吳三國之首創者曹操，劉備，孫堅，都以在揚州淮泗下邳一帶募兵起家，也就是在中原的邊際，還沒有被災荒損害至大的地方吸收過剩人口，投入戰鬥，這樣更使民政部不可收拾。《晉書》食貨志裡所說「袁紹軍人皆資椹棗，袁術戰士取給嬴蒲」，也就是說驅飢民作戰，他們只能採樹上桑實捉田裡蜃蛤之類果腹。即使有眼光的軍事領袖，其補救的辦法，也不過是「屯田」，也就是「出戰入耕」，談不上規復民間經濟，使吏治和稅收都上軌道。三國紛爭的期間，很多軍事首領的家屬也隨軍進出，可見得全國流動性之大。劉備之至當陽，「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也就表示大量難民，混入行列。司馬懿對曹操說：「荊楚輕脫，易動難安」，則指出中樞地帶的人民，南北奔波，不容易固定。
這種情形至晉朝未止，有如三世紀之末關西飢民「流移就穀」，自漢中而入蜀，他們設柵作壁，推戴巴人李特為主，就屢敗「八王」之一的河間王遇所指揮的部隊。
這時候晉武帝司馬炎以裴秀原來的設計行「五等封建之旨」，也待解釋。中國商周之間的封建，西歐中世紀的Feudal
System 以及日本之「幕藩」和「大名」，並不是由中央政府設計，全盤指令下屬照辦。而是低層機構裡的農業社會，已漸具以各地方為主，自給自足的平衡趨勢，此時高級權威以分疆祚土的方針，賦與上層組織，則彼此各得其所，其軍備之限制，也容易做到，並無對一個極端流動的社會強迫其固定的道理。晉朝甫行封建，就將各王調來調去，又給他們以不同的頭銜，加派軍事任務。八王之亂時稱「帶甲百萬」。其虛實不論，我們也可以想像其封建無實，各地流民甚多，諸王也適逢其會，只要他們予以口實與組織，就不怕沒有參加廝殺的人員了。
我們再看賈后之亂和八王之亂時的天災：賈后於公元二九一年專政。二九四年，大飢。二九五年，荊揚兗豫青徐大水。二九六年，關中飢，大疫，荊揚二州大水。二九七年，雍秦二州大旱疫疾，關中飢。二九八年，荊豫作揚冀大水。三○一年郡國十二旱六蝗。三○二年兗豫徐冀四州大水。三○九年全國大旱，江漢河洛皆竭可涉（最後一段有誇大的趨向）。這種紀錄即在多災多難的中國，也不平常。
至於「五胡」，則「關中百餘萬，戎狄居半」，已開始於馬援時，即東漢初年。匈奴則「五部之眾，戶至數萬」，「依阻塞下，委質柔服」。也難怪他們不在動亂之中乘要投入了。
所以從這些跡象看來，「賈家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不能真正解答歷史問題，僅僅提醒我們，當時人的眼光被他們的時代所拘束，才在這些細節上做文章。今日我們檢討長期分裂的悲劇，在展開視野之餘，必須創設新的理論，才能將這段歷史，和以後隋唐宋的第二大帝國銜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