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特區政府的政績乏善可陳，但作為反面教材，尤其於破除迷思方面，卻頗有貢獻。譬如說，像這樣的童話故事﹕「香港的經濟繁榮，得力於政務官的高效廉潔，背後支萦的是一個高薪養廉的制度」，在經歷了挖出「曾大屋」和拘捕許仕仁後，恐怕不容易再講下去。
高薪養廉虛幻
高官是否貪腐，還有待廉署法院查證。不過，高薪養廉之說，在新的社會環境和時代脈絡下，似乎愈來愈經不起考驗。
香港政務官的薪金，比絕大部分本地打工仔為高，這是不爭的事實。政務官想擁有豐足穩定的物質生活，絕非難以企及，在過去如是，到現在也如是，這亦是為何每年招募政務主任時，都能夠吸引大量成績優異的大學畢業生報考。一旦成為政務主任，大概都能不愁衣食；如果步步高升，晉身首長職級，除了每月十多二十萬的收入外，還有優厚的福利津貼和退休保障。坐享如此吸引的薪津條件，政務官自然傾向循規蹈矩，鮮會以身犯險。所謂「高薪養廉」，也就是這個意思。
不過，在當代的消費社會，生活質素的好壞，以至個人的身分價值，並不取決於收入或財富的絕對數量，而是由相對他人的差異所主宰。換句話說，假若在我們的生活圈內，大多數人的財富比你多、房子比你的大、汽車比你的豪，就算每月收入二、三十萬，仍有可能會感到情何以堪。相反，如果與我們交往的主要是尋常百姓、販夫走卒，那麼擁有政務官般的薪金津貼，要自我感覺良好地生活，自然綽綽有餘，甚至足夠讓我們成為眾人羨慕仿效的對象。
維布倫（Veblen）的《有閒階級論》（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提出了著名的「炫耀性消費」概念，意指在當代人際關係疏離的工商社會，能彰顯高尚身分、社會地位的，不再是毋須工作的休閒，而是透過客觀上能起炫耀作用的消費。於是名貴的商品和服務化作為成功的身分證，不斷追逐上流生活品味和物質享受，成為了拒絕失敗告別自卑的生活習性。然而，當駕名車、品紅酒、住豪宅愈來愈普遍，現代的富豪新貴，只好透過購豪華遊艇、買私人飛機，更上一層樓，為的是在身分和地位上維持與他人的區別。維布倫講述的，其實主要是上層階級的故事，而所謂有閒人士，從前是貴族，現在則是資產階級。
香港的高級政務官既非新興貴族（如內地的太子黨富二代），也不及本地資產階級富有。然而，在內地和本地財富急劇集中、中港關係快速「融和」的經濟大潮中，於功能團體與小圈子選舉的親疏有別政治氛圍內，政務高官不僅常有機會與富豪新貴交往，更容易領教新時代下富豪生活與「高薪」一族的明顯差異。
「新時代」的其中一個體現，正是全球和本地貧富兩極分化，新富人口（尤其國內的）絕對數量的可觀增長。隨著財富向富豪新貴集中，奢侈品市場也蓬勃發展。儘管在內地目前的政治環境下，奢侈品消費者主觀上不一定是為了「露富」，但競購高檔名牌，客觀上仍構成了「炫耀性消費」的區別效果。據統計，中國奢侈品消費佔全球的百分比，由1998年的少於1%，激增至2010年的10%，最近幾年都以雙位百分比的速度增長。中國目前熱中於購買奢侈品的人口，估計已達幾百萬，再加上千萬新興中產的攀比追逐，令一般的奢侈品，逐漸失去區別身分的能力。當數以千萬的同胞都穿金戴銀、成千上萬名車穿街過巷、豪宅天價仍供不應求時，能夠真正區別出「萬中無一」的消費行為，大概只剩下購買超豪遊艇、私人飛機，又或是飛上太空的豪華旅遊。
在這種新的社會政治脈絡之下，經常親疏有別地接觸富豪新貴，因此或多或少能體會到他們的「炫耀性消費」的本地高級政務官員，大概很難靠月入二、三十萬的「高薪」而感到自豪。在攀比的壓力下，單靠「高薪」這道防線，顯然不容易為我們的社會保守廉潔。
維廉須靠限富
如果廉潔真是我們想認真保衛的核心價值，在「高薪」的胡蘿蔔外再加上廉署這大棒子，恐怕仍力有未逮。要對症下藥，需從根本上改造「高薪」也難以養廉的社會環境，這可以循三個方向進行﹕
首先，我們必須扭轉貧富兩極分化的趨勢，讓財富不再集中在少數追逐奢華的富豪新貴。這顯然不能透過慈善扶貧來達致，而是需要改變政策以限富。因為，香港社會之所以日趨懸殊，主要源自政府向權貴傾斜的政策。如果我們能夠限制新富舊豪擁有的特權，以及隨之而來的財富，窮奢極侈的消費自然有所收斂，高官需面對的攀比氛圍，也能夠恬淡。
其次，在貧富懸殊仍然嚴重的當下，也可改造現有的政治制度，約束高官行為，令他們不能明目張膽親富疏貧。具體的做法，就是取消功能團體和小圈子選舉，實施真正的普選，並切實保障言論、出版、示威、集會和新聞自由，迫令高官在施政時，必須面對百姓的監察，不致為富豪、商家、太子黨包圍，這自然也能減少政務高官面對炫耀性消費的壓力。
最後，是文化的改造。高薪難以養廉，與本地傳媒以至學校家庭鼓吹的單一（物質）價值觀和攀比習慣，也有點關係。如果我們的社會，能夠在評斷個人的社會身分和地位時，採納更多元的價值準則，壓抑而非高揚競爭文化，以至減少不必要的物質欲望和連帶的奢侈浪費，那麼當高官面對富豪新貴、低收入遇上中產時，就較容易自求我道，不必陷入「炫耀性消費」的攀比遊戲之中。
曾蔭權、許仕仁事件促使我們反思的，不應只是個人操守問題，更重要的是特區政府是否帶領香港社會走錯了方向﹕既強化維護了財富集中的趨勢、又造就了脫離群眾親疏有別的特權生活圈、衍生出仇貧愛富追逐奢侈的文化價值，不僅遺害百姓，也令政務高官身陷其中，造就了高薪也難以養廉的社會氛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