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參選特首，民望由最初的單位數字，逐步攀升至最高超過五成，他與兩名對手民望起落，有各種原因，許多港人求變，而梁振英予人一旦當選，會給香港帶來轉變的印象，是重要因素。現在梁振英當選了，他必須有破有立，才可以最大程度滿足求變期望，然則破什麼？立什麼？在這方面，梁振英與民主派的關係是重要題目，若能妥善處理，則不但可以減少內耗，有利施政，對他挾良好政績參加2017年普選特首，也會起到積極作用。
何俊仁邀約會晤泛民 梁振英應接下英雄帖
梁振英勝選之後，提出分別約晤唐英年和何俊仁，向他們請益，據知唐英年以暫時不在香港為由婉拒，何俊仁則打蛇隨棍上，表示會面不應只是禮節性，他期望組織泛民人士，下月中與梁振英開嚴肅的工作會議。何俊仁反客為主，對梁振英而言，是一個考驗。梁振英應該如何回應？選擇其實不多，他可以仿效現任特首曾蔭權的親疏有別，除非必要，否則對泛民人士敬而遠之，不過，證諸過去數年，曾蔭權這個取態，對施政有害無益；我們認為，梁振英應該本諸求大同、存大異原則，嘗試摸索一條與泛民陣營良性互動之路。
泛民是本港其中一個重要政治力量，這個事實，不以個人主觀意志而轉移，在立法會地區直選，泛民握有約六成選票的實力，漠視這股政治力量，香港政治生態就會被嚴重扭曲；過去到現在，由中央以降董建華和曾蔭權，政治上排拒民主派，導致內耗不絕，事實證明對香港絕無好處。梁振英若要有所作為，應該思考如何正確處理與民主派的關係，他若在這方面有破有立，對推動施政和香港穩定和諧，肯定有積極作用。
事實上，何俊仁昨日在電台時事節目表明，不排除民主黨與梁振英的政府建立工作關係，只要政策對市民有利，民主黨會支持，不會逢梁必反。何俊仁這番話，或許可以解讀為釋出善意，因此，我們認為梁振英應該接下何俊仁的英雄帖，與泛民人士會晤的性質是否工作會議，可以研議，不過，最好並非一次過，而是定期會晤，建立特首與民主派溝通的機制。我們相信，大家都是文明理性的人，只要政策合理，有益於市民，民主派和梁振英應該有合作的空間。
梁振英和民主派溝通，應該毋須擔心犯政治錯誤。前年中聯辦由幕後走到台前，與民主黨和其他民主派直接商討政改方案，連有支聯會領導身分的民主派人士，也可以進入中聯辦洽談，這種務實取態和做法，獲得普遍接受和肯定。當時中聯辦的破格做法，乃本諸求大同、存大異原則，按已知的梁振英與民主派的背景，肯定沒有中聯辦和民主派般尖銳，所以，看不到梁振英不能與民主派定期溝通的理由。
另外，梁振英在選戰後期，曾經提出「實現大和解」、「大家拍住上」，他這個訴求，若僅限於向唐英年陣營發出，與何俊仁和民主派無關，格局未免太細，而若梁振英的思維跳不出死胡同，寄望他開創新局面，或許只是奢望了。若大和解、拍住上廣及民主派，則人們看到改變，社會整體氛圍會不一樣，以梁振英而言，對他會否堅持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的疑慮，會因加強溝通而較易釋除。
民意牽制政黨議員取態 執政同盟鬆散難再倚恃
面對不少人的疑慮，梁振英強調他的施政重點，是解決深層次矛盾、改善民生，至於《基本法》23條立法，他說不在工作日程。梁振英此說若屬實，看不到他為何不能與民主派溝通，甚至合作。因為何俊仁政綱所提出四方面反霸權主張，切中當前香港社會深層次矛盾的要害，有巨大民意訴求基礎，若梁振英與民主派在民主進程存在大異，則在解決深層次矛盾方面，不乏求大同的空間。退一步而言，先不說合作，古往今來，當權者「兼聽則明，偏聽則暗」而興衰的故事太多了，值得梁振英殷鑑。
曾蔭權政府倚賴立法會建制派的鐵票，通過法案，落實政策，但是過去幾年，在選票考慮下，不乏建制派成為政府施政絆腳石的例子。例如，曾蔭權增加生果金但要推審查長者資產、交通津貼一波三折等，都遇到包括建制派在內的議員拖後腿，最終要政府大幅度讓步才解決；去年財政預算案提出注資強積金的派錢方案，民意極度反彈，建制派不但不敢替政府保駕護航，還加入批評政府的行列。連串事態，顯示這種執政同盟模式，已經不可恃。
另外，今次特首選舉，建制派撕裂，特別是商界對於梁振英而言，更不可靠，即使建制派可以整合，回復舊觀，但是看曾蔭權政府的處境，建制派支持政府施政的能量，已經日見低下。今年9月立法會選舉，建制派、民主派在議會的力量消長，尚待揭曉，不過，無論結果怎樣，隨覑雙普選刻日舉行，相信政黨和議員更受到民意牽制，鐵票部隊會愈來愈鬆散，梁振英政府如何確保法案在立法會通過，從而推行政策，是一個現實問題。與民主派溝通，尋求一些共識，應該是值得嘗試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