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阿拉伯地緣政治的突破—— 茉莉花革命改變了什麼？

在過去一年，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也門等紛紛爆發茉莉花革命，多名長期在位的領袖被推翻，有學者將之命名為「中東波」，亦和冷戰結束前的「蘇東波」相提並論。但究竟這真是一場「革命」嗎？它又究竟改變了什麼？

 

首先，目前這些案例的成功關鍵，實在難以完全歸因於「人民力量」，也實在不很像一場革命。以埃及為例，穆巴拉克的下台，沒有軍方內部的倒戈，無論有多少群眾活動，也是不可能的，而目前的政權基本上也是握在軍方手中，我們可視之為「政變」多於革命；至於利比亞則完全是一場被國際干涉的內戰，卡達菲原來要處理東部群眾抗爭並不困難，只是聯合國禁飛區一設立，他才沒有獲勝的機會。也門局勢則尚未明朗，但總統薩拉耶出走，無疑也是內部權力鬥爭的結果，令也門目前陷於全面內戰邊緣。無論結局如何，我們都難以對民主制度的落實感到樂觀。換句話說，對這些獨裁者不滿的人固然有不少，但支持他們的人同樣也有不少，以卡達菲為例，他長年累月派發福利，其實有大量鐵桿支持者，支持穆巴拉克的埃及群眾至今也在示威。

 

這狀況不同於東歐共產政權崩潰時，幾乎是全國立刻有共識推翻原有政權、採用議會民主制度，反而更像戰後的阿富汗、伊拉克那樣，只能靠軍隊或外力維繫一個弱勢民主政府的門面，負責與外間周旋，並任由其他地方勢力進行實質管治。

 

歐美對中東政策新公式

 

不過，這波「革命」卻確實帶來其他連鎖影響，而且有些還相當深遠，例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各國的中東政策。昔日美國的中東政策有基本公式﹕扶植親西方的獨裁政權，讓他們鎮壓境內的激進伊斯蘭主義者，確保他們在能源問題上不會和美國完全對立，因而不會認真看待這些獨裁者的本土人權、民主等問題。這道公式以往也曾面對挑戰，例如親美伊朗王朝被推翻、又如從前親美的薩達姆最終尾大不掉挑戰美國，但都不如這次尷尬，因為美國既要承認茉莉花革命代表的「人民力量」，又不能一筆抹煞昔日這些獨裁者對穩定地區局勢的貢獻。又如法國在利比亞戰爭異軍突起，成了比美國走得更前的干涉主義者，一大原因就是她在突尼西亞革命的態度太後知後覺，到最後關頭還支持本阿里，因此希望戲劇性調節政策去爭取北非人民諒解，並延續法國在北非的獨特地位。

 

所以，這道公式已必須被調節﹕現在美、英、法等國既要安撫區內的親西方獨裁政權，例如公然聲援穆巴拉克的保守主義大本營沙特阿拉伯，又要認真定義人權、民主的最低區域標準，並承諾為達標的國家提供保護，好讓他們繼續抗衡激進勢力。這道新公式要落實，必須新的樣板領導人作為各國效法對象，而這不可能在短期內出現，因此相信政權更迭還會陸續發生，但整個地區全面變天的可能性不大。

 

在以上新公式之下，阿拉伯各國需要同時符合國際社會「照顧民生」和「抗衡激進」的要求，這極不容易，因此，西方在可見將來，大概只能倚賴所謂「開明軍方」扮演穩定局勢的角色，例如從穆巴拉克政權變節的高級軍官，或利比亞內戰後的部落軍隊。但這樣一來，阿拉伯各國可能陸續出現「土耳其模式」管治：也就是表面上進行民主選舉，但軍方會不定期在國家憲法被民選政府違背時，基於「愛國心」發動政變，又會在政變後主動還政於民，這是土耳其軍方以捍衛「凱末爾主義」之名，和政客、人民心照不宣的默契。但上述模式若要推廣，前提一是阿拉伯各國要有比目前民主的《憲法》來供捍衛，前提二是軍方可以毋須依靠貪污生存，得到人民的真正尊重。

 

在操作層面，後者比前者更難。

 

以埃及軍方為例，它是國內的龐大利益集團，本身經營不少經濟體系，這角色能否得到民眾接受，頗成疑問；利比亞不少軍方高層從卡達菲陣營走到反對派，似乎也有維持既得利益之意。西方自然會加緊從阿拉伯各國軍方人物中尋找形象健康的合作夥伴，鼓勵他們飾演新角色，但這也可能加劇各國的內部矛盾。以利比亞為例，曾任反對派聯軍總司令原來是卡達菲政府的內政部長，他雖然立下不少戰功，卻在勝利在望時神秘被殺，這類矛盾處理得不好，內亂、內戰只會在此出現。

 

至於這些國家舉行形式上的民主選舉後，最可能出現的當權派，似乎都是不同形式的伊斯蘭團體。在茉莉花革命的源頭突尼西亞，革命後的民主選舉已正式舉行，獲勝政黨是長期被禁的溫和伊斯蘭政黨復興運動黨，而事實上，就是本阿里下台前也不斷拉攏伊斯蘭勢力，例如恢復拉馬丹節( 回教開齋節) 就是他的意思。至於在埃及，無論穆斯林兄弟會能否正式掌權，它的代表和副總統蘇萊曼對話後，已正式成為地上組織，令它的全國網絡變成半官方組織，西方也不得不開始接受這類「溫和激進派」。

 

實際上，兄弟會是遠比拉登的阿蓋達更具規模的跨國組織，在中東各國都有支部，包括巴勒斯坦的哈馬斯。它在埃及得到肯定，會鼓舞類似組織在阿拉伯世界進一步發展，它們承辦醫療、教育等社福事業時，應會受到比從前小的阻力。就是利比亞的東部革命根據地班加西從前也是王室大本營，從前王室則是一個伊斯蘭派系領袖、自稱也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後人，而在革命後，過渡政府已建議改行一些伊斯蘭法，包括一夫多妻，相信就算經過民主選舉，也會是伊斯蘭政黨上台。

 

無論這些組織目前對西方的取態如何，它們昔日都有不同層面的反西方、反帝前科，西方是不會對這類組織完全放心的，為了抗衡它們的影響，也許只能扶植功能類似的親西方友好伊斯蘭組織，伊拉克戰爭後獲重用的穆斯林長老會即為典型。因此在可見將來，這類組織在阿拉伯世界可望逐步承擔部分政府功能，成為在國際舞台愈來愈重要的非國家個體，而阿拉伯、特別是北非各國在同一時間出現新掌權的伊斯蘭政治組織，也可能讓它們出現了互相整合的空間，這也是過去數十年各國民族主義強大時，從未曾出現過的事。

 

中東新政府難以超越

 

說到底，茉莉花革命後的局勢能否穩定下來，內政還是最主要的因素，當中尤以經濟議題尤甚，但新政府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卻是殊不樂觀的。例如突尼西亞革命爆發的兩大社會原因，是貪污和失業，特別是受高等教育的學生，失業率卻比沒有受教育的人口更高；利比亞人民推翻卡達菲也以為會迎來一個沒有那麼貪污的政權，好讓青年解決就業問題。但只要我們認真思考，就會發現這些期望是不切實際的：突尼西亞、利比亞這些國家的經濟條件，在整個非洲已是數一數二，世界上比利比亞好的福利幾乎不存在，新政府其實很難滿足人民期望，突尼西亞的福利在鄰國當中也並不差。一旦這些新政府滿足不了民眾的經濟期望，就很可能訴諸民粹主義或激進外交政策，屆時整個阿拉伯世界就可能出現整體性的對西方的挑戰。

 

最後，這樣的局面，自然也會影響到美國在中東的最重要盟友以色列。以色列以往依靠溫和的阿拉伯獨裁政權鞏固其生存，特別是埃及，但目前與以色列相對友好的阿拉伯國家都面臨革命危機，新上台的伊斯蘭團體均與以色列互無好感，以色列的眼中釘哈馬斯的母體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又得勢，受革命威脅的敘利亞則反威脅要進攻戈蘭高地來懲罰以色列，這些都令以色列有意重新檢討國防政策。

 

茉莉花革命後，相信以色列會更強調震懾性軍力的重要性，以確保無論阿拉伯各國誰上台，只要領袖還有理性，都不敢挑釁以色列；也要確保阿拉伯、特別是埃及新政府不會大舉支援控制加沙地帶的哈馬斯。假如愈來愈多阿拉伯國家出現反以色列領袖，相信屆時主張強硬的以色列右翼勢力也會反擊，屆時只要出現零星恐怖襲擊，就足以令區域局勢急速惡化，針對以色列的區域大國伊朗也可能以此為藉口，加緊研發其核武器。

 

美國總統奧巴馬上台時，曾希望永久解決以巴衝突，例如主張以色列退回1967年戰爭前的疆土，但有了上述背景，在未來一段長時間，這已變成不可能的任務。

 

由此可見，茉莉花革命不一定帶來比從前好的生活，卻可能對國際關係層面的地緣政治帶來劃時代影響，雖然西方要顯得非常支持茉莉花革命，但以上的長遠影響，卻可能是違背西方利益的。茉莉花革命一年後最弔詭之處，全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