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2年，是鄧小平南巡20周年，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大事件。不久前，國內一家日報就鄧小平南巡20周年紀念以及目前中國經濟社會的格局採訪了復旦大學的韋森教授。韋森教授就原來的採訪稿做了較多的文字修改和增補，並授權FT中文網全文發表。
記者：2012年是鄧小平南巡20周年，您如何看過去20年的改革和現狀？
韋森：所謂吃“市場化改革紅利”，並不是一個正式的經濟學術語，而是一種“隱喻式”的說法。當然，近些年也有不少學者在用“市場化改革紅利”這個概念，並做了一些計量研究，甚至發現這種“紅利”對過去中國30年的經濟增長貢獻了近16％。我不大相信這種計量的東西，但是至少可以在制度經濟學的意義上把過去中國30年經濟增長理解為市場化改革的結果。意思是說，在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人們的交易行為和市場活動是受壓抑和制約的，因而經濟增長缺乏動力。在1978年后，尤其是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后，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加速進行。到21世紀初，在整體上可以認為中國經濟已經市場化了，而經濟的民營化過程（包括國有企業的民營化、民營經濟的自發成長和外資的進入），可以被視作為這個市場化過程的主要構成部分，各種市場的出現和發展，則是其外在表現形式。2001年后，中國加入了WTO，又可以被視作為中國經濟在整體上加入了世界市場經濟的“俱樂部”，即按自由貿易的市場規則來參與國際分工。這又進一步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
所附圖1清楚地表明這三個大事件后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軌跡。概言之，中國經濟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主要是中國經濟內部各部門乃至整體上市場化的結果。我把這一現象稱作為“吃了市場化改革的紅利”。
記者：如何理解我們在“吃市場化改革的紅利”？
韋森：所謂吃“市場化改革的紅利”，並不是一個正式的經濟學術語，而是一種“隱喻式”的說法。當然，近些年也有不少學者在用“市場化改革紅利”這個概念，並做了一些計量研究，甚至發現這種“紅利”對過去中國30年的經濟增長貢獻了近16％。我不大相信這種計量的東西，但是至少可以在制度經濟學的意義上把過去中國30年經濟增長理解為市場化改革的結果。這種說法表示，在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人們的交易行為和市場活動是受壓抑和制約的，因而經濟增長缺乏動力。在1978年后，尤其是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后，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加速進行。到21世紀初，在整體上可以認為中國經濟已經市場化了，而經濟的民營化過程（包括國有企業的民營化、民營經濟的自發成長和外資的進入），可以被視作為這個市場化過程的主要構成部分，各種市場的出現和發展，則是其外在表現形式。2001年后，中國加入了WTO，又可以被視作為中國經濟在整體上加入了世界市場經濟的“俱樂部”，即按自由貿易的市場規則來參與國際分工。這又進一步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概言之，中國經濟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主要是中國經濟內部各部門乃至整體上市場化的結果。
我把這一現象稱作為“吃市場化改革的紅利”。 民營企業的崛起、中國經濟內部的市場化過程，正好趕上了在國際上80年代以來網絡技術推動的20世紀后半期的全球經濟繁榮這一末班車。中國原有的巨大的、低成本的勞動力優勢，加上民營經濟的崛起、外資的進入和各級政府所驅動的外向性經濟發展，導致了中國加入WTO后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十年。入世更重要的是反過來促進了國內市場經濟的體制變化，也就是開放促進了改革。加入WTO，加速了出口增長，中國的外貿出口每年對GDP的貢獻都在2%以上。
但是，這幾年政府的強勢參與和干預市場，以及實際上發生的隱形的“國進民退”，使我們國家形成了一個在人類歷史上好像從來沒有過的“政府主導或統御市場”的體制格局。目前人們所熱烈討論的“中國模式”，大致正是指這個轉型中的、還在慢慢漸進成型且自我強化的經濟體制格局。不承認它的存在，不承認它的獨特性，是一種鴕鳥式的態度。但是，我這些年所擔心的是，等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的紅利吃完后，中國社會沿著這個漸進成型的體制格局自我演化，進入了一種“路徑依賴式”的發展。一旦這種政府主導市場的體制吃完了市場化改革的紅利，經濟增速開始下滑，將會產生一系列問題，並且一些問題可能是我們這個社會承受不起的。
這種擔心，體現在幾個方面：首先是“國進民退”，國有企業的規模和利潤在增加，政府的稅收也在快速增加。自2008年下半年的世界經濟衰退以來一直到現在，基本上是基建投資在推動著增長，而投資推動的增長又是政府部門、與政府有著密切聯系的國有投資機構和國有企業所做的。這種增長越來越依靠政府和國有部門的基礎設施擴張，表現形式為財政稅收和支出同時增長，尤其是銀行貸款的快速增加。在經濟的貨幣和金融層面，財政收入和銀行貸款又大部分流到了國有企業和政府部門去了。
其次，現在地方政府債務就像是一個抽大煙上癮的“癮君子”：要發展經濟，就來建基礎設施，建了三環不夠，還要建五環，項目一個比一個大。這些基建項目，中央財政沒拿出多少錢，大都是銀行貸款在推動。這也是這些年地方政府負債不斷攀高的主要原因。
為什麼會如此？這與我們的政府體制和政治體制密切相關。在現有的體制下，因為各級政府的行政官員尤其是一二把手隻對自己的上級負責，基本上不對自己所管轄的地區內的老百姓負責（在西方國家來說是對選民負責）﹔而考核其政績，又主要看其所在地區的GDP的增長數字。這種政治機制就導致各級地方政府不斷地靠從銀行借錢和賣地融資來發展經濟。經濟搞上去了，一屆領導提拔了，升遷了，上級說他好，當地老百姓也說他好，但他卻把負債留給了銀行，把銀行負債留給了下一屆政府官員。
下一屆行政首長上任了，要借新錢還上一任行政長官借的貸款，還需要借更多貸款來建更大的項目和辦更大的開發區，於是借款規模更大。這樣，一屆又一屆政府行政長官上台，借的錢越來越多，銀行負債越來越重。經濟每年都在高速增長，馬路修得越來越寬、政府大樓也蓋得越來越漂亮，開發區也搞得越來越大，但地方政府負債也越積越多。將來誰來還政府負債呢？
以前還指望地方政府靠賣地的出讓金來償還政府負債，但現在全國房地產價格開始下行，房地產市場前景不明朗，賣地的土地出讓金全國又降下來了，中央政府的財政撥款又不夠﹔中央和地方的財權與事權又不對稱，一些借債很重的地方政府就感到壓力很大，隻能不斷地借新錢來還舊債。除了還舊貸款和利息，地方政府還得繼續發展經濟，這意味著還得繼續借款。
就這樣不斷地通過銀行借款，或開始發地方債來發展經濟。這就像一個吸毒越來越上癮的癮君子一樣。米塞斯、哈耶克等新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周期理論，說得正是這回事。他們認為，正是每次政府所推動的信貸擴張，導致一個短期的經濟繁榮和高漲，但是，還款的時期到了，到清算的時候了，經濟衰退就來了。因此他們認為20世紀以來的所有經濟危機，都是在政府主導下不當投資所推動的經濟擴張的結果。現在看來，新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周期理論，非常具有現實意義，可能非常合宜地能從理論上解釋目前中國的現狀和未來的發展走勢。由此，我擔心中國經濟在目前體制格局中似乎沿著這個不可扭轉的發展路徑演化著，可能最后逃不出米塞斯的預言。
我對未來中國經濟的擔心，主要在這裡。至於經過30多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之后，增速慢慢下行，現在看來還並不怎麼令人擔心。GDP年增長率高或低一到兩個百分點，都不可怕——可怕的是這種經濟增長是靠政府投資所推動的，是靠銀行信貸的迅速膨脹所推動的。一旦經濟增速下行和資產價格下滑，包括房地產價格快速下降，可能會引發一些像美國的次貸危機一樣的中國式的次貸危機，最后影響到實體經濟，從而最終走向經濟衰退。
不久前，我邀好友、天津財經大學的首席教授李煒光來復旦做了一個公開講座，我主持並做評論。他在講布坎南（James Buchanan，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稅收憲政理論時，講到了荷馬詩史中的尤利西斯與海妖的故事，很有啟發意義。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上、乃至在靠銀行信貸發展經濟的施政導向上，政府決策者應該學學荷馬詩史中尤利西斯。尤利西斯為了抵御海妖的誘惑，用蠟封住水手們的耳朵，而把自己綁在桅杆上，最終戰勝了迷人的海妖之歌，通過了魔島。在目前中國政府財政收入瘋漲而且越增長越不夠的情況下，在政府征稅和花錢上越來越上癮的情況下，我覺得這正像尤利西斯的故事中的一些船長要把我們的航船駛向那個讓水手們一去永不復返的海妖的魔島一樣。這時候，就需要我們的決策層中有尤利西斯那樣的政治家，那樣的覺悟，來讓人民綁住自己增稅、花錢的沖動和欲望，隻有這樣，中國這艘巨輪才不會在未來觸礁、不會出大問題。
但在目前中國，又有幾個人能理解尤利西斯？能理解布坎南稅收憲政的基本原理？又怎麼能會學尤利西斯那樣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上自願綁住自己？
記者：中國的這種模式比起美國和歐洲來，是否要更實用？您怎麼看這種模式？
韋森：這種經濟增長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政府職能越來越強大，政府用行政手段直接參與和干預市場運行的能力越來越強。這實際上是一個內在自我強化的過程：政府經濟增長方式加強了政府職能﹔政府的職能又推動了政府所主導的增長方式。這種發展路徑增長方式短期看是有增益的，但長期看來可能有很多問題，而且問題越來越難以自我糾正和解決。
張五常教授曾說，過去30年是地方政府的競爭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增長。我認為這沒錯，但注意是過去這樣。具體說來，地方政府經濟競爭所推動的經濟增長，過去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主要貢獻因素，但是現在看來，這一貢獻因素正在逐漸變成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障礙，因為這種增長方式將不斷給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制造更多的風險。這種增長方式，主要是通過銀行貸款來推動的。通過銀行貸款建高鐵，可以收費用，盡管虧損至少還有收入，但是貸款建公共廣場、建政府大樓、建沿江綠地、建花園呢？現在看起來不錯，但一分錢不收，將來誰來還貸款？你總不能靠政府未來猛發鈔票和貨幣大幅貶值的方法來抹平這些銀行負債吧！我們的銀行法也不允許政府財政這麼做呀！因此我認為，如果這種增長模式處理不好，很可能會帶來經濟增長的突然崩潰。
記者：您覺得像這種增長模式，還能持續多久？
韋森：我估計三五年之內，中國經濟的問題還不大。盡管像高鐵項目貸款最近遇到了一些貸款難的問題，但一旦開工建了，總得要建成結束呀！不然成半拉子工程和豆腐渣工程，總不行，那樣我們的社會付出的總成本更大。因此，在未來幾年中，就是中國經濟增速慢下來，也會仍然慣性地增長幾年。所以短期看來，中國經濟的問題還並不是像一些悲觀的經濟學家們所預計的那樣嚴重。但長期呢？這種增長方式顯然是不能持續的。
目前中國所面臨的長期問題是什麼？歐美經濟可能五年到十年不會復蘇，中國的外貿出口已經差不多到了頂峰。連今年前三季度，中國外貿出口對GDP的貢獻都是負的。最近的所有數據都表明，我們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又在下滑。由此看來，未來中國GDP增長的三駕馬車，好像看來隻有靠國內消費了。但問題是，這些年政府財政收入超高速增長，居民收入佔GDP的比重持續下降，又怎麼指望靠啟動居民消費來作為未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二級火箭？這說明，推動經濟增長的三個發動機都不怎麼工作了。
如果把國內的消費分成政府消費和居民消費的話，情形可能有所不同，因為，隨著政府財政收入的超高速增長，政府購買和政府消費這些年來高速增長。但是這個增長不一定是好事，並且孕育著巨大的危險。就像一架巨型波音747飛機一樣，如果外貿淨出口、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三駕引擎都不怎麼工作了，隻有政府投資和政府消費這一個發動機在轟鳴，那我們中國經濟會飛向哪裡？還不隻會搖搖晃晃地前行？長期還會不出問題？
記者：這個問題可能跟前一陣吳敬璉教授所談的“國家資本主義”有些類似，您怎麼理解？
韋森：多年來，我不太願意用“國家資本主義”這類意識形態味道很強的敏感詞，也盡量避免帶著任何情緒看待中國的現狀和問題。哈耶克晚年曾認為，“資本主義”隻不過是對現代市場經濟的誤稱，他寧願把這種現代市場經濟秩序稱作為一種“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但中國目前的問題是，我們是有市場經濟了，但還不是一個良序的市場經濟秩序，或用官方的術語來說，還不是一個“和諧的市場經濟社會”。多年來，理論界尤其是經濟史學界習慣於把現代市場經濟稱作為“資本主義經濟”。前些年經濟史學界所常說“資本主義萌芽”，就是根據這種思想范式的一種說法。如果全部的生產和經營是為了賺錢的企業就是資本主義企業的話，那麼，在中國的秦代漢代就已經有了“資本主義企業”，那又怎麼能認定隻有在南宋時期或明清時期才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呢！
記者：您是說，其實不是主義之分？
韋森：是的，這並不是主義之分。但是，中國現在的市場經濟體制，確實有其獨特性。盡管這還是一個正在漸進成型的體制，還不是一個穩定的社會形態，因而你可以不承認它是一種獨特的“中國模式”。但是誰也不能否認，我們這個體制有著自己的內在演化邏輯，有著自己的特征，而且在中外歷史上可能都是獨一無二的、史無前例的。這個體制是在自我演化著，甚至自我強化著。我們身在其中，往往不並識“廬山真面目”。一些老外觀察家，包括那位提出“北京共識”的喬舒亞•庫珀•雷默和使用“中國模式”的老外觀察家們，更是霧裡看花，認識不到實質。在我看來，如果說目前正在漸進形成一個“中國模式”，其實質應該是一個“各級政府官員以及國有企業的高管運用手中掌握的權力和掌控的資源進行層層尋租的體制”。
我覺得，目前人們談論較多的許多經濟與社會問題都出在這裡：政府的權力不受限制，沒有制衡。絕對的權力，就絕對會導致腐敗。這是一個層層權力尋租的體制，而這個尋租體制，在中國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上，可能有其經濟合理性，並確實貢獻了過去30多年的經濟增長。但是這種體制也是目前學術界和社會各界所較多批評和議論的種種經濟社會問題的根源。在這種自我演化的體制中，地方政府對銀行貸款的要求和發債沖動，像吸毒的人一樣，必須不斷地靠借貸和發債，才能維持自己的生命。由於各級掌握著權力和資源的政府公務員的層層尋租，其后果就是在社會收入和財富佔有上的差距急劇拉大，后者可能比前者還嚴重。
所有現在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問題，說到底都是跟近幾年這種漸進生成的體制有關。並且，經濟增長方式與這種體制是配套的，生物學裡有個詞叫做“共生”。
在目前這個體制下，想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非常困難，這就等於對老虎說：“老虎、老虎同志，你別吃肉了，吃草吧！”這可能嗎？這個體制下隻可能是這種經濟增長模式，不改變體制就轉變不了這種經濟增長模式。
記者：在現在可行的情況下，經濟增長模式應該朝哪個方向上轉變？
韋森：即從“強國”向“富民”轉變，向提高居民收入和老百姓的福利轉變，而不是靠政府建更大的項目、花更多的納稅人的錢來低效率或浪費性地謀求未來不可持續的快速發展。這其中關鍵還是要限制政府的權力，特別是對政府征稅和財政支出的實際制衡。你可能也注意到了，為什麼我最近幾年幾乎利用一切場合講“預算民主”的基本道理。我覺得，現在種種經濟與社會問題的根源和關鍵是政府的財政稅收、財政支出沒有受到人民代表的實質性的嚴格制衡。我比較欣慰的是，這幾年我們喊的這些事正在成為現實，比如，國務院這兩年所推動政府部門三公消費的公開、預算透明等，另外，預算法最近也在修改，已經修改了好幾稿了，但還沒有“上會”。但是，我覺得這些還遠遠不夠，因為政府征稅和花錢目前還不受人民代表的實質性地制約與制衡，且財政公開透明還剛剛開始，還不怎麼透明。總體判斷，我們的“預算民主”建設還隻是有個意向，嚴格來說還沒有起步。
我注意到，政府決策層特別是溫家寶總理也意識到光喊“民主”和“法治”是沒用的，必須從財政預算和制衡各級政府的財權上一步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但是這很難，畢竟各級政府的財權是“錢袋子”，是“命根子”。所以說起來容易，做起來相當難。整體看來，各級政府預算公開包括三公經費公開，推行起來，實質上是困難重重。
記者：我們再來聊聊關於貨幣政策調控工具的使用。從過去幾年的調控結果來看，價格手段似乎沒有數量手段更管用？
韋森：數量手段看起來很有效，但實際上效果也很有限，且負面作用和影響很大，真正的效果是扭曲了金融和信貸市場的運作。我們的商業銀行法定存款准備金率曾提到21.5%，但今年的全國信貸總量又降下來多少？前兩季度貸款規模是5.68萬億元，全年超過7.5萬億元沒問題。這還隻是表內，表外呢？那些信托公司、投資公司、擔保公司等影子銀行呢？民間高利貸呢？你控制了商業銀行，控制住了“影子銀行”了嗎？當然，法定准金率收緊，不是沒作用。法定准金率不提這麼高，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和國有部門的貸款規模可能比現在還大。但是，表內加上表外，我們總的社會融資規模還是很大呀！
這意味著隻要有貨幣需求，光數量工具仍然是不夠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總是能想出辦法來擴張信貸。所以說數量工具形式上管用，但實際上管用多少，值得研究，並且又恰恰扭曲了市場。甚至可以說，是存款准備金率提得那麼高，才導致了高利貸。現在又回到了金融產品的價格雙軌：商業銀行的貸款是“計劃價格”，影子銀行和民間信貸實行的則是“市場價格”。結果，有資源的人就必然會從這信貸市場的“價格雙軌制”中謀取快利，甚至謀取高利。
這也就是我最近一再呼吁央行可考慮降“一定幅度”的法准金，而反向提高利率，使貸款利率提高到自然利率加上通脹率的平均水平的理由。利率上去了，貸款需求降下來了，另一方面又降法准金，增加貨幣市場的供給，這樣就會慢慢恢復貨幣和信貸市場的供求。隻有貨幣市場的供給需求大致均衡了，才會消除民間的普放高利貸現象。當然，這裡邊有許多復雜的關系要處理，且國內和國外因素要綜合考慮，不是這樣簡單事。但這樣的總體思路大概沒錯。
記者：明年要開十八大，地方政府都在陸續換屆，您怎麼看這個政治周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韋森：我在今年早些時候曾在《FT中文網》上提出過：在中國為官現在最好的選擇是“不作為”。“不作為”就“不惹事”。特別在這個換屆的敏感期，該做不做，平平穩穩風風光光地換屆，應該是政府官員的理性選擇。想讓任何政府行政長官有所作為，目前也不可能。
目前還看不出換屆會改變現在中國經濟的基本局勢。這個體制有很強的路徑依賴性。地方政府還是在照常不斷地依靠投更多的基礎設施建設並依靠稅收增加和借銀行貸款來推動各地的經濟增長。現在看來很難改變這個體制所秉有的這種內在增長邏輯。
記者：剛才您談到了政府稅收的問題，如果進行稅制改革，應該怎麼改？
韋森：很多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都在抱怨，他們的稅負太重了，稅收已經遠遠超過利潤了。整體而言，應該大幅度地減稅。多年來，各級政府均把本地區的財政收入增加作為政績來報，這是多年來我們的體制運作遺留下來的一個極其荒唐的歷史現象。要命的是我們許多地方行政長官和財稅部門的領導人還沒有認識到稅收從本質上“不是個好東西”，不是越多越好，而是任何一個現代社會的“必要的惡”。必要的惡，畢竟是惡，就應該越低越好，越少越好，越輕越好。在西方，一發生經濟危機，政府所考慮的第一件刺激經濟的宏觀政策選項就是減稅。但多年來我們政府政策導向恰恰相反，是危機來了，仍不斷增稅，靠增加政府花錢來推動經濟增長，來“救市場”。現在財政部和國稅局還隻是提結構性的減稅，而不是在國民收入分配整體上來說的減稅。我認為，應該大幅度地減稅。一方面要特別為中小企業減稅減負，另一方面降低間接稅。這對降低通貨膨脹的壓力有很大作用。中國目前的高物價，實際上是間接稅率特高的一個直接結果，因而實際上是政府高稅率推動了中國的高物價。
現在稅務部門在進行營業稅改增值稅的試點改革，說是結構性減稅，但也有企業家說這種改革並非減稅措施，而實際上是增稅措施。我的觀點是：減少間接稅，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稅賦﹔增加直接稅，比如個人所得稅。增加個人所得稅，不僅可以調節收入分配，而且也會增加納稅人的意識。現在大量的稅是消費環節付的稅，在超市、餐館裡消費的稅，消費者並不知道﹔在西方，消費稅是直接打在收銀條的價格標簽上。隻有納稅人的意識覺醒了，會要求政府稅收增加要經過納稅人選出的代表投票通過，到那時候，我們的預算民主才能真正開始，才能實質性地推動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
另外，我最近一直在講，溫州出現了普放高利貸問題，出現一些借高利貸的企業家“跑路”和“跳樓”，本質是貨幣和金融問題。但是，現在政府最好的救溫州民營企業家困境的宏觀政策措施，卻不應該是貨幣政策，而是財政和稅收政策。隻有把稅降下來，民營企業的稅收負擔降下來了，企業有競爭力了，有利潤了，高利貸就慢慢減少了。現在一定要在全國轉變一種觀念，不是稅收和政府財政收入越多越好。要把“稅收”認為是一種“必要的惡”，這種“惡”自然是越少越好。
記者：最近大家都在爭論，宏觀調控應該轉方向了，您覺得明年的宏觀調控會不會有所變化？
韋森：稅收無論如何不能再這樣快地增長了，這是指財政政策應該轉向，而不是簡單的結構性減稅問題。話說回來，都到年底了，政府還有兩三萬億財政存款，這說明政府征的稅實在是太多了，有點花不掉了。既然征了那麼多稅，都有點花不掉了，年終各部委還要突擊花錢，干嘛不考慮減稅？當然，財政部和發改委可能還是總覺得再增加多少財政收入，也是不夠用，還總是財政赤字。但是，財政部和國稅局的官員為什麼不從民營企業和低收入家庭的角度多想想？有多少企業現在是資金捉襟見肘、企業經營非常困難？比起你們財政部和發改委的預算來說，大家有你們政府部門的日子好過麼？各國政府又哪家有中國政府的日子好過？
中國政府體制的另一個問題是，在目前的分稅制體制下，財權和大部分財力集中在中央財政，以致各部委到年底財政撥來的錢幾乎都花不掉。最近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的龔於和聶日明幾位研究人員把1994年實行分稅制改革以來每年逐月的政府財政支出數字做在一張圖上，非常能說明問題（見圖2）。這張圖再清楚不過地說明，多年來，每年12月份政府各部門都突擊花錢，且規模越來越大。中央財政沒必要收那麼多稅了。當然，在目前中國的財政體制下，各級地方政府比較困難，這麼多年來建了那麼多項目，負了那麼多債，又有許許多多的民生工程要做，還有醫保、社保、保障房和地方政府官員以及大量吃財政的人員和退休人員的開支，日子很難過。但民間企業日子就好過？老百姓的日子就好過？有那麼多企業家跳樓、“跑路”，政府的日子總比他們好過吧！這個圖也至少說明，目前的財政體制必須要改革了，要改變中央與地方政府在財權與事權上不相匹配的現狀。再說一遍，這張圖非常清楚地說明我們整個國家整體上有減稅的空間。再則，如果2012年中國宏觀經濟增速下來了呢？你不能再像2008－2009年那樣再靠政府大規模花錢建更多大項目來推動未來經濟增長吧！應該考慮給企業尤其是民營中小企業減稅、減負呀！企業日子好過起來，老百姓富起來，中國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才是可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