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寒年底寫了三篇博文《談革命》、《說民主》、《要自由》，在中國引起一陣文化騷動。細讀下來，引起爭議的主要是《談革命》。《說民主》不過是對之的補充而已。《要自由》最無新意，基本不出八十年代初知識分子的思想，隻是說得更大膽些而已。
韓寒是年輕一代反叛的象征，就像是童話中那個說出“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小女孩兒。所以，他不僅是青年的偶像，在知識分子中也很受尊重。《談革命》之所以引起那麼大的震動，一大原因就在於許多過去非常尊重他的知識分子，覺得這個反叛人物好像突然接受了“招安”，乃至對他的動機生出種種猜測。
這些猜測動機的“噪音”，當然不利於思想的討論。但是，韓寒本人對此並非沒有責任。在《談革命》這篇自問自答的博文中，是他以“最近中國群體事件頻出”的問題開始，並且，也是他對自己提出“你的觀點非常的五毛黨”這樣的問題。他顯然清楚：這篇文章基本上是為現實而辯護的，所以等不及別人攻擊就要先自辯一番。
之所以要先討論這些背景，是因為它們和韓寒的核心論點有著重要的關系。以下是他的論述：
“革命的最終收獲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很坦率的說，革命是一個聽上去非常爽快激昂並且似乎很立竿見影的詞匯，但是革命與中國未必是好的選擇。首先，革命需要有一個訴求，訴求一般總是以反腐敗為開始。但這個訴求堅持不了多遠。‘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沒有市場的，因為除了一些文藝和新聞的從業者，你走上街去問大部分人，你自由麼，他們普遍覺得自由。問他們需要公正麼，他們普遍認為不公正的事情隻要別發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個人都經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為他人尋求公正和自由不會引發人們的認同。在中國是很難找到這樣一個集體訴求的。
“文化人普遍將民主與自由聯系在一起，其實對於國人，民主帶來的結果往往是不自由。因為大部分國人眼中的自由，與出版，新聞，文藝，言論，選舉，政治都沒有關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說沒有什麼社會關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嘩，自由的過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點社會關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違章，自由的鑽各種法律法規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為，所以，好的民主必然帶來社會進步，更加法制，這勢必讓大部分並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們覺得有些不自由，就像很多中國人去了歐美發達國家覺得渾身不自在一樣。所以，民主和自由未必要聯系在一起說，我認為中國人對自由有著自己獨特的定義，而自由在中國最沒有感染力。”
他最后的結論是：“現今中國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國家，同時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國家。” “無論中國發生暴力革命或者非暴力革命，文人所處的地位和角色遠遠比他們想象的要低得多，更別說能作為領袖了。而且國民素質越低，文人就越什麼都不是。你也不能用完美的民主，完美的自由，完美的人權從字面上解釋應該什麼樣子的來逃避中國的現實……你不能天天盼著天鵝絨革命，再由你來扮演哈維爾，並瞬間讓每個中國人有一張選票……”
讀到這些文字，先拋開其中的諸多謬誤不說，最讓我吃驚的是，韓寒作為青年偶像，思想卻很老，似乎更接近“40后”、“50后”。
他所謂的“文化人”，在八十年代初叫“知識分子”。這些人那時大力推崇普及民主自由的觀念，自有其歷史功績。不過，這些人的知識成長期大多在1949年以后，雖然從現實的痛楚中感受到自由民主之必要，但很少有機會對自由民主有細致真切的研究。因此，他們有意無意地秉承了傳統士大夫“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之精神，堅信民主自由的前提是廣大民眾接受他們這些“知識分子”的啟蒙。有了充分的啟蒙，知識分子登高一呼，即萬眾相應，於是中國在一場摧枯拉朽的革命中有了民主。
這就是韓寒所說的文化人總想自己扮演哈維爾的情景，是他對以民主自由為目標的“革命”觀的解讀。隻不過現在他要說：老百姓尚沒有被啟蒙，素質還差得遠，不是文化人想象得那樣，所以中國還不能民主。“文化人高素質、老百姓低素質”這種從魯迅到八十年代初一直在中國知識分子們心中根深蒂固的信念，還是韓寒的基本思想預設。他自己“作為一個文化人”，字裡行間也充滿了這種優越感。
其實，自八十年代后半期，中國知識界已經開始對這種啟蒙主義進行反省。其中一個興奮點，是林毓生的《中國意識的危機》的翻譯出版。林教授研究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反傳統主義，結論是：這些人反對傳統的思想內容，但依然未經反省地接受了傳統的思想模式。具體而言，他們雖然要引入西方思想，但依然固守著“以思想文化來解決問題”的士大夫文化模式，覺得中國的所有問題都可以被化約為老百姓的思想意識形態問題，即所謂現在所說的“素質”。國民素質如此，還談什麼民主？於是他們就把“改造國民性”作為首務。
此書出版后，包括筆者在內的一批當時還比較年輕的人，開始批判“啟蒙心態”，挑戰知識分子的道德優越感。我后來撰寫一系列文章，稱中國需要一定的“反智主義”，以破解“知識分子”的獨斷，其思想來源也可以追溯到《中國意識的危機》。事實上，最近十幾年許多知識分子被網民以“磚家”、“叫獸”相稱，早已喪失了啟蒙者的光環，成了“帶路黨”。在知識界本身，也發生了嚴重的分裂，大家不再以“社會良心”相標榜，而更多地分成各派、彼此指責對方為“既得利益集團”。筆者對大呼“文學是個屁，誰也別裝逼”的韓寒之所以推崇，恰恰在於他嘲弄了知識分子這種自以為是的心態。
不過，韓寒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知識界許多人走出“啟蒙心態”后，開始探索新的路徑。地方自治這種基層民主權利，已取代了以知識分子（文化人）為中心的啟蒙主義，成為這些人的思考核心。大家都知道，小崗村的農民開啟了整個中國的改革，乃至使韓寒有條件成為閃亮的文化明星。這並非因為他們接受了知識分子的啟蒙，而是他們通過“群體事件”掀起了一場革命。如今的烏坎，也被當作小崗村式的“群體事件”，大家希望由此能引起一場同樣深刻的政治革命。
在這個背景下，韓寒的《談革命》當然就成了對這些草根“革命”的某種詆毀。
他口口聲聲“在中國是很難找到這樣一個集體訴求的”。那麼小崗村和烏坎的老百姓難道沒有鮮明地表達並捍衛、實踐自己的“集體訴求”嗎？
韓寒說街上的中國人“普遍認為不公正的事情隻要別發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個人都經常遭受不公待遇”。看看小悅悅的命運，他確實觀察到了大多數中國人觀察到的事實。但是，中國人為什麼對他人的利益那麼漠不關心？為什麼那麼自私？
簡單的一句“素質低”是最廉價的解釋。韓寒所沒有想到的是：人情冷漠、誰都覺得別人的死活和自己沒關系這些現象，跟一個社會沒有給“群體事件”提供充分的空間有關。在“群體事件”中，參與者之間彼此的連帶感和責任往往特別強。在烏坎你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幾乎每個參與者對其他參與者都負有責任。當有這麼多人冒著身家性命的危險為一個死去的人討公道時，一個能玩兒得起賽車的城市年輕貴族，有資格指責別人不在乎“公正”嗎？
所以，我勸韓寒多讀點書。西方民主自由的形成，可謂千頭萬緒，但其中重要的一端，就是地方一系列的“群體事件”所釀成的制度模式。這種地方自治體（commune），被學者們稱為中世紀一場“靜悄悄的革命”，最終塑造了現代西方發達國家的制度。
公民的概念首先從市民開始。這些市民的身份，則又是起源於類似小崗村那樣的共同體成員的“盟誓”。即使在日本，中世紀和江戶時代鄉村的一系列“群體事件”（包括“越訴”，略相當於我們所謂的“上訪”），為草根社會打下了堅實的自治的基礎，也為后來日本的現代化和民主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也正是基於這些認識，中國的許多“文化人”並非像韓寒說的那樣想入非非地要扮演哈維爾，而是越來越認識到民主是一場漫長、深刻的社會革命。所謂“公正”的理念及其確立，靠的不是養尊處優的“文化人”的啟蒙，而要從地方草根社會的脈絡中去尋求。烏坎証明的，也恰恰是這一點。
薛涌 美國波士頓薩福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