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愛國排滿潮的高漲
甲午戰敗，中國的變政運動正式揭開，孫中山的反滿革命起義自是開始，康有為的變法維新活動自是轉急。一八九八年十二月，梁啟超在日本橫濱創刊《清議報》，醜詆慈禧，頌揚光緒。稍後讀日人編譯西書，又時與孫中山往還。孫與暢談革命，始知「近世各國之興，未有不先以破壞時代者」，轉而大聲疾呼「破壞主義之不可以已」。所謂破壞，就是排滿革命，伸張民權自由，尤強調民族主義，斥滿清「逆黨」，呼清廷為「偽政府」，言論與前判若兩人，激烈不下於革命黨。
《清議報》停刊後，一九〇二年二月，梁再創《新民叢報》，於民族、民權主義宣揚愈力，謂中國之亡於異族，在乏國家思想。要救中國必須徹底摧毀專制政體，革命為今日救中國獨一無二之法門。同年又創辦《新小說報》，專鼓吹革命，自言「感情之昂，以彼時為最」。
《清議報》每期銷行數千冊，《新民叢報》至萬餘冊，在清廷嚴禁之下，仍風行海內外，雖由於梁的筆端富於感情，最大的原因是他能言人之所欲言，適合人心的需要。黃遵憲謂其論說「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矣。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中國四五十家之報，無一非助公（梁）之舌戰，拾公之牙慧者。」嚴復亦稱「為亞洲二十世紀運會之先聲」。
一九〇〇年前後，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約為一百餘人，大都志趣不凡，組織「勵志會」，發行《譯書彙編》，介紹西方革命思想與歷史。一九〇一年，倡言革命排滿的《國民報》及「廣東獨立協會」，均得孫中山的支持。以後學生人數激增，一九〇二年又創刊《遊學譯編》，宣揚民族主義與軍國民教育，成立留學生會館，參加者以各省獨立代表自命。四月，章炳麟（一八六九至一九三六）在東京舉行「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紀念明朝之亡，到者百人。七月，舉人吳敬恆（一八六五至一九五三）憤駐日公使蔡鈞拒不保送自費生入日本陸軍學校，至使館抗爭，被日警押解出境，不少學生自行退學返國。一九〇三年，東京留學生千餘人新年團拜，演說反滿復漢，全場激動。各省學生同鄉會分別創刊《湖北學生界》、《浙江潮》、《江蘇》、《新湖南》等。湘籍學生陳天華（一八七五至一九〇五）著《猛回頭》、《警世鐘》（一九〇四），明言惟有革命獨立，推翻滿清，中國方能得救。
國內的革命潮以上海為洶湧，中心人物亦多為留日學生。一九〇一年，曾參與唐才常召開的「國會」之戢翼翬發行《大陸月刊》，宣傳排滿。一九〇二年，翰林出身的蔡元培（一八六八至一九四〇）及章炳麟、黃宗仰組織「中國教育會」，助南洋公學學生成立「愛國學社」，發行《學生世界》，高談革命。一九〇三年自日本歸來的四川青年鄒容（一八八五至一九〇五），刊行《革命軍》，與陳天華的《猛回頭》同為激烈而淺直的宣傳小冊。《蘇報》為一同情革命的刊物，五六月間，屢載《革命軍序》、《讀革命軍》、《介紹革命軍》及章炳麟的排滿文章，斥光緒為無知小丑。租界工部局應清方要求，拘捕章、鄒，封禁《蘇報》，此即轟動一時的「蘇報案」【註：章被判監三年，鄒二年。一九〇五年四月，鄒死於獄】。人心愈憤，排滿的書報愈多，如《國民日報》、《蕩虜叢書》、《自由血》、《女界鐘》、《女子世界》等。
一九〇三年，黃興（一八七四至一九一六）、陳天華、宋教仁在湖南成立「華興會」，蔡元培、徐錫麟、龔寶銓、陶成章成立「光復會」，加入者多為青年及會黨。一九〇四年湖北學生及青年軍人劉貞一（敬庵）等成立「科學補習所」，與「華興會」相通。是年華興會計劃在湖南舉事，屬於科學補習所、光復會的湖北、浙江學生五百餘人，哥老會數萬人，準備響應，以事泄失敗。一九〇五年湖北青年王漢謀剌在長江各省搜括的欽差鐵良於彰德，安徽青年吳樾謀炸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於北京，均不成身殉。
革命的目的，不只是對內要推翻清朝的統治，對外亦要抵抗侵略。後者可說是前者之因。清朝腐敗，無力衛護國家主權、人民利益，列強暴戾，欺凌有加無已，惟有奮起自救。知識分子固有此覺悟，不少人民亦具同感。辛丑條約甫經簽訂。一九〇一年十一月，直隸南部即有抗拒攤派教案賠款之事，聲言「掃清滅洋」，延及山東、河南，歷時半載。繼之為四川、湖南的暴動，張揭「滅清、剿洋、興漢」及「大漢滅洋軍」旗幟。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五年，廣西會黨大起，勢力幾遍全省，謀與興中會聯絡。兩廣總督岑春煊兩度督師，徵調及於五省，其嚴重可知。
近數年來，俄軍最為不義，東北俄軍不撤，愈增國人敵愾。一九〇二年，上海愛國之士發刊《俄事警聞》，以警惕國人【註：一九〇四年改名《警鐘日報》】。陳天華呼籲各界合力殺退侵犯中國洋兵、改條約、復政權，使中國完全獨立。黃興領導留日學生組織「拒俄義勇隊」，派代表回國請願，北京、湖北學生紛起以應。同年，廣西旅滬紳商憤前廣西巡撫王之春主借越南法兵平亂，聯合各省人士舉行拒法大會。翌年，安徽青年萬福華槍擊王之春於上海，被捕後自言「求仁得仁。我得其所矣」。同年，雲南周雲祥組織「保滇會」，反對法人修造鐵路，眾至萬餘。一九〇五年，上海商民因租界巡捕擅拘華婦，會審公堂審理不公，一度罷市。陳天華憤日本取締中國留學生，投海而死，留下悲壯的絕命書，中國留學生全體罷課。至於為華工被歧視而引起反美運動。更是轟動一時。
華工大批赴美，始於一八四九年。六十年代，美國為開發中西部，修築鐵路需要勤勞而工廉的華人甚切，不久增至十餘萬，竟招致美人的敵視，迫害事件達二百六十餘次。一八八二年美國制定限制華工案。一八八五年懷俄明（Wyoming）州、加州對華工肆行搶掠燒殺，死者數十人。一八九四年中美訂立「限禁華工條約」，以十年為期。期滿（一九〇四年十二月），中國宣布禁約終止，美國不理。一九〇五年五月，上海紳商反對與美再訂禁工新約，要求美國於兩個月內改良排華案，公平待遇華僑，否則抵制報復，不用美貨，不用美船，不任美商買辦、通事，不為美人工作，不入美國學堂讀書。首起響應的為利害關係特深的廣東、福建商人，上海各幫業、各社團、各學校及婦女代表一千四百餘人，一再集會，認為華僑遭受苛待為奇恥大辱，應效法日本的抗俄精神。自七月十八日起，各地實行對美抵制，南至杭州、寧波、福州、廈門、廣州，西至蘇州、鎮江、東京、安慶、漢口、長沙、重慶，北至濟南、青島、煙台、牛莊、開封、鄭州、天津、北京，包括全國各大都市的商、工、學生、婦女以及海外華僑。美國屢次抗議，加派軍艦，歐洲國家誣為類似庚子前夕的排外。經清廷及地方官開導禁止，一年餘後，方告止息。美國的對華貿易因此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中國的工業生產量為之提高，廠、礦投資均增加二倍，證明了中國人民的愛國心。此後抵制外貨成了和平反抗外力壓迫的一種工具。
收回主權運動是愛國心的另一表現。一八九八年以來，中國的鐵路、礦產，幾盡入外人掌握，尤其是鐵路；不論已成未成，均應收回。一九〇〇年，中國與合興公司所訂粵漢鐵路條約，言明借款不得轉讓。第二年合興公司股票大半售與比國，實為法國所得。法與俄為一體，中國南北交通將受法、俄宰制。一九〇四年，張之洞以美方違約，要求原約作廢。湖南、廣東、湖北紳民爭之最力，海內外輿論一致聲援，留日學生組織湘粵鄂三省鐵路聯合會，留美的學生王寵惠等復引證法理，指出美政府無權干預。美政府鑑於三省民氣激昂，為緩和當時的排抵美貨運動，原約終於一九〇五年作廢，從此不僅展開了全國收回路權運動，並要收回礦權。
各國在華所營礦產，遍及於黃河、長江各省及西南、東北。一九〇三年起，各省漸行自辦。一九〇四年開始要求收回礦權，謂礦為民命所繫，如採礦之柄非中國所操，資本非中國所出，一有意外，各國必實行其保護政策。中國人民必須自奮，而且可以自奮，日本對俄即為其例。一九〇五年，浙江、福建等省已有收回之事，山西收回英國福公司的礦權運動同時轉烈，士紳與山西大學及其他文武學堂學生一致表示此事為「身家性命之關鍵，種族存亡之樞機」。留日山西、河南、陝西學生之激昂亦不稍讓。一九〇六年，李培仁為此蹈海而死。
在排滿愛國情緒高漲而普遍，青年不惜犧牲性命的情況下，革命的總領導機構乃應運而生。
二、革命力量的團結－－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
一九〇〇年前後，保皇會的聲勢頗壯，梁啟超不只奪去了興中會發祥地的檀香山，且稱雄論壇，大有不可一世之勢，原因是他亦高唱革命。在日本及上海的青年，他們的愛國熱情固受到梁的影響，但對於首倡革命的孫中山更為欽佩。孫自云，一八九五年初次革命失敗，「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漫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迷夢已有漸醒之兆」，不少留日學生自動和他接觸。檀香山早有他組織的兵學會，一九〇三年又於東京設軍事學校，誓詞中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增入「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民族、民權、民生主義俱涵在內。在此一立場之下，興中會加緊宣傳，劃清革命、保皇的觀念，以免魚目混珠。是年秋，孫再蒞檀香山，為文演說，駁斥梁啟超「名為保皇實即革命」之說，謂革命、保皇為絕對兩途，漢、滿決不相容，洪門（天地會）更應大倡革命，漢族方有前途。他爭取的主要對象為華僑中的會黨，所以特別強調反清，他自己亦加入洪門致公堂。一九〇四年春，抵舊金山，為華僑重訂致公堂章程，使符合革命宗旨。復發表《中國問題之真解決》，以告歐、美人士，說明滿清政府不能代表中國，中國人民從不仇外，中國能革新進步，世界將共享和平。
一九〇三年有一批排滿的鄂、湘學生被派往歐洲。一九〇五年春，孫中山應他們的邀請，先後到北京、柏林、巴黎，其中七十餘人願參加革命。東京留學生雖「思想無系統，行動無組織」，而排滿的情緒，則如火如荼，曾在國內起義不成的黃興、宋教仁、張繼等尤殷望孫中山領導。是年七月，孫返東京，受到盛大歡迎。他說中國不必怕各國瓜分，但怕自己不團結，如各省自號召起義，演成紛爭之局，各國將乘而干涉，中國必亡，所以總以互相聯絡為第一義。於是商組「中國同盟會」，八月二十日舉行成立會，推孫為總理，加盟者三百餘人，包括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及稍後的日知會的會員。興中會時期，會員以粵籍為主，同盟會則兼有全國人士，以粵、湘、鄂、川籍為多，次為皖、晉、魯、桂、蘇、閩、冀、滇諸省。一九〇六年同盟會訂定革命方略、軍政府組織，及中華民國國號。在軍政府宣言中，申明今日革命與前代不同，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外，尚須改變國體為民主，「其一貫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將來治國的大本（政綱），一為傾覆滿洲政府，寬容滿洲、漢軍人等；二為恢復中華，光復「民族的國家」，歸還漢人的政權；三為建立民國，由平民革命建立國民政府，國民享有參政權，制定中華民國憲法；四為平均地權，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地價，歸於國家，由國民共享，肇造「社會的國家」，使家給人足，無一人不獲其所。措施程序分為三期：第一期三年為軍法之治，破敵之後，軍政府總攝地方行政，掃除一切政治社會積弊。第二期六年為約法之治，將地方自治權歸之人民，軍政府及人民之權利義務，由約法規定。第三期為憲法之治，軍政府解除軍事行政權，組織國會，政事依憲法行之。
同盟會的成立是革命的新紀元，各不相屬的革命團體由此統一，青年的力量意志由此集中，為同一目標而奮鬥。政綱中的排滿及建立民族的國家，為共同要求；推翻專制，國民平等及建立「社會的國家」，尤具鼓舞之力。孫中山成了愛國革命者公認領袖，不及一年，會員達一萬餘人，「學界、工界、商界、軍人、會黨無不同趨於一主義之下，以各致其力」，「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孫「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
興中會時代，革命黨在香港、檀香山、舊金山，各有報刊，但影響力不算太大。同盟會成立之後，以《民報》（月刊）為機關報。第一期於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出版，孫自撰發刊詞，正式揭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作今後建國的基本原則。他先就西方的歷史，闡明三者遞嬗演進的必然性，始為民族主義，繼為民權主義，二十世紀則為民生主義擅場的時代。中國遭異族的摧殘，外國的侵逼，及千年專制之毒，所以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應立即實行。這時的民族主義已非單純的排滿，已兼及對外，不過尚帶有妥協性，如承認已有條約，意在減少阻力。經濟問題亦須及早解決，所以同時又須實行民生主義。歐美人民已困，社會革命為時不遠，中國為弭其禍害於未萌，須將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一次完成。留日學生新創刊的雜誌，有《雲南》、《四川》、《洞庭波》、《河南》、《夏聲》、《晉聲》等十餘種，專書一百餘種；國內出版的書報亦不在少數，抨擊滿清，鼓吹愛國革命，反抗列強侵略。
三、革命思想戰的勝利
一八九九年以後的四年，為梁啟超執言論界牛耳的時代，影響之巨，莫可與京。一九〇三年，梁的思想又起轉變。是年二月，梁遊美洲，仍深信「中國之萬不能不革命」，「舍革命外無別法」。不數月，忽然說「不敢復倡革義」。十一月，刊登啟事，謂不僅不談排滿、革命，共和亦要排斥。據他事後解釋，是見於學生因革命思想傳播而常鬧風潮，不欲青年為破壞之說所誤；二是自由平等之說流弊無窮，秩序一破，苦於收拾；三是國家人民艱窘皆達極點，事機一發，為人劫持，或至亡國。在美國的見聞，對他亦有影響，選舉競爭不擇手段，當選者多屬庸材，深嘆共和政體之不如君主立憲。他的富於感情的「流質」性格可能關係最大，「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後矛盾」。因為「隨感情而發」，遂與革命黨徹底破裂。
保皇會與革命黨爭取的主要對象，均為留日學生及海外華僑。一九〇三年前，保皇會較居優勢，康在南洋的活動亦頗得手。是年起情勢一變，海內外傾心革命者日眾，如果革命得成，梁將失去重要性。他去美洲的目的在募款，原望「轟轟烈烈再做一場」，以轉移視聽。但是光緒復辟已無可能，他知道要勸捐，就須談革命，否則「有何名目耶？」此時上海《蘇報》已對保皇會抨擊，孫中山旋亦追踪赴美，揭發梁的虛偽，此可能為梁不便再談革命的又一原因。其次，初倡破壞之時，已說破壞有「無血」與「有血」之分，「無血之破壞者，如日本之類是也；有血之破壞者，如法國之類是也。中國如能為無血之破壞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國如不得不為有血之破壞乎？吾衰絰而哀之！」可見他所希望的為無血破壞，即立憲，現在不過是返回他向所馨香以祝之途。
革命黨與保皇會的思想戰，始於一九〇三年的上海與檀香山，漸及於舊金山、香港、新加坡。一九〇五年後，《民報》和《新民叢報》的對壘，則為雙方的主力戰。《民報》創刊時，梁的論調已轉變兩年，急待加以廓清。第一期除了孫中山的發刊詞外，有四篇論民族、民權革命的專文，集中攻擊《新民叢報》，爭論從此展開。先後參加者，《民報》方面有汪兆銘（精衛）、胡漢民（衍鴻）、陳天華、朱執信（大符）、劉師培、章炳麟等，汪、胡的文章最為犀利有力。《新民叢報》由梁一人應戰。爭論的中心，一為革命問題。《新民叢報》謂革命必致內亂，內亂必致列強干涉，召來瓜分，應設法改良現在的政府，實行立憲。《民報》謂革命為內政問題，並非排外，國際情勢不許瓜分中國，縱令引起干涉，亦不足懼，反促起國民敵愾。現政府無改良可能，惟有將其推翻。二為排滿問題。《新民叢報》謂漢人尚乏立國能力，而且在政治法律方面已與滿人平等，應融合國內各族，成一民族，以抗國外諸族；如堅持排滿，是復仇主義、是暴動。《民報》謂排滿為排滿族的惡劣政府，滿族既倒，國內其他各族自可融合，排滿為政治革命的先決條件，希望滿洲立憲為不可能之事。三為民權問題。《新民叢報》謂，中國尚不能行共和，即君主立憲亦不能行，因為國民資格不夠，條件未備，勉強行之必然亡國，只宜採行十年的開明專制。《民報》引天賦人權學說，說明人民具有共和國民資格，國民的能力，終遠勝於政府的能力；自由平等精神為人類所共具，中國人亦不例外；一旦革命實現，在民主政府下，國民實行民主政治的能力自能養成。四為土地國有問題。《新民叢報》謂中國經濟社會組織較西方為優，土地兼併不劇，土地國有如行於革命軍興之時，遊蕩無賴將乘機盡奪富人財產，以致天下大亂，如行於革命之後，弊害亦多，須先解決資本問題，方可談土地問題，「以獎勵資本為第一義，而以保護勞動者為第二義」；否則，他國資本將充斥於中國，中國人永為牛馬。《民報》謂革命係為多數貧民福利，以美國論，土地為少數人所有，資本亦為所有，貧富懸殊。「欲解決社會問題，必先解決土地問題；解決土地問題，則不外土地國有，使其不得入於少數人之手。」全國土地歸於國有，則全國資本亦歸於國有，以國家為大資本家，從事生產。
兩報的論戰，實為革命、保皇兩派的思想鬥爭。約半年後，梁已感不易招架，乞助於上海的徐佛蘇。一九〇六年七月，《新民叢報》刊出徐的《勸告停止駁論意見書》，《民報》不允，再言革命之必行。梁勸革命黨何妨一面由保皇會實行要求，一面由革命黨預備後援武力，要求不遂，再以武力一舉而顛覆之。「吾黨（保皇會）做勸告開明工夫，未必不為彼黨（革命黨）間接發生助力。彼黨做預備革命軍工夫，亦未必不為吾黨間接生助力，此所謂相反而實相成。」「信如是也，則彼報與我報可以相提攜而共向針鋒於政府，……而效果可以增數倍蓰焉，不賢於今日嘵嘵論辯而勢力相消者也？」《民報》終不之許。梁說他可以為革命黨發生間接的助力，其實三年前他已是革命黨的直接助力，這次論戰才是間接助力，使革命黨有了發抒革命理論的機會，充分說明排滿革命的絕對必要，逼得保皇立憲者無以自圓其說，暴露了他們的弱點。一九〇六年底，梁不得不承認「革命黨現在東京佔極大之勢力，萬餘學生，從之者過半，」的事實【註：《民報》週年紀念會，到者近萬人。一九〇七年七月，梁對康有為說，革命黨在東京銷聲匿跡，為《新民叢報》血戰之功。但事實全不如此，是年正為革命黨積極的行動年】。接著說「前此預備立憲詔下，其機稍息，及改官制有名無實，其勢益張，近且舉國若狂矣」。又說「東京各省皆有，彼（革命黨）播種於此間，而蔓延於內地，真腹心之大患，萬不可輕視」。所謂「播種」即革命黨的宣傳，因而他又不得不承認革命黨在此次論戰中的勝利，謂：「數年以來，革命論盛行於中國，今則得法理論、政治論以為羽翼，其旗幟益鮮明，其壁壘益森嚴，其勢益磅礴而鬱積，下至販夫走卒，莫不口談革命，而身行破壞。」
論辯為時兩年餘，一九〇七年八月，《新民叢報》停刊，《民報》仍繼續進攻，直至一九〇八年十月，被日本警察封閉。《新民叢報》之處於劣勢，《民報》之常佔上風，前者始終由梁孤軍奮抗，後者人才濟濟，學識不讓於梁，固為原因之一，最重要的為革命黨主張一貫，梁則持論兩歧，既主張保皇，向滿清政府要求改革，同時復加痛詆，曾發出「如是之政府，非底於亡國不止，等是亡也，不如自亡之，而希冀萬一不亡」的哀聲。既已絕望，何必再事要求？不如一舉而顛覆之。一九〇六年十月，梁於《現政府與革命黨》文中，明斥現政府為製造革命黨的大工場。梁的同志楊度說：「排滿革命四字，……幾成為無理由之宗教。」他對梁說，此文「贊成者頗多，以其罵政府故也。乃兄忽又批評留學界事，以傷多數感情，……議者又目為御用新聞矣。謂《新民〔叢〕報》於二年前監督政府，二年以來純然監督國民」。他勸梁多批評滿清政府，勿專駁革命黨、批評國民。梁要與革命黨「爭輿論之動力」，結果適得其反。孫中山云：同盟會成立「革命風潮一日千里，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雖是時代人心使然，《民報》之功實不可沒，而《新民叢報》則有如為叢驅雀。革命黨不僅能坐而言，並能起而行，拋頭顱灑熱血，在所不惜，既足取信，相形之下，有關彼此的信譽至大。
四、預備立憲
君主立憲論的倡導，八十年代以後，漸趨熱烈，開議院以行君民合治的日本制度，是康有為變法的藍圖。一九〇三年，維新派張謇曾遊日本，一九〇四年，說張之洞奏請立憲，以自刻《日本憲法》送之內廷。並印行所著《日本憲法義解》、《議會史》。出使法國大臣孫寶琦亦請定憲法，津、滬報刊紛起以應。有的舉日本對俄戰爭為證，說是俄為西方大國，「竟為日本所大困，種族強弱之說，因之以破，凡我黃人，其亦可以自奮矣」。日本君民一心，是由於立憲。立憲之足以致強，已不容置疑。甚至慈禧看到張謇所進《日本憲法》亦說：「日本有憲法，於國家亦甚好。」
迫使滿清內外當局不得不走向立憲道路的最大原因，為繼長增高的排滿空氣。滿、漢的不睦，至維新運動而愈彰著。主張維新的盡為漢人，反對的多為旗人。政變後遭誅戮懲處的全為漢人，以滿排漢之說，一時極盛。一八九八年十月的上諭，表明並無內滿外漢之意。又頒行端方所編《勸善歌》，頌揚清朝的種種德政，但未收絲毫效果。為緩和空氣，一九〇四年六月，以慈禧七旬生辰為名，宣布除康有為、梁啟超、孫文外，「其餘戊戌案內各員，均著免其既往，予以自新」。據說是由於端方的密奏，幕後向端方進言的為梁啟超，但梁並不在赦免之列。
及日、俄的勝負已決，排滿革命的空氣仍在瀰漫。梁啟超認為定君主立憲，為救國強國的特效藥。俄國亦因革命而準備立憲，中國「稍有人氣者，其必瞠然返視而有所鑑」。張謇亦以革命之說甚盛，懼致成大亂，召來外國干涉，立憲「可以安上全下」，於是再向袁世凱陳說立憲之不可緩。謂「不變政體，枝枝節節之補救無益也。……日、俄之勝負，立憲、專制之勝負也。今全球完全專制之國誰乎？一專制當眾立憲，尚可倖乎？」他希望袁作中國的伊藤博文，完成一部憲法。
一九〇五年七月二日，袁與張之洞及兩江總督周馥奏請於十二年後正式立憲。慈禧認為不妨採搪塞手法。她已年逾七十，十二年後大概已不是她的問題，否則自身亦或難保【註：年來康有為屢謀暗殺慈禧】。七月十六日，遂有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之詔，鎮國公載澤等三人赴日本、英、法、比，湖南巡撫端方等二人赴美、德、義、奧，臨行，革命青年吳樾對他們行刺，雖然未成，益證立憲確不利於革命，有利於滿清。十一月，慈禧為進一步表示立憲姿態，命督辦政務處籌定大綱，設置考察政治館，纂訂合乎中國體制的專書。
十二月，考察政治五大臣再度起程，先到東京。端方的隨員熊希齡與梁啟超頻頻接觸，由梁與楊度為他們草就了所謂考察報告及奏摺，建議以五年為期，改為立憲政體。然後去美國、歐洲，一九〇六年八月回國。袁世凱首請實行，先由京官及州縣紳商分別參與地方政務。載澤說是立憲可使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憲法仿日本，實業仿日本及德國。九月一日，上諭命先議定官制，釐定法律，廣興教育，清理財政，整頓武備，普設巡警，以預備立憲基礎，俟數年後，再察看情形，以定實行期限。此即所謂預備立憲詔，除了以望梅止渴之技，期收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之效外，尚別具作用。
五大臣載澤等在日本所上奏摺，說是立憲政體利君、利民，獨不便於官。回京後，又陳述改革官制的必要，否則唐代的藩鎮，日本的藩閥，將復出現於今日。數十年來，清廷深忌地方權重，準備借立憲的名義，於改定官制時，排擠漢人督撫，集權中央，袁世凱為第一目標。排袁最力的為與袁一同參加編訂官制會議的載澤及軍機大臣鐵良、榮慶等滿人。袁不必有滿、漢之見，但載澤輩則以為可能有如梁啟超所說，在立憲政體之下，漢人在政治上將益居優勢。預定改官制的原則為將督撫的軍權、財權收歸朝廷。會議之時，袁與鐵良衝突，言官亦說官制不可一切更張，宜逐漸變革。總司核定的奕劻等採延宕辦法，主先議中央官制。十一月六日頒布，內閣、軍機處、外務部、吏部、學部照舊，巡警部改為民政部，戶部改為度支部，太常、光祿、鴻臚寺併入禮部，兵部改為陸軍部，以練兵處、太僕寺併入，海軍部、軍諮府未設之前暫歸陸軍部辦理，刑部改為法部，大理寺改為大理院，理藩院改為理藩部。除外務部外，各部置尚書一人，侍郎二人，不分滿漢。新任各部主管，計七滿、四漢、一蒙古、一漢軍。各省官制則尚待編訂。終以阻力太大，除學政已於一九〇六年改名提學外，僅將按察使改為提法使，增設巡警道、勸業道、審判廳。
五、革命及立憲的行動
革命黨無時不在準備行動。同盟會成立後，更為積極。吳樾之炸考察政治大臣，海內外為之震動。孫中山赴南洋策劃，派人赴長江、兩廣、川、滇、天津調查，聯絡學生、會黨，尤注意新軍。一九〇五年，長江各省騷動，或為反教，或為抗捐，或為搶糧。同盟會的劉道一、蔡紹南及長沙學生，運動江西萍鄉、萬載、湖南醴陵、瀏陽的會黨、礦工，於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四日起事，眾至數萬人，東京同盟會會員爭先回國從軍。江蘇新軍第九鎮的趙聲、倪映典等，有意響應而未果。起事的領袖龔春台稱「中華民國軍，南軍革命先鋒隊都督」，揭示同盟會的政綱，謂奉中華民國政府命，「建立共和民國」，「使地權與民平等」，亦有稱「新中華大帝國南部起義恢復軍」的，眾至三萬。雖名號有別，而排滿則一，奮戰月餘失敗，劉道一等在長沙遇害，武昌日知會被封，南京趙聲等革職。革命黨在長江各省的基礎遭到摧毀，但同盟會的聲望則因此大振。
一九〇七年二月以後，江蘇、浙江、安徽民變屢起，情勢對革命黨自屬有利，所以這一年是革命黨舉事最多的一年。六月，同盟會連在潮州發動，均告失敗。光復會的徐錫麟與同盟會的秋瑾分在安徽安慶及浙江紹興活動，訓練學生，聯合會黨，組織光復軍【註：秋瑾浙江紹興人，曾在北京身經庚子、辛丑之變。一九〇四年赴日本，兩年後返國】。七月，徐錫麟在安慶舉事，殺巡撫滿人恩銘，被捕而死。秋瑾亦以事泄被殺，她是為革命犧牲的第一位中國女子。徐案發，兩江總督端方恐懼地說：「自是而後，我輩將無安枕日矣。」浙江巡撫及紹興知府亦以秋瑾之死備受輿論指責。革命黨的行事，震懾了滿清官吏，激動了人心公憤。
一九〇五年孫中山與法人已有聯絡，一九〇七年三月，孫自日本赴越南河內，接近越南的欽州鄉民，組織「萬人會」，號召抗捐。粵督周馥派新軍進剿，孫一面命黃興遊說新軍結合欽州團紳，一面向日本購械，延法國軍官在越南練兵，謀一舉而收有兩廣。九月，欽州革命軍發難，以新軍躊躇瞻顧，未曾響應而失敗。孫又糾合桂邊團勇，十一月，奪據廣西鎮南關砲台，孫偕黃興、胡漢民親來督師，力戰七晝夜。一九〇八年初，孫以河內不便再居，轉往新加坡，命黃興再圖欽、廉，黃明堂經營雲南。三月，黃興入欽州，四月擊敗清軍，轉戰粵、桂邊境，威名大著，五月初退回越南。黃明堂於四月底佔領滇、越交界的河口新街二十餘日。十一月，安慶新軍隊官熊成基在安慶城外起事，死者二百餘人【註：一九一〇年，熊成基在哈爾濱遇害，年三十四歲】。
年餘之間，革命軍屢仆屢起，為對滿清立憲的有力反擊。保皇黨大異其趣，預備立憲詔下，梁啟超十分樂觀，認為「從此政治革命可告一段落」。改官制後，梁的同志雖為沮喪，梁說對滿清改革不必望之太奢，仍須自為。保皇會的名稱太狹，須組織政黨，期促成政府的再度改革。預聞其事的有楊度、蔣智由、熊希齡、徐佛蘇，並暗中聯好袁世凱、端方、趙爾巽（盛京將軍），康有為暫不列名。康搶先一步，已於一九〇六年十月宣布將保皇會改名「國民憲政會」。梁擬別立一會，取名「政聞社」，網羅國中豪傑，統一力量，似乎是有意仿照同盟會的行事。梁之不欲康有為參加，是因為康的反動力太大，清政府與革命黨將藉以摧殘新政黨。上海的鄭孝胥、張謇、湯壽潛對於清廷之預備立憲，頗為欣喜，十二月，成立預備立憲公會。梁啟超殷望有湖南才子之稱的楊度參加政聞社，但是楊的雄心萬丈，不甘居人下，一九〇七年五月，在東京自組憲政公會。
清廷大概是震於安徽巡撫的被刺，七月，詔詢各方以預備立憲之方、施行之序。袁世凱奏請昭示大信，採內閣制，設資政院，各省設諮議局，府、州、縣設議事會。九月，宣佈設資政院，十月，設諮議局，預籌議事會。立憲派又以為有了機會。十月十七日，「政聞社」在東京成立，宣言要救國惟有改造政府，要改造政府惟有求立憲政治的成立，「以有秩序的行動，為正當之要求。其對於皇室絕無干犯尊嚴之心，其對於國家絕無擾紊治安之舉」。他們謀與皇室的肅親王善耆提攜，並上書訪問日本的資政院總裁溥倫，既欲聯絡袁世凱，又拉攏袁及慶親王奕劻的政敵岑春煊。慈禧決不會忘懷對康、梁的舊恨新怨。是年湖南、浙江士紳請設民選議院，學生開會演說，下詔嚴禁。立憲派的活動招來了相反的結果。
政聞社初成立，人事已有弱點，康、梁不能出面，不得已而擁戴一七十老翁馬良（相伯）為領袖。一九〇八年總社在上海公開活動，與預備立憲公會一唱一和，由各省及華僑代表分別上書，要求於二、三年內召開國會。清廷給他們的初步打擊是懲處政聞社的一位社員。
與政聞社爭寵的楊度宣揚政聞社目的專在排袁世凱，亦不利於張之洞。袁向慈禧指該社為康、梁所發起，圖謀不軌，復以華僑請願書中有請慈禧歸政，遷都江南，改國號為「中華國」等事，愈招慈禧之恨。八月十三日，政聞社遂被查禁。以各省代表多為地方負有重望之士，不能不略示安撫，八月二十七日，刊發憲法綱要、議員選舉法綱要，定議院未開前逐年應行籌備事宜，於九年內辦齊，屆時即頒布憲法，召集議會。九年依然是個漫長的時間。憲法綱要訂明永遠尊戴大清皇帝，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有制定法律權，有召集關閉解散議院權，有設官、黜陟權，有統率海陸軍及編定軍制權，有宣戰、戒嚴權，有總攬司法權；臣民在法律範圍內，得為官吏、議員，有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有納稅、當兵義務。一言以蔽之，不外永保君主地位，極度提高君主的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