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向立法會建制派議員披露中央對香港2017年普選特首的底線，證實了近期甚囂塵上的預選傳聞並非空穴來風，提名委員會將把中央不接受的人篩走，使這些人無緣接受香港選民的選票洗禮，這樣的普選，與港人認知的普及而平等選舉，有巨大落差。喬曉陽拋出的底線，會使這次政改過程掀起多大波濤，已經成為懸念。另外，中央有沒有想過：經過預選機制後當選的特首，認受性可能連由選舉委員會選出的特首也有所不如，這樣的特首能否實施有效管治，是一大疑問。
中央強硬程度 堅持主權以外僅見
喬曉陽的講話內容，有兩個情況值得討論，一個是以我為主、操諸在我；另一個是忽略特首產生辦法的兩大原則。
所謂以我為主，操諸在我，分兩個層次。第一層是喬曉陽說不接受與中央對抗的人當特首。所謂對抗，以愛國愛港來檢驗；何謂愛國愛港和不能與中央對抗的標準，喬曉陽明言難以用法律條文規定，基於缺乏客觀準則甄別，有理由相信，「愛國愛港和對抗」最終會淪為憑主觀偏見、好惡以至夾雜個人恩怨等因素的政治審查。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層以我為主，操諸在我還涉及提名委員會，第二層則連這個也排除，中央實行絕對權力。
喬曉陽說「怎麼判斷誰是與中央對抗的人，首先由提名委員會作出判斷，其次要由香港選民作出判斷，最後行政長官人選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中央政府會作出自己的判斷，決定是否予以任命」。這一番表述所說3個「判斷」，有可能不一樣，也就是說，不單是「香港選民的判斷」中央不一定接受，連控制程度極高的「提名委員會的判斷」，中央也不放心，留下「會作出自己的判斷」的空間。其安全系數極高，反映就特首選舉，中央最終只相信自己的判斷。這是30多年來，中央就香港事務，除了堅持主權寸步不讓以外，僅見的強硬立場。
但是中央憑什麼判斷誰是與中央對抗的人？屆時若只說「他們與中央對抗，眾所周知，他們也理應心知肚明」云云，難以服眾，中央應當拿出「對抗」的具體事例，讓港人判斷是否合理，否則大石壓死蟹，港人不會心服。中央就特首普選完全脫離香港實際情況，這種取態若30年前披露，或在1990年頒布《基本法》時講清楚，港人會同意嗎？這樣就難怪在民主進程上，不少港人都認為中央背信棄諾。
必須實事求是回應香港實況勿違循序漸進原則
回歸基本法，第45條規定，「特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喬曉陽的講話，有偏離這兩大原則之嫌。
就特首產生辦法，香港的實際情況是什麼？回歸16年實踐，歷經董建華、曾蔭權和現任梁振英3名特首，都是由小圈子選舉產生，未獲市民廣泛授權，認受性低，加上政治結構畸形，在立法會，政府與議員的關係，不單反對派是明反，建制派也不時變成反對派，結果，政府沒有鐵票支持，施政舉步維艱，董建華曾蔭權任內施政失效，屢見不鮮，梁振英政府現在也飽受困擾。若檢視香港的實際情況，透過特首普選產生辦法，從制度上調整，例如實行真普選，讓特首取得最大多數市民授權，增加認受性，另外，讓特首可有政黨背景，由他在議會組成足夠支持的執政團隊等。這些都是2017年特首產生辦法應該顧及的問題，但是中央現在展示出來的，卻是希望以提名委員會扭曲民主選舉，意圖操控一個選舉前已經知道結果的所謂選舉，中央這種想法和做法，是脫離了香港實際情況。
中央若認為經預選篩走所謂「對抗」中央的人之後而當選的特首，會得到更多授權和更大認受性，只是主觀願望。實際上，若當選的特首因為一些人被剝奪選舉權之後，才得以當選，則這樣的特首會得到廣泛而足夠認同和支持？是一大疑問。過去的特首選舉，雖然由選舉委員會的小圈子選舉選出，但是在2005年補選、2007年和2012年3次選舉，泛民人士都有機會參與競逐，他們雖未獲得足夠支持而無法入閘或落敗，當選的曾蔭權仍然可以說打敗了挑戰者李永達和梁家傑，梁振英可以說贏了何俊仁；若特首普選排拒泛民人士同場競逐，不公平的實質，矮化了當選者的權威，認受性連過往的選舉也不如。
至於喬曉陽的講話忽略循序漸進原則，主要是選舉委員會的小圈子選舉，容許泛民人士參與競逐，提名委員會的判斷，則是以缺乏客觀準則的政治審查，把被判斷未符合「愛國愛港」要求、「與中央對抗」的人踢出局，這個情況與循序漸進背道而馳，實際上是倒退。
喬曉陽講清楚中央對特首普選的底線，比靠中間人傳話為佳。但有關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及政治審查的爭議極大，在特區政府仍未開展五部曲之前，中央擺出如此強橫的姿態，相信與「佔領中環」得到廣泛迴響有關，中央期望先聲奪人，壓倒反對力量和瓦解港人鬥志。喬曉陽這番講話會否收到預期效果，尚待觀察，但是，港人爭取普選已經數十年，今年已到達臨界點，學者戴耀廷倡議的公民抗命「佔領中環」，只是冰山一角，不少溫和中產都忍無可忍了，中央對港情必須要有充分了解，否則極可能犯主觀錯誤。我們期望中央以更具智慧的做法，處理港人就解決香港管治問題的民主訴求。
劉銳紹﹕關卡現形 拒絕溝通 抗爭將升 ——「普選」框框亮相之後
北京「兩會」期間，高層連番就香港政改問題和2017年產生特首的方向放話，到最近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委喬曉陽和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在深圳接見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亮出北京對政改的盤算和底線，清晰地表達了：北京不會讓香港人享有真正的普選，香港人的普選夢可以醒了。
北京不會讓港人有真正的普選
當年北京表示「香港可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時，筆者已撰文請大家注意這句話的潛台詞：「2017年（若條件成熟）可以有普選」，換言之，「（條件不成熟）也可以沒有」。如今，這句話的實質內容應驗了，香港人可有領教他們的「隱語藝術」呢？
從喬曉陽透露的內容可見：
一，北京計劃以提名委員會取代現時的選舉委員會，即使人數可能增加，但暫不透露產生的方法，留有伏筆，以便日後操控。
二，如以現時選委會的4個組別模式為藍本，那麼日後的提名委員會勢將由建制派主導，然後根據北京眼中的「民主」原則，要民主派委員「少數服從多數」，再由提名委員會作為一個整體進行提名（沒有個人或群體提名）。也就是說，現行的150名委員可提名一位候選人的做法將會取消，把民主派成為候選人的機會大大壓縮至近乎零。
三，在玩弄法律技巧之餘，北京再加上「愛國愛港」、「不可與中央對抗」等政治標準，而解釋權和任命權都在北京手上，無非為了加強北京的安全系數。
上述做法反映北京只是從謀略、權術的角度處理香港政改問題，這不是真正解決矛盾的方法。說到底，這是因為北京的民主意識仍然遠遠落後於人民的期望。在他們的意念中——「在整個選舉過程中有某個環節讓市民普遍參與」，就是「普選」。如今，他們拿出自己定義的「普選」，就要香港人接受，只會刺激更大的反彈，引發更大的抗爭。
從喬曉陽和王光亞的話中，也看到北京沒有意願與民主派溝通，共同解決問題。據了解，早在去年底，體制內有溫和的建議提出：政改爭議已無法迴避，如果中央真的希望減少矛盾，創造良性互動的條件，就應該開始營造與民主派溝通的氣氛。其中有兩個具體的建議：
一， 安排包括民主派在內的全體立法會議員參觀深圳前海，與此同時，再安排專業團體（當中也有不少民主派人士）另團出發；行程中只談經濟和民生合作，不談政治。
二， 今年5月12日是四川大地震5周年，香港曾捐助100億元，大可趁機安排全體立法會議員往四川視察，因為他們有責任跟進善款如何處理。
這些都是可以拉近距離的好建議，但可惜沒有實現。有關方面只安排建制派議員到前海去，而且「參觀前海」只是外衣，下達意旨才是此行的實質內容；四川之行更是毫無聲氣，相信已胎死腹中。這些建議要麼到了中層就被卡住，不能上報，要麼就是被高層否決了。無論如何，這說明北京已無意跟民主派溝通，連一些門面工夫也不想做。說得直接一點，北京已把雙方對政改的差異（實質是官方與香港人對普選要求的摩擦）視為不可協調的矛盾，不願作任何鬆動了。
從策略角度分析，北京現時先進行輿論戰，亮出一些界線或底線，然後由建制派附和造勢，希望把這些信息打入香港人腦袋中，藉以影響中間人士，減少對「佔領中環」等泛民活動的支持。這些都是陳舊的手法，看來效果不大。喬曉陽還說，北京已用「最大的政治包容」對待反對派。但北京忘了，香港人也拿出最大的政治包容和耐性，等待和爭取真正的普選，結果還是失望和憤怒。
失望和憤怒
如今，官方在「哄、騙、拖」3招無效之餘，又在喬曉陽放話的同一天發布消息：駐港解放軍航空兵團的武裝直升機在香港境內進行首次實彈演習。無論這是否巧合，已令人感到官方再加上「嚇、壓」兩招。不過，傳媒和市民都無甚反應，不大在意，可見即使是嚇，也無大作用了。北京經常說要多做有利於國家和香港的事，他們是否應該深刻反思呢？
D100 前因後果 - 2013年3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