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3年3月28日星期四

李平: 港人治港 豈容中共做主揀蟀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在深圳針對香港普選特首發表講話,對特首候選人的資格、提名程序作出種種限定,更直接恐嚇提名委員會和市民,不要提名、選舉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赤裸裸地暴露了北京企圖操控特首選舉的策略,依然停留在為民做主的老皇曆上,停留在自以為偉大光榮正確的獨裁心態上。

喬曉陽強調:「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這是設計香港行政長官普選方案的一條底線。」針對這條底線,喬曉陽提出了多重偷換概論、似是而非的謬論:一是西方國家的反對派尊重憲制,與香港反對派不同;二是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一直包容香港反對派;三是反對派只講普選的國際標準,不講《基本法》的規定;四是講愛國愛港、不能與中央對抗,不是要寫入法律,而是「要在香港民眾心中架起這桿秤」。

其一,西方國家的反對派在選舉過後會尊重勝選者,但絕不是如中共所宣稱的不能發表反對政府的言論、不能進行推翻政府的行動。反對派無論在議會還是在社會上反對政府政策是天經地義,反對派策劃在下一屆選舉中推翻現政府也是天經地義,只有中共容不下批評的聲音,容不下改朝換代的要求,因此用愛黨冒充愛國,把反黨等同顛覆國家。

其二,中共建政之後,允許八個民主黨派存在的前提就是擁護共產黨的領導。習慣了這些黨派的附庸,中共豈能再容得下真正的反對派?在他們眼中,對香港反對派的包容是一種恩賜,但尊重反對派、少數派的權利,是民主社會的常態、義務,況且,泛民議員在立法會不佔多數,但在直選中獲得的選票卻多過建制派,代表的是多數民意,豈容中共做主。

其三,泛民議員、政團強調普選特首要符合國際標準,不是帶市民遊西方花園,而是要求北京恪守《基本法》。《基本法》第39條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力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按《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力國際公約》的普選定義,去制訂普選特首的方案,是遵守《基本法》的表現。現有規定、北京設計的方案,如違背國際公認的普選定義,就應該修訂、廢除,而不是倒行逆施。

其四,北京明知所謂愛國愛港、所謂不能與中央對抗都難以訂出具體標準,不能寫入法律,又要強迫、恐嚇提名委員會和香港選民接受,是何等野蠻、霸道?北京明知港人可用民主的自我修復機制,透過選舉更換不適任的特首,還要以所謂維護香港利益、維護投資者利益,擺出一副我是包青天、我要為民做主的姿態,實在是令人反胃。

喬曉陽的講話清楚表明了北京操控2017年特首選舉的三部曲:一是勒令港府必須在確認普選特首的兩個前提(符合基本法和人大規定、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後,才能展開政改諮詢;二是為特首參選人設立愛國愛港、不與中央政府對抗的門檻,授意其操控的提名委員會篩選候選人,而不是允許參選人在取得一定比例的提名票後成為候選人;三是候選人雖經篩選,但為防市民自行提名,因此既要恐嚇市民不要選舉與中央政府對抗的人,又要強調中央的實質任命權。

梁振英政府迄今不提政改諮詢的時間表,顯然是着手執行北京的指示。中聯辦全文公佈喬曉陽講話,更是公開向全港市民發出恐嚇。如果2017年的特首選舉,循北京的揀蟀三部曲進行,還叫甚麼普選?還叫甚麼港人治港?
 

余錦賢: 喬曉陽發炮 「兩大前提」廢政制局武功

剛升任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的喬曉陽上周會見建制派議員,會後各人自說自話,零零碎碎地覆述喬曉陽說了些什麼,惟獨漏了最重要的部分,即昨天各傳媒大篇幅報道的:如果沒有兩大前提,香港的政改根本不適宜展開;言下之意,現在2017普選特首的進程,已全然落入「阿爺」手中,特區政府話不了事!

中聯辦昨天把喬講話全文(約長七千字)上網,共分19段,「戲肉」就在第18段,喬的說法是:「在一國兩制下,香港 行政長官普選是有前提的,就是前面講的,一個前提就是要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另一個前提就是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 這兩個前提不確立,不得到香港社會多數人的認同,是不適宜開展政改諮詢的,就是勉強進行諮詢,也不會有好結果,欲速則不達。」

話說得很清 楚,而且放在壓軸部分,顯然是整個講話的精髓,但奇怪的是,為何建制派議員在參加會面後竟無人提及?是不敢,怕太過震撼?還是所有議員都聽漏了,或是忘記了?按常理,建制派內多「有識之士」,且擅於引述「指示」,公開沒有提及「兩大前提」,應該是擔心後果,故意不提。

筆者記得中英談判期間,某些關鍵問題也是英方或港英政府說不清,或含含糊糊,中方就乾脆公開會談紀錄,供各方參考、自行評斷。但中英談判是「敵對」狀態,喬曉陽會建制派則是自己人交流,竟然也要由中聯辦出稿「把話講清楚」,可見這「兩大前提」非常重要,建制派議員不說,中聯辦唯有主動公布講話紀錄,以昭天下。

有「梁粉」輿論為此註釋,說喬曉陽此舉是為梁振英拆解了一個政治炸彈,由北京主動揹起了政改爭議的風波,令梁班子可專注其他經濟民生要務。但從另一面看,喬曉陽有話在先,如果沒有兩大前提,根本就不宜展開政改諮詢。

換句話說,梁班子內的政制事務局,隨時會游手好閒,無事可為,而兩大前提是否「得到社會多數人認同」,全由北京決定,政制事務局只是跟在後面,做一些政改的具體事務而已——按喬的說法,兩大前提定了,其他一切好辦。

言下之意,當前政改之戰場就在兩大前提,然而這部分卻不屬梁班子的工作。到底這是幫梁,還是取而代之?

從梁振英開徵物業BSD要向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請示,到政改設兩大前提由中央操盤,梁班子剩下的工作已不多,而且「重大事項」都需請示層峰,中央對他的工作有多滿意,也應該「心裏有數」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