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時遲,那時快,左右全球智慧型手機市場的南韓品牌「三星」,宣佈將會在短期內推出新款手機Galaxy S4,成功在國際手機市場上再下一城,並以高速推出新手機的優勢擊敗另一競爭對手蘋果。在市場覆蓋面上,三星是南韓最大的出口企業,單以出口額計算,已佔
下了南韓國家總出口量的五分一,其規模之大可見一斑。
正當三星企業雄霸一方,使南韓國民引以為傲之際,南韓在野黨進步正義黨國會議員魯會燦公布情報機關的竊聽錄音,內容是三星集團董事長李健熙的助手與親戚的
對話內容,暗示有檢察官收受三星的賄賂,震驚了整個南韓社會。然而,南韓最高法院卻無理三星賄賂的惡行,反控告宣判魯會燦把竊聽錄音內容放到網路上,違反 通信秘密保護法,剝奪他的國會議員資格。不少評論指法院判決「可笑」,但透過這個只屬冰山一角的案件,我們可以得知,在南韓,財閥就是一切,它主宰著國家
的政治、經濟與司法的命脈。更嚴格來說,他們比總統的權力更大。
財閥制度的起跌
「經濟落後」是最能描述19至20世紀初朝鮮半島的形容詞,但廣大的國內市場與資源成為日本帝國入侵並進行佔領的藉口,在20世紀初的三十五年間,朝鮮半 島落入日本人的殖民統治。在高壓管治背後,擁有日本特色的財閥經濟模式也傳入了朝鮮半島。及至日本戰敗投降後,這種財閥的商業管理制度也慢慢在南韓找到了 成長的土壤,不少從日本獲得商管企業思維的南韓人,在戰後重建階段模仿日式財閥,在國內建立南韓品牌的私人企業。
早期這批財閥營商環境極為艱難,後來的韓戰更也把他們的生產設施一併摧毀。及至60年代的一次軍事政變,才在水深火熱中拯救了這批財閥。軍人出身的朴正熙
在1961年透過政變奪取南韓總統位置,為著在短期內建立更強大的經濟實力,以超越敵國北韓為目標,朴正熙大舉以政府介入,扶植了這批已有一定規模與潛力
的財閥。
朴正熙在60年代起為南韓經濟定下多個「五年計劃」,當中以財閥為工業化的火車頭。這批財閥因應朴正熙的指示,配合國家發展出口型重工業經濟,並獲得政府 從國有化後的銀行體系中的低息貸款和稅務優惠,使政府與財閥在財政緊扣在一起。另外,出於發展出口型經濟的需要,朴正熙也要求財閥把他們的生產線進一步多
元化,例如一間造船企業,可兼生產化妝品和藥物。但假如某一財閥未能達標,其生產線也會被重組至另一更大的財閥手裡,因而造成財閥的數量越來越少,但他們 的集中規模也卻越來越大。單單在1984年時,南韓首50間財閥的經濟實力,便等於94% 的國民生產總值。當中,三星、現代、大宇等巨型財閥,也就是在那個年代冒起。
這些財閥的成功之道,不單在於擁有龐大的資本支持,而是在政府提供的高關稅、低配額的「溫室」和往往可以在近乎沒有法律阻止的條件下,擁有交叉控股的市場
壟斷地位。在南韓的經濟市場中,財閥以複雜的循環控股手段控制其子公司,避開法律上的監控。一般而言,大財閥可以擁有數十間以上的子公司控制權,以家族式 經營,使他們可進一步坐大營運規模。此外,財閥領導層更可以輕易地將利潤從一個公司轉移到另一個他本人有大量股份的關聯公司。
然而,這種「裙帶資本主義」卻在1997年的一場亞洲金融風暴後面臨崩潰。當時不少財閥由於以借貸維持一些高風險的生產投資以壯大市場佔有,但就在金融風
暴爆發後,利息極速飊升和出口市場委縮使這些財閥面臨破產邊緣。傳統財閥如漢拿集團和雙龍汽車被迫瓦解,三星也因財政壓力,被迫放棄總裁李健熙看重的汽車 業務。話雖如此,這類良性的震盪式市場大「瘦身」也只能收有限作用,
因為一方面南韓政府認為這些財閥「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在關鍵時刻政府也出手支援,另外這種「官商勾結」商業模式形成一大市場惰性,最終不少財閥在面對陣痛後卻能「東山再起」。
成功?惡魔?三星的兩面性
回顧過往數十年間南韓的經濟發展,觀乎眾多財閥,三星必定是最能代表南韓財閥制度成功一面的先鋒。曾經有研究指出,在60年代被評為南韓前百大的企業,到 90年代,只有16家能生存下來,更確實點說,從60年代至今天,只剩下三星和LG兩大財閥企業而已,可見三星在南韓經濟發展的超然地位。
「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堅毅精神」是三星在南韓企業中有一大特色。想當年,三星電子創辦人李秉喆70歲時選擇面對新挑戰,在一片反對聲音下建立三星的半導體
產業,其獨具惠眼協助三星在80年代取得空前成功,更為帶領三星轉型奠定基礎。他的兒子李健熙在88年接任總裁一職後,其突破性的管理哲學,如在1993 年提出「換掉吧﹗」(除了妻子和孩子以外,全部換掉)、「七四制」(指早上七時上班,下午四時下班的破革安排,使員工在下班後仍有時間作個人研習和進修) 和鯰魚理論
(意思是指在泥鰍養殖場放一條鯰魚,泥鰍就會為了不讓鯰魚吃掉而到處閃躲,結果泥鰍因為大量運動,自然變得更健康、更肥美,這代表只要保持在適當的壓力
下,人和企業都會充滿活力。) 更是帶領南韓企業衝出亞洲達到世界巓峰的驕人成績來源。
可是,曾因起訴前南韓總統全斗煥而聲名大噪的金勇澈,於1997年加入三星集團並成為其法務長。2004年請辭後他踢爆三星種種鮮為人知的惡行,並發表厚 達五百頁的《思考三星》一書,揭露三星動用不法秘密資金行賄官員、檢察官、買通執法者和非法逃稅;李健熙違法繼承經營權;對敵人與競爭對手進行監視、跟
蹤、竊聽;並收賣主要媒體,對於三星的種種惡行保持緘默。結果,雖然一石擊起千重浪,2007年11月南韓成立獨立調查組進行調查,最後李健熙因背信和逃 漏稅等罪名成立,被判刑3年徒刑緩刑5年 (法院以「罪名尚未嚴重到須實際服刑地步」未有判李健熙入獄),其後更向大眾道歉並辭去會長職務。
但案件結束不到兩年,當年曾險遭法院起訴的三星高層,卻以「護主有功」給予大額補償和升職。另外,2009年12月,南韓總統李明博表示因為要申辦 2018年冬季奧運會,而李健熙是國際奧委會委員,為了整體國家利益,決定給予李健熙特赦。他更於2010年恢復原職務,重新成為三星集團的總裁。凡此種 種,都只是顯示出三星對南韓公共事務和法院判決的干預已到達目中無人的地步。
三星的歷史,只是在告訴我們一個關於南韓的現實:「法律與公義的價值,永遠及不上一部三星的智能手機﹗」
推薦閱讀:
高承禧、金聖壽、金新,《你應該要怕三星》,台灣:人類智庫,2013
金勇澈,《三星內幕》,台灣:大牌出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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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勇澈,《三星內幕》,台灣:大牌出版,2013
原文刊於《讀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