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飯局中，兩位居外國多年見多識廣的金融界高層人士大罵行騙長官及其班子，認為所作所為已到香港人無法容忍的程度，但問他們會不會參加元旦遊行，二人都支吾。他們說假期都早有安排，多幾個人參加也改變不了甚麼，接着又說以香港今天這樣的政治地位，香港人再怎麼反對也沒用，遊行示威能改變阿爺支持行騙長官嗎？
這也許是香港許多人的心態。港英時代提供了港人的法律權利、人權保障，於是港人大都只把人生聚焦於「搵食」。昨天孔捷生引用的段子：「信仰不能當飯吃，所以不重要；民主不能當飯吃，所以不重要；自由不能當飯吃，所以不重要……對於中國人來說，不能當飯吃的都不重要，我們信奉了豬的生活原則，於是乎我們也得到了豬的命運──遲早給別人當飯吃」。對於仍以「搵食」至上的港人來說，這是醍醐灌頂的警示。
數天前，市建局主席、超級梁粉張震遠得意洋洋，指市建局在大角嘴的一個重建地段，獲一戶原來不滿意收購價的業主接受，指這猶如「聖誕奇蹟」。這戶業主周太擁有超過兩成業權，她認為市建局收購價遠低於物業市值而不接受，豈料上周張震遠向傳媒放言說：「若因一個業主不接受，而令三百個業主失望，好可惜！」此言一出，傳媒紛紛指摘該業主「阻住地球轉」。三天後，這名「釘子戶」抵受不住連日受街坊指罵，被迫接受市建局低於市值數百萬的出價，張震遠於是喜滋滋地讚揚業主「以大局為重」。
個人「以大局為重」犧牲自己應有利益，這在社會主義體制之下是有憲法根據的，中國憲法第五十一條列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
益……。」前基本法起草委員廖瑤珠曾撰文表示：「（憲法第五十一條）這一條， 反映了中國大陸上以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為主……。我們居住在香港的人，習慣的想法是，國家、社會、集體在行使權力時必須盡量
避免不必要的損害個人自由和權利。」
早幾年美國有過一個著名的「釘子戶」故事。2006年開發商在西雅圖某地帶要拆卸一些老房子建造五層商業大樓，一位住在這地帶的84歲老太太Edith Macefield拒絕搬走。據政府評估，她的這座建於1900年的老宅只值8,000美元，其地皮也只值12萬美元。開發商幾次提高拆遷補償價，最後開價達到100萬美元，老太太依然拒絕，她說：「我不想搬家。我不需要錢。金錢並不算甚麼。」開發商無權強拆她的住宅，西雅圖政府也無權干預，最終，開發商修改了施工圖紙，繞着她的老宅建造了凹字形的五層大樓。老太太也不怕在她住宅周邊開工的噪音，她說：「我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噪音對我來說沒甚麼。」負責建商業大樓的施工監理Barry
Martin，主動照顧老太太，開車送她去剪髮，陪她去看病，幫她買食品，開方取藥，幫她做飯。兩人結成忘年友誼。2008年6月15日，身邊沒有任何親人的Edith
Macefield因胰腺癌與世長辭。美國社會不但沒有輿論批評她不「以大局為重」，還稱之為民間英雄，因為她信奉「堅持對你是至關重要的東西」。我們在網上搜尋「edith
macefield house」這個詞，可以看到這個在五層大廈中間凹進去的奇特房子。
老太太信奉「堅持對你是至關重要的東西」是甚麼？就是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對私有財產的保護。香港《基本法》第六條列明對私有財產權的保護，以及第五條定明的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基本法》並無中國社會主義憲法第五十一條關於公民行使權利時不得損害集體利益的規定。因此，張震遠的「以大局為重」犧牲個人應有利益的思維，與「一國」的那一制是一脈相承的，這位超級梁粉大概秉承行騙長官的意願，要貫徹提前結束香港一國兩制的方略了。
也許你覺得大角嘴的重建也與你無關，你可以繼續「搵食啫」。但有一天當你遭到那犧牲數百萬賠償的周太差不多的際遇時，你就知道個人的自由和權利是「你至關重要的東西」。
今天我們真要重溫德國牧師 Martin Niemoller的名句：「當納粹抓共產黨時，我沉默了；反正我也不是共產黨。/當社會民主黨被關時，我沉默了；反正我也不是社會民主黨。/當工會幹部被抓時，我沒抗議；反正我也不是工會幹部。/當猶太人被抓時，我仍然沉默；反正我也不是猶太人。/當我被抓時，已經再也沒有人提出抗議了。」
行騙長官的種種劣績敗行，已不消細說。現在只問有認知的市民一句：你是不是還要沉默？你選擇在沉默中爆發，還是在沉默中滅亡？
元旦日，你要去哪裏？
吳志森: 元旦上街的充足理由
元旦倒梁遊行有多少人參加？沒有水晶球，無法準確預測。有梁粉學者撰文，斬釘截鐵說倒梁不成氣候，頂多兩、三萬人遊行，理據卻令人失笑。
這位學者說，早前，民主黨為搶飲頭啖湯發起的遊行，主辦者自己報數，只有八百人，全港最大的反對黨以倒梁為號召，迴響零星落索，可見倒梁大勢已去。
這位學者以民主黨發動的遊行作為指標，明顯是落後形勢，也惹人笑話。經過政改進入中聯辦談判一役，民主黨對民主原則的堅持早已受到質疑，區議會立法會選舉受到重挫，已是明證。一個大勢已去的政黨發動遊行，反應冷淡理應是普通常識，示威變成示弱，也是理所當然。由此推斷倒梁運動不成氣候，顯然是錯判形勢。
梁振英上京述職，見過習近平、溫家寶、胡錦濤，表面上，似乎過了，半年換人之說也沒有出現，香港人鬧翻了天的僭建與誠信問題，看似也沒有動搖中央領導人挺梁的決心。但仔細分析，三位中共領導人的說法各有重點。胡繼續挺梁以證明自己沒看錯人。溫幾乎要捉着梁振英的手，教他如何施政，由扶貧到就業到教育，教得巨細無遺。連溫家寶都知道，梁上台半年，社會矛盾日深，施政一事無成，溫爺爺的教誨，令旁邊的人聽得流汗。新掌權的習總書記，不提梁振英，只說支持特區政府，可見在習總眼中，梁還在考察期，並非穩如泰山。
元旦上街，隨手拈來，都有許多充足的理由。梁振英的僭建問題，由始至終交代不清，不但是山頂大宅，赤柱舊居是否存在僭建，仍沒有開誠布公讓人查究清楚。誠信仍是梁振英最大的政治炸彈。
激怒港人的，當然遠不止於此。委任形象極差、民望低下的落選政客劉江華出任副局長，擺明車馬向市民宣戰：你們不喜歡這個人，我偏要提升他，還要用每月近二十萬元納稅人的血汗錢供養他，亦預示着，二○一七、二○二○的雙普選政改方案，會由這個強硬推銷員親手拉倒。
法治和司法獨立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律政司長的職責，就是要挺身捍衞。但早已染紅了的袁國強，卻施加政治壓力，要求終審法院就居港權尋求人大釋法，帶頭踐踏法治和司法獨立。曾幾何時，當年身為大律師公會副主席，發表聲明鮮明反對人大釋法，此一時彼一時，這條司法界變色龍，叫人大開眼界，也不勝欷歔。
根據維基解密，中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向美國人洩漏了國家機密，對少於五萬人的遊行，中央不屑一顧，十萬人以上的抗議，中央才會重視。如此一來，元旦遊行人數的多寡，更形重要。把人數推到超過十萬的門檻，才能對梁振英這個大話精，產生足夠的政治壓力。
反梁遊行雖然未能立竿見影迫使梁振英下台，但如果能夠連續不斷累積足夠的人數和力量，像二○○三、二○○四年一樣，會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
古德明: 新中國拜官之道
梁振英七月一日獲胡錦濤拜為香港行政長官，倏忽半年，其間他聘任則唯不誠不信者是用，例如陳茂波、劉江華；司法則唯中共意旨是問，例如藉「居港權」爭議，邀人大隨意「釋法」；施政則唯言路是塞，例如客觀一點的民意調查，都不得獲中央政策組資助。此外，他力主國民教育，要學生為中共謳歌；又違法改建私邸，說起來還略無愧色。民間遊行抗議，半年來不絕如梭。香港有政論家曾說：「中共已制定罷黜梁振英計劃。」
二零零八年，曾蔭權民望節節下挫，「中共將撤換香港行政長官」傳言，一時也甚囂塵上。我寫過一篇〈曾蔭權會患腳疾嗎〉，勸「論政者不要那麼天真」，而曾蔭權果然也無憂無患，到二零一二年六月底才任滿離職。偏偏不少政論家就是喜歡為中共塑造「重視民意」形象，否則當年的故事，現在怎會換個主角，重演一遍。
從前，我國君主用人，的確頗重民意。漢宣帝拜命郡國大員，首要條件就是百姓滿意：「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是因為行政、司法都公正）。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只有賢良的刺史、郡守，才可以和我共治天下）。」於是當時良吏輩出，「所居民富，所去見思」（《漢書》卷八十九）。
北周時，河北郡守裴俠廉能清正，不求美味，不勞民丁，百姓有歌讚美說：「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周太祖聽到民情，有一次接見各地州牧、郡守，特別命裴俠站到一旁，對其餘牧、守說：「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之最。今眾中有如俠者（各位有和他一樣的），可與之俱立。」眾人沒有一個敢站到裴俠身邊。於是太祖厚賜裴俠，朝野歎服（《周書》卷三十五）。
中共卻從來視民意如無物。胡錦濤十二月二十一日接見梁振英，就盛讚說：「你上任以來，勤政務實，奮發進取，精神可嘉，獲得香港市民擁戴。」胡錦濤說香港市民擁戴梁振英，就如他說全國人民擁戴共產黨一樣，小民不得異議。
總之，中共拜命地方長官的原則，和舊中國漢宣帝、周太祖等截然不同，卻和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一般無二。中共政協委員劉夢熊最近上電臺說：「梁振英是中央政府可以信任的人，香港市民別無選擇。」尼古拉二世一九一六年則對英國大使說：「你認為我須獲百姓信任，但重要的不是百姓須獲我信任嗎？」（見一九五八年一月美國Life雜誌The
Russian Revolution一文）
當然，中共不會害怕像尼古拉二世那樣，遭百姓推翻。因為他們有坦克車、轟炸機甚至核子彈，剿民不費吹灰之力。尼古拉二世沒有那樣先進的科技，更未必有那樣堅定的剿民決心。
古德明 專欄作家
楊懷康: 「適度」有為
最近好些朋友跟我說，主權過渡十五年，及至梁振英上台，他們才感覺到香港真的回歸了。他們說的回歸不是「愛國人士」口中的「人心回歸」，而是整體施政取向的回歸——特區變得愈來愈不像港英時代的香港，而是愈來愈像深圳河以北的社會主義強國，故此要積極部署移民了。果如此，承諾馬照跑、舞照跳的鄧小平泉下有知，不知會作何感想。
「穩中求變」「適度有為」
我沒有細究朋友們何以要待到梁振英上台方才察覺特區真的是回歸了，讓我來猜，他處理兩間大宅僭建物的手法看來是個關鍵。然而在此之先梁振英老早便跟港英分道揚鑣了。上任沒有多久，他向立法會提交了個迷你施政報告；當中用上相當篇幅闡述其「穩中求變」、「適度有為」的施政理念。他是這樣說的：
市場並非萬能，市場失效的事例十分多，失效曾經出現在生產方面，也曾經出現在分配方面。由於市場失效，對民生和經濟發展造成影響，政府需要動用公權力補救，古今中外有不少例子。
市場固非萬能，但梁振英口中的「公權力」帶來的失敗個案又算少嗎？在生產方面，不少有「公權力」之癖的人不時詬病香港沒有高科技，跟不上南韓或台灣，更莫說美國。（這些人可沒有同時告訴大家，無論是南韓或台灣的國民生產水平都落後於香港。）董建華聽信這些人的主張，運用「公權力」搞其數碼港、科學園以為補救。這些運用「公權力」的案例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不用說了吧。
迷戀「公權力」
在分配方面，有「公權力」之癖的人條件反射，不時拿出「堅尼系數」，指控香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可是在「公權力」橫行的中國大陸，財富分配不是更懸殊嗎？梁振英在赤柱及山頂有大宅、子女留學英國，不用說身家不菲；可是跟溫家寶的媽媽、九十一歲的楊志雲女士的財富比，還有好一個距離吧？溫老太亦非個別案例。深圳名不見經傳的副村長不也坐擁人民幣廿八億元身家嗎？「公權力」到底會拉近還是擴闊貧富距離，也不用說了吧。
「公權力」失敗的案例比比皆是，那可又無礙梁振英貶斥「積極不干預」為「含糊和矛盾的概念」，在他眼中，甚至是曾蔭權、梁錦松、唐英年主催的「大市場、小政府」同樣「不能夠滿足香港今日的需要」，非要擴張「公權力」不可。
當然梁振英不是第一個貶斥「積極不干預」過時的特首。擲出第一塊石頭的是喝港英奶水長大的曾蔭權，梁振英執他的口水尾而已。不過曾、梁兩個「過時論」是有分別的，曾蔭權無疑要擴張「公權力」，但擴張得來有個界限。梁振英的「適度有為」，聽似有界限，實則並無界限底線可言。
有規有矩地擴權
曾蔭權擴張「公權力」非但有個界限，那更是個客觀而明確的界限——他把「公權力」跟國民生產總值（ GDP）掛鈎，以
GDP的 15﹪為政府對經濟的參與上限；一過了這個水平便得收手；未到這個水平，還可以繼續擴張「公權力」。這種有規有矩——
rule based——的施政模式透明度大，便於監察。
曾蔭權沒有說清楚的，是何以拿 15﹪而不是 10%或 20%為上限。然而證諸過去的經濟表現，這個規模的「公權力」看來大致符合香港的需要。換言之，曾蔭權可能是看到港英以 GDP的 15﹪為政府參與經濟活動的上限，而經濟發展有目共睹、人人安居樂業，即使不知道當中的道理是什麼，蕭規曹循，以此為「公權力」的上限又錯得到哪裡去？
梁振英的「適度有為」可不是這麼的一回事。他沒有像曾蔭權那樣明確定出多大規模的「公權力」才叫「適度」，他只是一味要擴權；彷彿通天下只有他才曉得多大規模的「公權力」方為適合那樣。總之一切由他作主，他認為適度便是適度；他認為不適度便是不適度。這當中反映的，無疑是個大家長心態了。
不敢妄作干預
眾所周知，郭伯偉致力抵抗要求擴張「公權力」的諸般需索，他當財政司的時候輿論狠批他捍 衞公帑的努力是以大家長自居—— Papa knows best。他反擊這個無稽之談：鄙人恰正是不知道什麼形式的「公權力」、哪個程度的干預方為恰當，故此自己知自己事，不敢指指點點、妄作干預。
郭伯偉的言下之意是，那些主張政府干預這、參與那的人，他們真的知道擴張「公權力」，便能確確切切解決問題嗎？香港全面對外開放，外在因素從何而來？影響有多大？效果是什麼？等問題從來都沒有確切的答案，執權者妄加干預，有把握不弄巧反拙嗎？在香港全面開放的環境，郭伯偉認為沒有人有這個本領，故此政府還是少作干預為妙，否則廣大市民不難要為自作聰明的執權者的狂妄擴權付出沉重的代價。
資訊幫不了決策
梁振英要就貧窮、房屋、年老長者及環境四大範疇擴張「公權力」，其覆蓋面不可謂不大矣。影響廣闊，稍有差池，後果堪虞。別的不說，即以他的房屋政策第一擊——白表買公屋——而言，不便令樓價不降反升而觸發民憤嗎？他要縮窄貧富差距，除非封鎖邊界，擴張「公權力」、提供更優厚的社會福利措施，那又不反而吸引更多的新移民湧來香港，惡化貧窮問題嗎？
或曰現今是互聯網時代，資訊發達，大家對事態的掌握又怎不勝過郭伯偉的時代多矣？資訊快而準，理應有助於局限擴張「公權力」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吧？現今資訊無疑多更又傳遞得快，但這便等於說大家都能夠確切掌握事態的發展嗎？恐怕不是。若然事前便知道會帶來反效果，梁振英又會貿貿然推出白表買居屋此新猷嗎？資訊發達又何曾促進運用「公權力」的決策質素？
又如美國接連推出的「量化寬鬆」（ QE）措施，不管是美國或香港，執權者又確切知道那會帶來什麼後果嗎？若然這些措施果能為美國經濟起動、促進就業，聯儲局又還用一浪接着一浪地「量化寬鬆」進而「扭曲操作」嗎？資訊發達又何曾提升過決策質素？
以 Goldilocks自居
梁振英的「適度有為」，其可怕之處恰正是這個：他滿以為自己真的知道政策的效果是什麼，兼且有本領恰可有度地調校火候，既不過尤又非不及，像童話故事裡的 Goldilocks那樣做到啱啱好。有這個本事，從蘇聯到中國以至今之古巴又還用放棄計劃經濟嗎？所謂「適度有為」莫非只是擴張權力的託詞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