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2年12月27日星期四

曾榮光﹕公共政策研究的範式轉移與確認(一)




《明報》121日頭版報道,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中策組)已去信「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轄下「研究資助局」(研資局),告之「研資局」主席,其轄下的公共政策研究計劃的撥款(每年2000萬)將收歸「中策組」作全權的審批、評估和監察。信中對有關政策改變的理據,作了以下的說明:「可望協助學者洞悉政策制訂和限制;為政府政策建立更強大的理論基礎。」

作為從事公共政策研究(public policy studies)的教學與實證研究(empirical research)多年的本土學者,本人對「中策組」所提出的兩項理據,實感覺莫名其妙!首先,就「協助學者洞悉政策制訂和限制」而言,對公共政策研究發展稍有涉獵的學生均知道,在多元民主社會中,公共政策無論在制訂、決策、實施及評鑒,各個政策環節中,政府均遭遇到愈來愈大的限制與困難;事實上,在公共政策研究領域中,對有關困難的個案研究與理論總結,可說是汗牛充棟的常識。我想實不必「中策組」代勞提醒,我更看不到有關常識會因「中策組」把研究撥款權由學者同儕監察收回到政府官僚手裏作分配,會對有關知識有任何突破性的洞悉。

強調說服商議及辯論  的公共政策研究範式

其次,就「為政府政策建立更強大的理論基礎」而言,在過去大半個世紀有關公共政策的發展與討論中,建立強大理論及知識基礎一直都是公共政策研究領域的核心議題,從箇中的議論與發展軌舻中已可清楚見證到,一種中央集權、政府主導,以至政權壟斷(regime monopoly)的公共政策研究及議論範式(paradigm),在60年代曾風行一時,但這種冷戰思維的政府無所不能(omnipotent)與無所不知(omniscient)的一種被稱為政策科學(policy science),以至政府政策的情報工作(intelligence work for governmental policies)的範式,已明顯屬過時及被取替。到上世紀末至本世紀初,公共政策領域中,多本具權威性著作,均指出一種強調說服(persuasive)、商議(deliberation)及辯論(argumentation)的公共政策研究的範式,已取而代之成為主導的範式(註1)。例如2006年出版的《牛津大學公共政策手冊》(Oxford Handbooks of Public Policy)的編者就強調:「公共政策的實踐就是一項游說的工作,而公共政策研究作為一門學科,其對自身最恰當的描述就是一種游說的活動。」(p.5)其次,在公共政策廣為引用的著作《政策過程中的證據、論證及游說》(Evidence, argument and persuasion in the public policy)(1989)中,Giandomenico Maj one就開宗明義地強調:「政客們肯定知悉,但社會科學家卻時常忘記,公共政策是由語言所組成。無論文字抑或語言,爭辯在政策過程的所有階段中,均佔據核心地位……無論政黨、居民、立法機構、行政首長、法院、傳媒、利益團體或是獨立專家們,全都置身在不斷的辯論與相互游說的過程中。」(p.1)最後,亦是最發人深省的就是社會學大師James Coleman的切身體會,他寫道:

「對科學化研究的角色理解,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學派。其一是把政策研究視為政策制定者與政策研究者之間的私人對話。政策制定者提出問題,政策研究者只充當『君主的謀臣』(adviser to the Prince),運用現有科學知識提供所需答案……另一學派——亦是我們所認同者——則視政策研究為一種公眾的活動,在這些活動中根本就沒有單一的政策制定者,而政策研究者的角色只是充當多元利益之間的僕人。政策研究的最後貢獻是提升政策結論的議論水平(the level of discursive)……研究的結果並不能確立政策的執行,它只是眾多意見中的一部分,以期使政策過程更公開;它只是提供一個窗口,使更多的人能更有效地提出他們的利益與理想。」(註2

據上述有關公共政策範式轉移的討論,我個人的結論就是:自2005年「中策組」把部分研究經費撥發「研資局」管理、分配及監察,正好就是朝覑一種公眾議論的研究範式邁出第一步;它不單只提升了香港公共政策研究的理論、方法學及議論的水平,同時更使公共政策不至淪為政權的附庸、謀士、以至化妝師的角色,而能建基在學術自主權(選定研究命題、研究設計、研究方法、研究結論的自決),並由同儕(包括本土與國際)相互評審、監察的基礎上。

研究撥款收歸中央 倒行逆施

因此,我個人認為現時中策組把有關公共政策研究撥款收歸中央,就是一種倒行逆施,把香港公共政策研究倒退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一種為政府政策執行,進行情報蒐集的範式。中策組這樣的舉措就只是彰顯了一種權在我手,對知識分子在公共政策議論的話語權加以收編及壓制的霸道心態。

【對公共政策研究計劃撥款政策變動的異議,系列二之一】


1:有關討論見:

Fischer, Frank et al. (2007) (Eds.)Handbook of Public Policy Analysis: Theory, Politics, and Methods. Boca Raton, FL: CRC Press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s.

Goodin, Robert E. et al. (2006) (Eds.) The Oxford Handbooks of Public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eter, Guy and J. Pierre (2006) (Eds.) Handbook for Public Polic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Fischer, Frank and J.Forester (1993) (Eds.) The Argumentative Turn in Policy Analysis and Planning.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Fischer, Frank. (2003). Reframing Public Policy: Discursive Politics and Deliberative Practi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Coleman, James S. et al. (1982) High School Achievement: Public, Catholic, and Private Schools Compared. New York: Basic Books, Pp. 220-221.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