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份《明報》月刊訪問了當代新儒家代表杜維明教授，談及香港的文化、政治發展前景，不乏真知灼見。他認為以商業為導向的香港，不缺商業精英與科技才俊，但少了「思想家和哲學家」；香港民間文化內容雖然豐富，但精英文化中缺乏追求理想人格而擇善固執的精神，也沒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大氣和文化主體性。不過，杜教授整體上對香港的前景還是很樂觀的，指出這裏有深厚的中國傳統資源、國學底蘊深厚的大學、連續不斷的百年歷史記憶以至高生活水準，並說這些可以為台灣、澳門、新加坡和大陸提供參照。
杜教授提到的一些問題值得深思，譬如說有文化主體性和能以天下為己任的公共知識分子委實太少，與這個被譽為既有文化傳統，又有國學底蘊深厚大學的國際都會不甚匹配。這反映了不少主導香港發展的知識精英，專業知識豐富而文化素質薄弱，國際視野有餘而在地感不足，對香港文化了解不深，也缺少關懷國是的才情與氣魄。民眾中一些強調香港本位的有識之士，雖有其社會關懷和責任感，但熱情有餘而理性思辨不夠，歷史文化積澱不厚而言行又過於排他。
上層社會人士既乏思想家、哲學家的才識情志，精英文化又不成氣候，本土運動也囿於小我世界各行其是，縱或有擇善固執以推動文化理想者，往往因為未能融入香港的流動軌跡而在理想與現實間掙扎徘徊。外人對香港屢有文化沙漠之感，根本原因也許就在於此；香港目前種種焦躁妄動、擾攘不安的社會情緒不能排解，恐怕與此不無關係。香港的亂象，似乎還會持續一段時間，情勢發展恐怕未容樂觀。
香港太小了，也太國際化了吧？在本人的學術交流經驗裏，國外學者認為香港沒有自己的學術標準，國內學者則笑言香港沒有學術界。香港培養不出個性精彩的公共知識分子，在他們看來，一點也不奇怪。其實，百年殖民情景和太過商業化，從過去到現在也留不下思想家和哲學家──儘管這裏有完善的法制、自由的空間和高薪厚職。
事實上，大家敬仰的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乃至最近辭世的勞思光諸先生，香港最後也沒有使他們留下來。唐先生晚年明言：「香港乃英人殖民之地，既非吾土，亦非吾民。吾與友生，皆神明華胄，夢魂雖在我神州，而肉軀竟不幸亦不得不求托庇於此。」又說：「我們當時只是流亡在此。當時我們所注意關心的，亦非香港，只是中國當時的時代情勢。」
唐先生等人雖然長時間在港生活，但他們最後都拒絕以香港為安息之地，或選擇移厝台灣，或歸葬靈骨於大陸。唐、牟、徐三氏只把香港權作暫居之地，待國內局勢稍靖，即動身北返以實現文化救國理想。不過，就在他們一邊等的每一天，還是一邊動手動腳興學施教、組會辦刊、述作不倦，言行身教直接影響一代香港人──無心插柳而柳成蔭。他們如今也成為香港的文化思想資源和歷史回憶。
在香港目前擾攘不安的社會狀態裏，我們更加懷念這些有理想有才情有文化氣魄的思想家和哲學家，也期待有抱負有擔當的公共知識分子出現，在香港建立起學術文化氛圍和開創理性的公共空間。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助理教授，《文學論衡》編輯。研究領域：中國學術史、現代新儒學。近年於《臺大中文學報》、《國學研究》、《中華文史論叢》等學術期刊發表以「章太炎與五四」為中心的研究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