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六四23周年、七一遊行9周年。過去分析六四七一的文章汗牛充棟。印象中，我在本欄也寫過幾篇。六四20周年期間，有關書籍湧現。資深新聞工作者陳潤芝的《六四20》還得了獎。然而，關於六四七一的學術著作不多。李立㗖、陳韜文兩位，多年追蹤研究，進行現場問卷調查，跟進焦點小組訪談，輔以各種媒體分析，去年出版《Media,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Mass Protests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Routledge,
2011），是第一本面向國際的七一研究，詳論這個本土事件的特殊性與普遍性。他倆亦於去年發表論文〈香港不能忘記六四之謎〉，並進一步開展六四集體記憶的研究，更詳盡的專書指日可待。我作為本土研究的超級粉絲，喜見兩位超越普及評論，耐心調研，不單有助港人深思，亦提供海外學者對照。
思考港人集體行為的因由
六四與七一，是香港罕有大事。在中國內地，政府機器奮力清洗集體記憶，當年六四巨浪，幾乎被新一代遺忘，而在台灣、澳門、美加，每年紀念活動亦只是零星落索。唯獨香港，維園集會持之以恆，1990年代集會人數下降後回穩，近年再大幅上升，更加入年輕一代，成功「移植」集體記憶，讓當年沒有親身經歷事件的90後，重新發現驚天動地的六四屠城，究竟是怎樣的歷史大事。陳李兩位，就是要思考港人這個集體行為的因由。
六四之後是七一，2003年數十萬人上街，及後每年七一，均有數萬人接續爭取民主改革，按二人的調查，市民訴求雖多元，但總體上是要求普選，期望香港早日實現民主政制。港人也許身在山中不見山，六四七一如此長年累月的大型活動，社會破壞性低，信念堅強，連年相傳，成為香港認同的核心事件，可說是世界罕見。我簡述一下兩位學者朋友研究所得，也許有助參與六四七一市民，進一步了解這兩個互相呼應的社會行動。
「關鍵事件」概念
貫通六四七一，陳李借用學者Suzanne Staggenborg「關鍵事件」概念作出分析。什麼是「關鍵事件」？——社會事件戲劇性爆發，突然改變了公眾與精英對社會現實的詮釋。關鍵不單是重要，重大事件不一定都化作關鍵事件，它必須在短時間內打破定見，令公眾對社情有新的感悟，才算得上關鍵事件。六四的關鍵突破，在於殖民香港本是疏離國族，港人赫然驚覺與中國同胞（尤其是示威學生們）血脈相連，對專權不義的鎮壓行為深惡痛絕，此一負面看法歷久不散，直到今天還是港人對中央政權的難解心結。而七一作為關鍵突破，在於不民主制度下的港人，深感無奈，卻突然在幾十萬人的壯大行動之中，重拾「人民力量」的期望。到今天，香港人深刻體會官商勾結、地產霸權、中央操控、民主維艱等重重憂慮，但認命之餘，2003年7月1日的遊行，卻隱然透露人民力量或有改變困局的可能。而事實上2003七一之後，中方縱不情願，亦不能不默許六四七一為香港自由的「裝飾」，甚至承認民意中有政治、政治不得不顧民意，近年更主動爭奪民意。因此，從學理視之，1989年六四、2003年七一，兩件均為改變現實理解的關鍵母體，化作集體記憶，成為難以磨滅的烙印。
李陳兩位的另一個歸納，是兩次關鍵事件之後，成功轉為每年仲夏的慣性周年活動，令運動得以更新發展。（原為ritualistic protests，可譯作禮儀式示威。「禮儀」為人類學概念，指向重複運作的行為，以保育某種集體信念與價值。）兩次關鍵事件，其深入民心、其記憶之深刻，令後來的慣性活動生生不息。什麼因素令慣性得以延續呢？兩位學者指出5項因素﹕
慣性得以延續的5項因素
1. 改變維艱、路途仍遠。平反六四阻力重重，七一普選訴求仍是可望不可即。如此困惑，激發年年堅持。禮儀式周年集會，不單是回憶過去，也是爭取不一樣的未來。
2. 香港特區以至中央政府，雖然不願見六四維園的萬點燭光，亦不願見回歸大好日子萬人示威贈興，但仍不想撕破一國兩制的衣冠，容許六四七一的表達自由。
3. 支聯會與民陣，持續修橋駁路，令周年活動有個平台。當然，兩位學者強調，主辦單位只屬組織性質，每年人流不絕，主要是市民的自我動員（self-mobilization）以及政治上互相扶持的社會網絡（politically supportive social network）。他們發現，參與示威者，其家庭與朋儕均有相近的政治取態，有助支持參加者持續參與。
4. 多年下來，兩個活動均有忠實擁躉。調查及焦點訪談中，這些忠實參與者，六四均是他們生活故事中不可磨滅的深刻經歷。這些基本hard
core成員，成為每年活動的支柱。
5. 而這批死硬派，多年來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價值觀，一方面防止當局找到鎮壓的藉口，另一方面孕育出一種港式的溫文抗爭秩序，可說是全世界社會行動最溫文者，亦成了港式示威的獨特標記。
民主運動的路線之爭
兩人的論述，數據未包括最新發展。社民連、人民力量近來的進取路線，在書中後記略有提及。也許香港民主運動的路線之爭，已出現新的臨界關頭。其一是，保持港式溫文，周年重複六四七一的禮儀，保住記憶、穩守價值、累積認同，時機一到，或可破局立新。其二是，放棄「卡拉OK」式社會行動，不甘於溫文的周而復始，作出較有推逼力的行動，比如佔領馬路樞紐、公民抗命、入冊明志，以喚起醒覺，圖把「儀式」示威，催化新一輪的關鍵改變。今年仲夏，六四七一，泛民分裂，新政出台，西環進一步介入特區，六四精神領袖司徒華先生已逝，泛民議員垂垂老矣，新世代精兵蓄勢待發，民主路線，走到十字街頭。
愚見以為，六四宜溫文，正直良心為準。七一不妨百家爭鳴，「溫文」與「進取」路線，作實驗性的辯證相容。陳李以符號學觀之，六四「文本」較封閉，難作自由詮釋。當權者屠殺平民百姓，是非清楚。已故馬力先生指坦克輪帶下的肉醬不一定是人，曾蔭權指中國富強、香港受惠、六四不消提，偏紅大學生指六四鎮壓換來中國盛世是英明決定，凡此種種偷換是非公義之說，均被輿論強力批判。香港資訊開放，六四難有另類詮釋。六四晚會堅守記憶，讓青年人、內地人參與，靜待平反的一天，已是功德無量，不宜走激進路線。對比而言，七一較開放，在民主普選的母題下，訴求多樣，不同社群有不同詮釋。是否單以溫文「儀式」表表態就作交代？還是有更進取更創意的爭取？溫文與進取，是否可以互不攻訐、兼容並進？
林天悟：勿讓第四權淪喪
下周一便是六四事件二十三周年，維園的燭光肯定會風雨不改地點亮。此際正是特區管治班底換屆的春夏之交，時代變革在即，香港的新聞和言論自由看來在 未來五年、更大可能在未來十年，將會受到一波又一波的衝擊，到底是更加靠向一國，抑或堅持守住兩制的防線？觀乎近日接觸的記者反應，悲觀看法似乎佔大多
數。
傳媒之所以稱為社會的第四權，在於發放的資訊經過篩選、核實，報道內容對群眾具有公信力，從而達到監察政府的職能。傳媒一旦淪為政權的 喉舌，縱使仍然能夠經營，甚至悶聲發大財，但已難取信於民眾，逐漸受到唾棄，變成對社會可有可無的「建制派媒體」，就算是一門賺錢的生意，公信力早已淪
喪。
傳媒風骨 歷歷在目
遙遙回看八九六四，那年頭傳媒風骨錚錚，帶動六百萬香港人（當時人口）聲援學運，香港的記者拚命往北京天安門跑，大有不惜灑汗濺血的豪情。當時，記者是備受社會尊崇的職業，那股熱情感動了許多年輕人立志入行，不少人如今已成為業界的中流砥柱。
上周六翻閱《信報》，看到《文匯報》前副總編輯程翔的訪問，內容免不了談及《文匯報》「痛心疾首」的社評。程翔明確地說，那是另一位副總編輯曾敏之出的點
子，社長李子誦和總編輯金堯如支持，再經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拍板；他在訪問中強調：「《文匯報》是有紀律的，社論開天窗這般大事沒可能不經上頭 （新華社）拍板，張浚生批准這社論，是一剎那閃現人性。」然而，廣場上血與汗迅速洗刷乾淨，經濟起飛，人性只是曇花一現，黨性壓倒一切。
常 聽到資深傳媒人說，左派老文人都是腰板挺直，行事做人追求光明磊落，從不掩飾自己的愛國立場，而李子誦先生一生堅持「有喜報喜，有憂報憂，有善必揚，有惡
不隱」，贏得左中右業界的尊重。然而，時代在轉，李社長的十六字辦報真言，雖然為「中立報道」下了最有力批著，但是，誠如才子陶傑本月16日在報章專欄所 言：「以國際新聞學標準，用這十六字來辦報紙，依然不合格」。
陶傑在文章裏說：「問題出在『有喜報喜，有善必揚』這八個字。政府有什麼『政 績』，……若是事實，只須報道。譬如殖民地時代，東區走廊落成，海洋公園揭幕，不必理會是喜訊還是憂聞，報紙三兩百字報道，從不用頭版，更不必用一篇社論
拍馬屁。但相反，政府政策出錯，報紙必將鞭伐，換言之，報紙的功能，不必代政府『報喜』與『揚善』，但政府有問題，都必須大幅重點報憂與伐惡」。
為民做事 政府本分
在 此強調，筆者認同陶傑所言並無折損李社長之意，皆因傳媒的監察權力，源頭不是來自「中立」，而是來自對當權者的「鞭伐」。管治機關坐擁龐大的公共財產，掌
握統治和分配資源的權利，香港政府還奉行高薪養廉政策（近年經常出現高薪養貪——貪薪金，也貪權），薪金福利名列世界前茅，特首薪酬高過美國統總奧巴馬； 而香港人出名溫馴易管治，過去的遊行示威從未演變成暴動（未來則難說）。
在這樣有利的管治環境下，幹實事只是公僕應盡的本分，做得好何須放大褒獎？惟回歸以來，政府施政失誤處處，追究問責亦是合理不過，何況政府從來不缺人脈和宣傳渠道，民辦的媒體若仍然甘心為當權者附和唱好，那就是等於放棄第四權。
因此，當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撰文交給傳媒刊登時，如何處理就成為報館的表態時刻。須知道，身為一個地方的候任首長，從他當選那一刻到任期完結為止，都不可能
有「個人意見」，也談不上「言論自由」，因為其一言一行都與港人的福祉有關，否則曾蔭權接受富豪朋友「私人款待」，就不會掀起軒然大波了。
梁振英的文章由六份報章同日刊登，分別是《明報》、《晴報》、《新報》、《文匯》、《大公》、《商報》，內容質問立法會議員以拉布阻礙新政府改組，對市民有什麼好處？指市民對新政府有期望，應該讓新政府團隊齊整地在7月1日全體就任。
這篇「未來行政長官」稿件，被當成特稿或來論處，以「無添加」方式直接出街，報章版面成為官方通告的傳聲筒，許多行家均質疑是否妥當，為什麼不是當新聞去報
道，然後加上學者議員的評論？關乎行政長官的看法，為什麼不是由政府新聞處公告？只給個別傳媒，抑或所有傳媒都收到？是不是屬於有稿費的「投稿」方式？為 何選擇用這種方式發聲？期望喜歡指點傳媒的候任特首辦高人公開回答。
擴大班子 有責查明
行家談論得最多的「公信報」，該報號稱本港中文報章之中公信第一，但特首選舉期間，政界人士公開質疑它是「挺梁派」，縱使報社多次發表社論否認，但仍未能讓外界釋疑，如今又刊登一篇官樣文章，往後將更難「洗底」。
更大的爭議來自「公信報」翌日的社論：〈與其七一前為難梁振英 不如七一後監察梁班子〉，調子跟梁營同出一轍，指立法會應先通過新政府改組議案，日後再觀察官員表現；標題上「為難」一詞是負面用語，有責難阻礙者、斥責
阻礙無理之意。該篇社論在面書和討論區廣泛流傳，反應滿是痛心和失望，認為跟梁的文章互相呼應，報館內部亦有不同意見。
本欄曾經寫過，社論 關乎報社的立場，下筆前必須由高層人員討論和擬定內容，再由特定人選執筆，絕不是個人意見欄目。如今立法會內各黨派尚且對新班子滿是疑竇，除了新增大量職
位、涉及逾七千萬元公帑外，當中會否有政治酬庸？人選是否恰當？過去問責制令市民大失信心，政府推出前都大談先讓人選上任，然後再「聽其言、觀其行」，然 後呢？
答案是，職位不斷增加，局長不行？就請團隊幫忙，團隊不行？就找顧問，顧問不行？再換……。七一後有沒有新管治班子都好，香港也不會變天，但改組成五司十四局後，肯定易請難送，面對一個不由人民授權的新政府，哪間傳媒充當抬轎者，都是等於斷送第四權的幫兇，何必呢！
痛心，是因為仍心存希望；正如六四的燭光不滅，代表人心不死，傳媒同業，請慎思之。
傳媒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