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西方的精英里有很多人都迷戀所謂的「經濟決定論」— 即經濟發展能為改變政治體制創造有利條件。當然，這一理論的來源很多元。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是一種左翼的「經濟決定論。」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流行的現代化理論是一種自由化的「經濟決定論。」由於文革後中國的特色，中國版的「經濟決定論」又被摻入了一些新的內容。
鄧小平通過經濟改革來挽救一個被極左的毛澤東政權重創的中國共產黨也可以說是受了「經濟決定論」的影響。經濟發展能為執政黨提供一個獨立於意識形態之外的合法性來源。共產黨的江山由經濟發展決定。所以，鄧小平會在20年前說出他的名言，「發展是硬道理。」
中國的許多自由派人士對「經濟決定論」也頗有鐘情。在天安門事件後，即使在政治改革無望的情況下，中國的改革派亦沒有對通過經濟改革而「曲線救國」這一途徑喪失信心。他們認為，鄧小平的南巡打開了經濟改革的大門，中國的市場化已走上不歸之路，之要這一趨勢進行下去，政治民主化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在西方，「政治決定論」在精英圈內的影響也很大。主張對華接觸的政治領袖和商界人士都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會帶來政治變革。
在鄧的南巡20年後，當中國面臨共產黨又一次權力移交時，「經濟決定論」看來已徹底破產。
這一結論並不是憑空臆造出來的。在中國的知識界（也包括許多官員）中，「經濟改革已死」已成共識。最有意思的是，現在許多經濟學家要求進行政治改革，因為他們都意識到，在現有政治體制下沒有可能建立一個有效的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中國共產黨也開始體會到「經濟決定論」的局限。雖然中國的經濟增長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但是社會矛盾由於收入不均，官員腐敗，精英特權世襲性固化等因素日益激化。經濟發展並沒有為共產黨提供可靠的合法性基礎。為了維持政權，現政府不得不更加依賴高壓手段，「維穩」成本越來越高。
在西方，政治精英和商界領袖們對「經濟決定論」也開始失望。中國在現有專制體制下的經濟發展沒有提供他們所希望的政治紅利。不僅中國的一黨專制體制沒有被經濟發展改變成一個比較自由開放的體制。相反，在這一體制下的經濟發展創造的是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的怪物，它雖受益於國際自由資本主義體系，但在貿易，投資，知識產權，國際義務等問題上不遵守規則。更令西方政治家和戰略家擔憂的是，和西方緊密的經濟關係並沒有改變中國的統治精英對西方民主世界的敵視態度。同時，中國的經濟發展為其軍事現代化提供了豐富的資源，甚至在不遠的將來有能力威脅美國的霸權地位。
「經濟決定論」在鄧南巡後的20年中的興衰史反映的是這一理論的根本局限性。雖然，這一理論並不完全錯誤（因為它有一定的事實根據），但是把經濟發展看作是決定改變政治體制的根本因素不僅是對歷史（主要是西方歷史）的一個錯誤的解讀，而且是忽略了專制政權的核心特徵：即這類政權的掠奪本能。
在解讀西方政治發展史時， 「經濟決定論」把民主體制在西方的出現看成是經濟現代化成功的產物。其實，這一對歷史的解讀從事實上來說是忽視了一個更重要的歷史事實，即西方在經濟現代化之前就有了一套保護產權和基本人權及限制政治權力的憲政體系。沒有這樣一個體系，西方的經濟現代化不可能成功。如果用一個理論來總結西方的經驗，「政治決定論」比「經濟決定論」更有事實根據和說服力。
「經濟決定論」的根本弱點是它忽略了專制政權的掠奪性。在權力沒有限制，產權和基本人權得不到有效保護的體制中，統治精英可以沒有顧忌地掠奪社會創造的財富。在這種體制下，社會成本超高的經濟發展在一定條件下（如高儲蓄，自由貿易，和人口紅利）能夠持續一段時間，但是經濟發展不僅不能夠帶來政治體制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因為政治體制的改變會取消統治精英的特權，使之無法掠奪社會財富，所以經濟越繁榮，統治精英越反對民主化）。相反，經濟發展會造成更惡劣的社會不公正，權貴資本主義代替共產主義，政治特權成為斂財的工具。由於這類體制和真正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水火不容，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在這種體制下必死無疑。
「經濟決定論」的破產對中國的發展絕對是一件好事。現在人們的焦點將會重新聚集到中國的最核心的問題上，即如何變革其專制政體。
裴敏新
美國克萊蒙麥肯納學院政治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