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灣的學術界突然杯弓蛇影，出現了人人自危的恐懼症。大概會有100多個學者教授將被依貪污罪論處，其中不乏一些頗有名望的學者。此案如果鬧下去，台灣學術界必然士氣崩潰，難以收拾。
原因乃是，台灣的學術研究，最主要的乃是向行政院國科會申請研究計劃的補助，但根據國科會的規定，申請到補助的人，一定要逐筆報銷。問題是主持計劃的學者多數都忙於研究，既不懂也不會處理這種報銷的繁瑣工作，他們都是把報銷工作交給助理去處理，而助理自己也不懂，就交給做帳公司幫忙。而做帳就會用假發票等來報帳核銷。這是一種不得已而形成的習慣性陋規，以前大家都睜隻眼閉隻眼的過去。但最近馬英九政府的法務部突然道德掛帥起來，認為這種做假帳是「浮報經費」，已涉及貪污罪。馬政府的這種做法，在台灣的學術界已引起一片嘩然。我的學術界朋友已有人表示，這已是現代版的「道德酷史」！
補助報銷案 100多人捲入
事實上，馬政府的法務部從去年11月開始，就查辦國科會的補助報銷案。當時台灣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主任蕭雅文以不實發票報銷；後來此案愈鬧愈大，今年3月，又再針對台大等校22名教授展開偵辦。接覑案情又再擴大，到了現在，已發現有100多人捲入。為了統一辦案的態度，法務部的檢查總長黃世銘並召集檢調部門為這些案子定調。他表示，大學教授接受國科會補助，用公款從事研究，就已具有公務員身分，若以廠商所提供的不實發票報銷，則不是一般的偽造文書或普通的詐款罪，而是構成了最嚴重的貪污罪。我們可以試想如果台灣學術界有100多名教授學者都被貪污起訴，那將是多麼大的事件！
由台灣學術界的假發票事件，我們就必須談到台灣的假發票文化。台灣的社會管理一向是防弊重於興利，由於重視防弊，台灣無論對公司或組織管理上，遂特別重視發票報銷，無論開公司的或搞機構組織的，每年都需要大量發票來報銷，因此台灣遂出現了一種買賣發票的公司，它是一種假公司，它的主要工作就是偽造業績，自己可以開假發票，而後將這種假發票賣給專門幫別人做假帳的公司。在台灣做過生意的，差不多都有過買賣假發票的經驗。除了買賣假發票外，甚至還有一種公司幫人做假帳，你給它一個額度，它會幫你一把全包。除了這種做假帳外，台灣公家機關還有收集假發票來報銷的習慣，當年陳水扁有國務機要費，這筆錢必須用單據來報銷，陳水扁的妻子吳淑珍就收集了許多假發票；當年馬英九在當市長時有特別費要報銷，他的秘書就幫他收集了許多假發票來報銷，該秘書還因此判刑坐牢。台灣獨特的報銷制度，使得人們形成爭相作偽的惡習。例如台灣規定，各種選舉的候選人在選舉結束後必須將選舉經費報帳，但任何人都知道選舉報帳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大家全都報假帳，大家也習慣了。
官僚制度造成假發票文化
因此，台灣的假發票文化，乃是官僚制度所造成的。官僚們以防弊的心態制定出凡事都要用發票來報銷的規定，由於規定的不合理，於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假發票行業以及做假帳業遂告興起。就以台灣學術界的假發票為例，就發現到學術界為了要報銷，許多人都找了「元霖」、「國揚」這兩家被指控做假帳的公司幫忙，一去這兩家公司調查，就牽出了一串學者。
不過，台灣政府規定的發票報銷制度雖然不合理，也有很多人都受害，甚至養成大家做假的惡習，但台灣的官僚制度那種防弊重於一切的心態就是不肯改變。就以學術界申請國科會補助之事為例，一個教授提出研究計劃，獲得國科會通過，如果國科會有點擔當，其實根本不必規定每項支出都要發票報銷，只要信任計劃主持人，給予主持人權限，有些經費只要計劃主持人准許即可，根本不必一定要用發票來報銷。做學術研究的學者還要每天去管發票報銷這種瑣碎的行政小事，這也未免太為難那些學者教授了。這也就是說，學術界的研究經費報銷應當和行政機關的一般報銷有所區隔。學術界也嚴格要求發票報銷，這已是拘泥不化，學術機構畢竟不是呆板的行政機關啊！
因此，馬政府的法務部準備用貪污罪來辦學術界的假發票案，最後已使台灣中研院院長翁啟惠、台大校長李嗣涔、清大校長陳力俊等人覺得心裏不安。近年來台灣學術界的人才外流日益嚴重。在這個台灣學術界已留不住人才的時刻，台灣的政府還用報銷程序來刁難學者，並準備用貪污罪名來嚴懲學術界，這只會打擊到學術界的士氣。他們認為學術研究計劃的會計報銷應有不同的制度安排。如果不改變制度，而只是要嚴辦假發票案，那只會讓台灣的學術界士氣更受打擊。不好的制度會誘發不好的現象。台灣的人都在搞假發票做假帳，那其實是被壞制度所逼出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