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6月，京城的天氣，不再乍暖還寒、漫天迷霧，可以說已正式踏入盛夏了。
中南海的政局亦都一樣，隨覑薄熙來大權旁落，追隨者樹倒猢猻散，相對開明與保守兩派之間的角力，誰勝誰負，看來已大局底定。
隨之而來，是總理溫家寶的政改呼聲，雖然只剩下5個月，但仍然響徹雲霄，作為改革派的馬前卒，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近日更加拋出大膽的政治改革措施。他在廣東省的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上高呼﹕「必須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他同時又提出，要在廣東省試點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種種舻象顯示，中央又一次避過了全面倒退的危機。
八九六四事件後，由於只管經濟體制改革，政治制度原地踏步，累積了種種的社會問題，過去兩年，在黨內和學術界，為了找尋良方，展開了激烈爭辯，相對開明的陣營，提出盡快開展政治改革，保守派人士提出用老一套，即近似毛澤東時期管治方法，衝破目前的困局。
很不幸地，保守派稍為佔了上風，薄熙來的重慶模式，在全國熱炒起來。所謂重慶模式，就是為了滿足人民眼前的物質需要，犧牲社會、司法、教育等各方面的正常發展。當你走進重慶，很容易看到人民安居樂業，但背後卻是無數冤假錯案，政府系統內瀰漫覑白色恐怖。至於民生改善背後，是政府庫房空虛，欠下數以千億元人民幣的債項。這種模式，實際上就是要整個中國社會急促左轉，倒退到四十年前的境地。
同一時間，面對中東茉莉花浪潮，全國的維穩系統，展開了規模龐大的逮捕行動，抓人之多，抓人之隨意，都是八九年六四事件以來所罕見的。對艾未未這樣具有很高國際聲譽的藝術家也毫不留情，並採用文革式的抹黑手段對艾未未作人身攻擊。更罕見的是殘酷地肉體虐待被拘押維權人士，以往公安系統對被捕的知識分子一般是不動粗的，但這次打破了這個底線，造成自六四後中國最恐怖的政治高壓氣氛。
中南海政局大轉向
半年前，不只是傳播媒體界、學術界，無不人人自危。筆者確曾經考慮過，若果重慶模式真的在全國推行，又或者鼓吹文革治國的人控制政局，那就必要作出轉業打算，因為到時候，新聞工作者不但失去基本空間，對我們人身安全更會構成重大威脅！但最終沒有人預料到，王立軍事件把整個形勢逆轉過來。
重慶模式，對香港人來說，好像十分遙遠，也是屬於一種過去式，但只要我們細心觀察，類似重慶模式這套治國理念，正靜悄悄地在香港復活。
我們的候任特首梁振英先生以及他的團隊，正是磨刀霍霍，一展抱負。觀梁振英團隊上任前的舉動，可以歸納為三點﹕1）善於掌握草根階層脈搏，以民生政策為先，爭取最大多數人好感。2）具有打破傳統的魄力，無懼公開與京官的合作關係，輕視現有官僚制度；3）為了追求效率，辦事一意孤行，先決策，後諮詢。
憑這三點可以推斷，隨覑效率飛躍提升，未來香港民生必定會改善，我們很快可以享受梁振英帶來的決策效率。
提防重慶模式翻版
曾蔭權治下的香港，讓地產霸權茁壯成長，個別高級公務員在道德操守上一再失守，然而，香港人並沒有質疑政府根本的運作制度，但未來在特區政府與部門內地官員聯手下，這個制度必然會崩潰。
就像重慶過去幾年的經歷一樣，梁振英的治港手法，短期內很可能改善我們的生活，贏得掌聲，但長遠來說，當我們的公務員制度被破壞、立法會監察權力不被尊重、司法被行政機關操弄，最要害的，是一國兩制名存實亡，到時候，中央政府目前極力抗拒的重慶模式，很可能在香港重現。
一九六七年二月，葉劍英、李先念等多名開國元老聯手，試圖阻止毛澤東與四人幫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但最後徒勞無功，史稱「二月逆流」，意即國家大方向底定後，小數人所起的作用，就會像一把暴風雨中的雨傘，只可抵擋一時。
現在很明顯的，相對於國家最新方向，香港政局的發展，正是逆流而上。當最高領導層發覺出現問題時，必會撥亂反正，這是筆者樂觀的看法。
當然，如果北京目前的政改呼聲，只是被利用作為權力鬥爭的權宜之計，權力穩固後又回復原狀，那又另當別論，到時候，香港人便要作最壞盤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