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香港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城市，香港人的政治思維是以經濟效益掛帥；因為炒賣是我們經濟活動的主要內容，所以這種效益又必須是眼前的、直接的、可計算的；又因為我們在英國人治下從未做過「孖士打」（語出王光亞），所以我們的着眼點總是枝節多於大局。
最近政府限制辭職立法會議員重選，反對派以「拉布」抗衡，這種效益之上的思維表露無遺。一般民眾對於議員辭職參加補選，以及透過冗長辯論拖延、癱瘓立法程序，普遍反應是無聊、浪費；而政府對此種輿情也「循循善誘」，每每強調因流會而浪費了多少公帑。
制約君權 議會功能
不過，歸根究底，議會的功能是什麼？議員的責任又是什麼？
議會政治源遠流長，不同地區實施時亦各有異同，筆者並非專家，自難妄斷。但根據對歷史並不科學遑論客觀的皮毛知識，史上著名議會對於行政機關，多數是「阻頭阻勢」。
在君主政體下，議會的設立主要是為了制約君權，而制約的主要手段在限制君主徵稅和隨意立法的權力。例如，十七世紀在位的英王查理一世非常討厭他的國會，長達
十一年都沒有召開會議，但最終為了支付對蘇格蘭的戰爭費用而被迫就範。同理，美國人在獨立前即主張，如果在倫敦的英國國會不給他們議席，就沒道理向殖民地 抽稅。
無論如何，議會的功能，不可能是為了盡快地、有效率地通過君主的法案，因為君主立憲的精神不是提升行政效率，而是防範專橫、濫權。如果要效率的話，一言堂本來就最有效率；只是很有效率地去做一件錯事，結果往往是車毀人亡。
這個概念不能搞錯，否則中國人一百年前為什麼要搞諮議會呢？滿族皇室為什麼害怕立憲呢？
君主制度式微後，世襲君王由民意授權的行政首長架空甚或取代，後者產生方法不一，名稱各異，可以是總統、總理、首相等等，但是具備直接（如法國）或間接（如英國）的民意基礎是他們的共通點；可是，議會在這民主化的過程中並沒有因此而給廢掉。
少數權益 可受保護
這很有道理。第一，人民選出的首長如缺乏制衡監督，一樣會濫權，而且由於自恃有民意基礎，胡作非為的結果往往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二，總統選舉是少數服從多數，如果經常出現百分之五十一對四十九的結果，或者有些人因為種族、宗教或階級等等原因而永遠是社會裏的少數派時，他們便很容易覺得被排斥。如何保障這些人的權益，對一個地區的長遠穩定、和諧和發展，很重要。
這些少數人是誰？可以是過去英格蘭的天主教徒、美國的黑人、目前香港的有錢人等等。中國人礙於大一統和對正統觀念的執着，數千年來都想不出一個不流血的方法，既能體現多數人意願，又能保護少數人權益；西方人經過很多不幸的試驗後，發現議會政治是其中一個方法。
第三，總統只能有一個，他的內閣成員再多，始終是他的下屬。如果是議員就不一樣了，大家平起平坐，而且能夠集思廣益。強勢總統可能變成魔君，議會政治卻很少會導致獨裁。更重要的是，人數多了以後，就能透過很多機制的設計、策略的運用，起到平衡的作用。
因 為議會運作雖是大多數表決，但由於政策議題眾多，便讓少數派可以在議題之間作出取捨，透過結盟和多數派討價還價，爭取生存空間，保護少數派的核心利益。有
時候，當兩個多數派之間勢均力敵而不能形成多數派政府時，少數派更能扮演關鍵少數的角色，左右大局。西方議會很多不願走民粹路線的政黨，像德國的自由民主 黨，便是靠此生存；目前英國聯合政府中的自由民主黨，亦是一例。
香港立會 難比歐美
因為這種討價還價，議會政治常常給人吵吵鬧鬧、低效無能的印象，甚至某些民主理論家也對此不以為然。但是我們在追求效率的同時，又怎能忽略這種表面的無效率，對保存多元社會的作用？多元化又是否我們的核心價值？
此 外，在表決某些重要議案時，可採用三分二的超級大多數表決機制，如此可以保障少數派的權益得到充分尊重，因為他們隨時能發揮否決性影響，這在香港《基本
法》中也能看到。美國憲法修正案，更須得到四分三的州議會或修憲會議四分三的超級大多數通過。在英國，代表貴族社會精英的上議院亦能透過行使否決權，變相 「拖延」下議院通過的草案成為法律，最多可長達一年，試問這又何嘗不是一種「拉布」？
論權力和功能，香港立法會本來就不能與英、美同業相 比；它既不能要求政府內閣向其負責，也沒有主動立法權。理論上，香港政府如果不是需要新撥款（如開設副司長）或新法律（如剝奪議員重選權利），可以像查理
一世那樣，不用理會它，只要虛與委蛇地回應一下質詢、定期申請年度預算即可。
不過，一個議會再無能，起碼有讓少數人代表發言的權利，讓明知（永遠）無法掌握政權的少數派，還有罵上兩句的自由。這對紓緩社會矛盾，有積極的潤滑作用。
香港的自由黨，以及剛過去的選舉中的唐營工商界力量，在日後政制進一步民主化後，肯定會被邊緣化。如何繼續倡導他們相信的自由市場經濟（其實看他們近年的表
現，也真搞不懂他們是不是自由經濟的信徒！），以免香港的政治步入工商界恐懼的民粹主義，便是該黨要思考的問題。但從最近的「拉布」戰來看，他們很明顯還 不了解少數派賴以生存的方式。
多快好省 民粹思維
很多事情說不準。今天的立法會主席運用《議事規則》閹割議員的發言權，受罪的是別人；但若成為憲政慣例，人民力量的今天，會否便是自由黨的明天？即使不是兔死狐悲，又何須拍手稱慶，去之而後快？
在今次事件中，民粹思維的背後假設是，議會的責任便是「多、快、好、省」地協助和配合行政機關施政；這是錯誤的。至於不少中產人士乃至社會精英都這麼想，大概因為香港人習慣了商業模式的思維和辦事手法；可是政治不是工商管理，政治家跟企管人才也不一定是同類人。
作者為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