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機緣湊泊，同日看了兩部禁片。
下午看的，是應亮的《我還有話要說》，關於2008年在上海因襲警案被判死刑的楊佳，電影的主角卻不是他，而是他媽媽王靜梅。
電影今年完成，並在韓國全州電影節上映，因公安與國安近日的干涉，一時頗受注視。
晚上看的，是婁燁的《頤和園》，2006年拍成，前段以1989年的北京作背景，探討主角個人愛慾的掙扎，「這一代的六四」舉辦的電影會選了來放映。
雖然二者都是大陸導演的作品，原來錯了，歷史彷彿自有生命力，枝節總在暗角交纏，並一直攀援延伸，斷非人力所能禁制。
同日看這兩部禁片，有意思的正是，《頤和園》講的是在一個富理想的時代，一個女子不理國家大事，只顧個人愛慾的故事。相反，《我還有話要說》說的則是在一個虛無荒謬的時代，一個母親追尋公義的過程。這兩個女性的故事有任何關連嗎？八九年的大學生，現在都是四十幾歲的中年人了。回溯歷史，啟示似乎在於，我們既不應輕視環境對人的影響，以為八九年時所有人都充滿理想，把歷史當作浪漫的神話；也要抗衡更主流那種對昔日理想的嘲笑，將之歸納為天真的夢囈，以為再講理想都是多餘，最重要只是當下的利益。否則，我們慢慢必然會對所有荒謬的事情都習以為常，直到荒謬徹底失效。在這擁抱理想與放棄理想的二極裏頭，我們又應如何自處？
大時代只是佈景
1989年，婁燁剛在北京電影學院畢業。《頤和園》的主角，正是在八十年代末期，從家鄉到了虛構的「北清大學」讀書的余虹。六四前後的政治氣候與歷史都成了底色，反襯余虹對愛慾的追尋乃至沉溺。《頤和園》內的民主牆、學運、論政場面，全成了男女主角相聚與分離的背景。最接近六四的，也只是街上零星的火光與槍聲，而那也只限於聯想。這當然與內地的創作環境有關，忌諱只能以曲筆或暗場交代。雖然如此謹慎，電影拍成之後，中國廣電總局還是以畫面太暗為由，不發證明；婁燁卻拿了《頤和園》到康城參展，觸怒當局，電影結果被列為禁片，婁燁也被判五年內不准再拍電影。
論電影，《頤和園》的畫面富美感，電影前半部分描述大學生的宿舍生活、玩樂、愛恨，或因與導演的成長經歷有關，拍來神采飛揚，熱情澎湃。但電影的敗筆可算是音效。配樂太強太密，雖能反映余虹情感之動盪，但整體失於紊亂，騷擾了畫面，也破壞了節奏。余虹以畫外音的方法讀出日記，雖然方便交代內心起伏，但用得過多，又未免嘮嘮叨叨。電影後段追蹤戲中各人在六四後的出路，縱有花果飄零的味，卻未能寫出立體的人生觀，李緹的自殺就更欠說服力了。
生活比電影更糟糕
2008年，楊佳在上海因殺警罪被拘留，連帶他的母親王靜梅也像人間蒸發一般，被非法關在精神病院一百四十三日。雖然她希望幫助兒子，為案件提供更多資料，但中途卻知道了兒子被判死刑的消息，中間的法律程序更教人懷疑。事情自然引人關注，艾未未工作室便為此拍攝了紀錄片《一個孤獨的人》。應亮則選擇以劇情片切入，《我還有話要說》試圖重構王靜梅回家以後，得悉兒子判刑前後的生活，以及她面對龐大司法體制的無力。
論電影，電影拍來克制平靜，開頭一幕也好看﹕王靜梅從醫院拘禁回來，在家中伏案專心書寫。旁邊是個來回吹動的暖風扇。原來因為久未回家，家中連暖氣都壞了，另一人就在她低頭抄寫資料時，於鏡頭前來來回回，在電話裏嚷覑叫人快來修理。由夏入冬，人去樓空，以暖氣的有無交代時間消逝，實在巧妙。但整體而言，部分長鏡頭拍攝的畫面，力量似未足夠。演員的演出有時略覺生硬，對白也寫得太規矩，因而少了實感。雖然是低成本的獨立製作，但我還是希望他能更真實，更具觸覺，影響一時一地以外更多的人。
說話爽朗風趣的應亮在討論會說，在中國拍電影真難，因為作品總是追不上時代﹕電影拍出來之後，生活已比電影更糟糕了。何等準確，又何等悲慘。正如《我還有話要說》其中一幕，兩個穿著整齊的官員，向王靜梅與親友宣布楊佳被判死刑的消息。大伙追問官員，何以當局能繞過程序，迅速判刑。兩個官員說，我們只負責通傳，其他都不知道。王靜梅說，但我還有話要說。官員說，你不正在說嗎？王靜梅再說，但我還有話要說，官員再說，你不正在說嗎？多像貝克特的戲劇。不知權力的源頭，便不知如何辯駁。荒謬的卻是，當局愈是覑重「依法」，就愈是此地無銀，愈教人驚心。又多像卡夫卡的小說。
在縱慾與虛無之上
世事很微妙，在《我還有話要說》飾演王靜梅的演員，碰巧就是《頤和園》的製片人耐安。1989年，大家叫覑爭取自由民主的口號。2012年，國人爭取的，只不過是基本的公民權利，例如公平審訊，不被非法囚禁，自己被對付時家人不受牽連，像楊佳的媽媽，像應亮的親人。這兩種爭取，好像前者高遠而富理想，後者卑微又無可奈可。但難道他們真的沒關係嗎？
《頤和園》其中一幕，有幾個人在酒吧內討論政治。一女子說，重要的是保護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做那閒角的，正是關心中國民生狀的崔衛平教授。由是想到，崔衛平有次訪問台灣學者錢永祥，文章的題目取自錢永祥一本著作，叫做〈在縱慾與虛無之上〉。六四前夕，看完《我還有話要說》與《頤和園》，再重讀這篇訪問，只覺別富深意。在此引錄錢永祥一段精到的話，以為本文作結﹕
「理想雖然旨在否定和超越現實，但它生在現實世界、由氣血之人構思和推動，注定會受到現實的玷染與镟絆。換言之，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我們都有必要認清，理想要靠你自己來經營與發展，要靠你來展示它的價值，而你是時時都有可能錯誤和失敗的。若是輕忽了這中間的艱巨考驗，認為理想主義不過是一件靠善意、信仰與獻身就可以完成的事業，那麼來得容易，去得也快，它往往會以虛無主義為結局。在拙作裏，受到韋伯的擧發，我寫過這樣一段話﹕『如果對於意義的渴求是一種慾望，縱慾指的便是對於意義的存在有太多幻覺、對於人類的作為創造意義的能力有太大的信心。相對於此，縱慾的亢奮高潮帶來的只是虛脫挫敗，幻覺與信心會在瞬間崩解，淪為對於一切價值的麻木心態。』在縱慾與虛無這兩極之間，我很盼望能守住一份對於理想的『切事的責任感』。我有義務澄清自己所相信的價值何以是理想的價值，也有義務不要令這些價值淪為虛榮的裝飾品。如果無法如此維護理想，就不如回頭過『平實的日子』，還能保留一絲尊嚴。」
陳嘉文：六四平反路 一走18萬步
五月天，春夏之交，又到了這個敏感時候。
這個時節，若北京的敏感詞，是「天安門」、「木墀地」、「長安街」的話，那麼，香港的關鍵詞，當是「遮打」、「快活谷馬場」、「維園」。
1989年以來，為八九民運烈士，港人風雨不改，每年遊行浩浩蕩蕩步過軒尼詩道，每一步都是悲憤，都是汗水。
若真有一個人，堅持一直走下去，從未缺席，23年來，他已一共走了18萬步。
而這個「他」，肯定不止一人，當中包括張文光。
18萬步的長征，第一步，始於維園。
1989年，數千學生在天安門絕食，李鵬宣布戒嚴，港人披覑風雨，為聲援北京的學運走了第一次遊行。那是5月20日星期天，小島打風，但來維園集會的人數以萬計。現任立法會議 員的張文光，當年「未入議會，什麼都不是，只是個熱血青年」，被委派負責組織支援學運的集會。「那個年代，什麼集會、遊行，有一千幾百人已很巴閉，暴風雨
下的數萬人，甚至其後的百萬人遊行，根本從未想像過」。「打倒李鵬」的口號喊遍整個維園，群情洶湧，他們從維園走到新華社，每人走了3040步（以每 100米約160步計算）。
熱血百萬人癱瘓中環
北京戒嚴第二天，香港風暴過後天朗氣清，百萬人聚集遮打道，當時的直升機鳥瞰圖拍到的中環被癱瘓，每一寸土地都站了人。一星期後的5月28日，響應 北京學生號召的「全球華人民主大遊行」，150萬人再次擠滿了中環，從遮打道出發，一直往前走，沒有確實的目的地，「一百萬人遊行，我們無法想像領頭的要
走多遠，中環的人才能完全起步。終點？哪有地方可容納過百萬人！」張文光率領超巨的隊伍，沿軒尼詩道一直走，走過金鐘銅鑼灣，走上東區走廊，直至警察通 知，最後一群人都開步了，領頭的已然走到北角，掉頭轉往跑馬地快活谷馬場。這天，熱血的一百萬人，每人走了1萬步。
六四當天，20萬人參與黑色大靜坐，再從跑馬地行到中環，又走了4800步。其後每年的八九民運遊行，從回歸前由中環走到新華社，至回歸後從維園走到政府總部，每年平均走6755步。23年，18萬步，足夠從香港走到廣州，當中承載的，是始終如一的信念。張文光說，往後的日子，遊行或許又會改為走往中聯辦，但無論目的地在哪，每一步走向平反終點的信念，堅定不移。
遮打道路口 十字路上 警民同陣線
遮打道與昃臣道交界的馬路黃格上，當年臨時搭建了一個舞台，作為遊行前集會的中心點。1989年5月20日凌晨，李鵬在北京宣布戒嚴，全港沸騰，參 與遊行的人數，遠超張文光所能想像。張文光負責籌辦當天的集會，把舞台置於十字路口，集會的人先佔據遮打道，然後是愛丁堡廣場、皇后像廣場、舊立法會外及
遮打花園，甚至匯豐銀行一帶的皇后大道中也擠滿人，癱瘓了整個中環。
當時示威者與警察的關係並非敵對，張文光說，當時負責在場的警方指揮官，遇到情緒激動或鼓譟的示威者時，他會掀起軍裝的手袖，露出繫在手臂的黑布 帶，表示同一陣線。而另一個負責整個遊行的洋人警官，其後曾表示來港最感自豪的成就，就是批准逾百萬人遊行的決定，他的辦公室還把遊行當天的鳥瞰圖，放大
後拼貼在牆上，效果相當震撼。
遮打花園 首個集會地 撻覑民主火
1989年5月，香港第一批支援北京學運的人是大學生，由當年學聯的蔡耀昌、陶君行等首先發起，而第一個集會的地點，就是遮打花園。那天5月4日，正是五四70周年，響應的3000多個學生各自從校園出發，遊行至遮打花園舉行集會，聲援學運。民主星火在遮打燃起，張文光說，這個地方很重要，沒有學生當天的集會，就沒有新華社外絕食，也沒有其後8號風球下的示威、百萬人的遊行，和23年來的六四燭光集會。
舊立會 平反六四動議 僅一次通過
最黑暗的日子過後，民主派一直討論如何在香港的議會聲援北京的愛國運動。直至1997年回歸前夕，時任立法局議員司徒華在馬路後方的舊立法會，提出第一次「平反六四」動議，雖然往後每年民主派都提出一樣的動議，但亦只有1997年這一次經投票後獲通過。當年在民建聯議員離場下，以29票對1票通過，反對的，是議員詹培忠。
大公報舊址 曾出版圖冊 震撼港人
1989年，在六四事件後，大公報曾出版一本《歷史的見證》，圖文並茂記錄八九民運的發展。這書冊在當時來說很震撼，香港人都對大公報十分尊敬。直 至事件稍為平息後，大公報重新「歸隊」，跟隨北京取態，往後每年，當愛國民主遊行隊伍走至大公報報社舊址門外，群眾都會喝倒彩。
文匯報舊址 左派新聞人也悲憤
當年香港不少左派人士不滿北京的做法，李鵬宣布戒嚴後，5月21日，文匯報的社長李子誦等人決定社論「開天窗」，只寫上「痛心疾首」四字，表示悲
憤。這個舉措給社會很大鼓舞，但也讓當時的左派出現分歧。其後，李子誦因此脫離了在文匯報一生的事業。張文光現在回看文匯報舊址，感覺唏噓，當年有風骨的 人離去了，現在只剩下一幢面目全非的大廈。
新華社舊址 學生門外絕食 感動民主派
1989年5月15日，北京天安門2000多名學生絕食第3天，香港有20多名學生在新華社外絕食聲援，民主派深受感動，認為香港的民主派關注的不應只局限於香港事務，於是決定表態支持北京學運。當年，司徒華與張文光被委派來探望絕食的學生，其後決定發起全港集會及遊行。
1989年5月20日，8號風球當天，遊行人數達4萬多，是首次打破新華社外的禁區，4萬人浩浩蕩蕩在風雨中踏上皇后大道東的馬路上靜坐。張文光記憶所及，現為全國政協常委的陳永棋，當年當天亦是靜坐的一分子。
現在，新華社舊址已改建成酒店，酒店後方的小巷厚德里，是當年警察佈防駐守的地方。
跑馬地快活谷馬場 馬會借場 草地爆滿
5月21日的聲援北京學運大遊行，終點原設在香港大球場，但由於群情洶湧，人數過百萬，當時警察建議轉往快活谷馬場，由政府出面向馬會借場。張文光說，難以想像的是，當晚竟也有從新華社來的年輕人上台講話，
表示支持。6日後，「民主歌聲獻中華」籌款活動，也在馬場舉行，草地坐滿了人。馬會曾提出要求主辦單位賠償草地損眦，但消息一出，輿論譁然，賠償之事也不
了了之。
維園 結緣六四 始於音樂亭
六四與維園的不解之緣，張文光說，並非始於每年舉行燭光晚會的足球場，而是音樂亭。
「當年是一個的涼亭，是石造的，有5根柱，圓頂，是很多社會運動的起點。」1989年5月20日星期天，8號風球，涼亭下照常舉辦《城巿論壇》，節目完結後，距離聲授北京學運的集會時間尚有2小時，港台工 作人員相繼離去，涼亭對出空地仍有很多人站在暴風雨中。原來他們都不是看《城巿論壇》的人，而是來自新界偏遠地區、等待集會的巿民，老的、幼的。還未到下
午3點的集會時間，維園已坐滿了人。張文光說，原先的口號設計，是「李鵬下台」，至集會正式開始，左派的程介南，爬上長梯打算發表講話，張文光沒想到，程
介南也嫌「下台」未夠直接，第一句竟就喊「打倒李鵬」，然後，台下4萬人跟覑喊這四個字，一直喊至走出維園，到新華社的馬路上靜坐時，也未有止息。
民主女神 死而復生
現在每年維園燭光晚會聳立的民主女神像，雖受萬人敬仰，命運倒是坎坷的。
當年北京的20多名學生，用4天趕製神像，於5月30日運抵天安門，夤夜裝嵌，引來數以萬計的人圍觀。當時天安門管理委員會發表聲明，指聳立女神像是「對國家尊嚴與民族形象的污辱與踐踏」，6月4日鎮壓當天，女神像與千百個學生同被坦克粉碎。
兩星期後，香港學生仿製女神像，千萬巿民往維園仰望，卻因為後來無法申請永久地方安置，被摧眦長埋地下。
其後，支聯會再重新做民主女神像，在每年悼念六四期間展示。2010年，一個華人在美國做了達6.4米高的女神像，送運香港，支聯會將之放在時代廣 場「六四事件」攤位展示，卻被食環署沒收，一度被「扣留」，至當年6月4日前「獲釋」，在中文大學願意接收前，亦掀起一場風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