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為辛亥革命最主要的宣傳家。此一地位的奠定，主要源於兩件事。一是一九○三年其為鄒容的《革命軍》作序，因此而繫獄三年；二是出獄後主持位於其時作為辛亥革命基地東京的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寫了許多魯迅後來譽之為「戰鬥的文章」。按理說，於中國國民黨黨史，其資格應位屬元老級，但辛亥革命後的章太炎素以特立獨行聞世，尤其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後，章太炎更對國共兩黨開火。
章太炎對共產黨的批判，至少見於其時才成立四周年之時，而他的批判也同時指向聯俄聯共的國民黨。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章太炎在上海國民大學作題為〈我們最後的責任〉的演講，其中說：「現在的共產黨，並非共產黨，我們可直接稱他為『俄黨』。他們不過借覑『共產主義』的名目，做他們活動之旗幟，……現在的廣東的黨政府──什麼『黨』、『不黨』，簡直是笑話，直是俄屬政府──借覑俄人的勢力，壓迫我們中華民族，這是一件很可恥的事。……凡是借外人勢力來壓迫中華民族的，我們應當反對他，這是我們最後的責任。」國共兩黨聯俄的策略當否，自有史家評論，此處存而不議。由此可見，章太炎政治上不僅強調個人的獨立，也強調國家的獨立。他對依靠外國勢力進行革命的孫文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下的中共，都持明顯的批判態度。
至一九二八年，章太炎對其革命領袖，亦是其戰友的孫文之批判日見尖銳。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章太炎發表〈在招商局輪船公司股東會上的演說〉，說：「孫中山後來的三民主義，乃聯外主義、黨治主義、民不聊生主義。今日之中國之民不堪命，蔣介石、馮玉祥尚非最大罪魁，禍首實屬孫中山。他們現在說以黨治國，也不是以黨義治國，乃是以黨員治國，攫奪國民政權，而對外仍以中華民國名義。」章太炎認為黨國化與袁世凱稱帝相去不遠，本質就是「一個黨要做皇帝」。在這一演講中，他甚至批判孫文和蔣介石此舉就是「叛國」，並借用一九二五年逝世的孫文遺囑用語說：「叛國者國民要合起討伐之。故吾謂革命尚未成功，國民尚須努力，應共奮起。」章太炎在此呼籲繼續革命，結束黨治，其呼聲，在其時可謂一聲驚雷，因為章太炎指出了國權、黨權與民權三者之間可能的對立。一個月後的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海《申報》「本埠新聞」上刊出了一篇題為〈三區黨部呈請通緝章太炎〉的報道。此時此刻，與孫文、黃興並列辛亥革命「三尊」之一的章太炎，顯然已成為國民黨的敵人。
眾所周知，章太炎所批判的黨國體制，延續至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假如章太炎一九四九年後仍在生，我想章太炎進行這一類演講的機會都不會有。原因很簡單：黨國體制已經更為完善了。這是中國現代性最大的成果。
作者簡介：林少陽，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副教授。東京大學博士。2010年加入城大前，曾任教於東京大學。著作有《「文」與日本學術思想——漢字圈．1700-1990》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