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鮑姆自青少年時代起加入共產組織，終生信奉共產主義而不渝，亦曾因此受到排擠及譴責。但他的史學造詣及論述能力，則受到學界的推崇和肯定，其著作也成為史學經典。
猶太裔的英國史學家艾力克．霍布斯鮑姆（Eric J. Hobsbawm）是個傳奇性的學者，他以勞工運動、庶民生活、城市造反者、土匪和革命家為主體，而不以「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為旋律撰寫三部十九世紀社會經濟史，被全球史家稱頌為偉大著作，右翼史家亦大捧為史學經典。他寫了二十餘本學術與政論作品，但亦以撰寫爵士樂評論而著稱，他在九十歲以後仍著述不輟。為全球左右派學者所敬仰的霍布斯鮑姆不僅多才多藝，他還是個堅持到底的共產黨員，終生信奉共產主義而不渝。霍氏於十月一日因長期血癌引發的肺炎病逝倫敦，享壽九十五歲。
霍布斯鮑姆於一九一七年六月九日生於埃及，他的父親是個做生意不太成功的商人。其父向英國領事館申報出生紙時，辦事員將霍布斯鮑姆的英文誤拼一個字母，Hobsbaum變成Hobsbawm，霍氏也就終生以誤拼之字為其姓。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霍氏隨父母搬至維也納，一家生活清苦。一九二九年霍氏十二歲時，父親心臟病發猝逝，兩年後，母親亦因肺病不治，雙親俱逝的霍氏只好到柏林投奔姨媽，寄人籬下。幼年時代的霍氏功課極好，聰明好學，他的個性內向而文靜，但他卻非常喜歡柏林街頭熱鬧的政治活動，特別是左派團體的激烈示威抗議。其時，德國正處於威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又譯魏瑪共和國，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三年）的尾聲，政爭激烈，納粹蓄勢待發，與俄國大革命（一九一七）同年出生的霍布斯鮑姆年紀雖輕，卻十分嚮往布爾什維克革命和共產主義。他在晚年出版的回憶錄中坦承，他對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憧憬始終如一。霍氏以一介青少年身份加入中學的共產黨外圍組織，常挨家挨戶偷偷把共黨傳單放在門口，那時矢志要清共剷共的希特勒已上台掌權，霍氏的活動頗為危險；他還把一部複印傳單的機器藏在床底下。
不久，霍布斯鮑姆被送到倫敦叔叔家裏寄養。他的叔叔禁止他參加任何政黨活動，包括共產黨和工黨在內。當時，霍氏很想加入工黨，從內部顛覆它，使工黨赤化成共產黨。霍氏因學業成績超人，獲得劍橋大學全額獎學金，他就讀劍橋時終於實現其夢想，於一九三六年正式加入共產黨，那一年中國發生西安事變，蔣介石被張學良和楊虎城劫持於古都西安，震撼中外，最後終靠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幕後對中共施加壓力，延安始同意張學良（少帥）放蔣。斯大林一直是霍布斯鮑姆崇拜的偶像。霍氏於一九三九年以「最優成績」畢業於劍橋國王學院，四二年獲碩士，五一年得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以研究費邊社（Fabian Society）為題。費邊社於一八八四年成立於英國，主張用緩慢漸進的改革方法，實現社會主義。霍氏於一九三九至四六年服役英國軍隊，因其具有共產黨員身份，軍隊排斥他，不讓他擔任比較重要的職務，霍氏說在軍隊七年是他一生中過得最無聊、最沒有意義的日子。
疑因政治立場被排擠
霍布斯鮑姆於一九四七年開始在倫敦大學伯克貝克（Birkbeck）學院教授歷史（後曾任院長），四九至五五年亦在劍橋國王學院兼課。霍氏認為因他是共產黨員，倫敦大學刻意排擠他、刁難他，一九五九年始讓他當高級講師（Reader），七零年才升他為正教授。霍氏和一群英國共黨左翼學者組成一個史家學習小組，提倡研究勞工運動，並使其成為史學研究領域中的重要一環。霍氏以勞工、庶民、反抗人士和盜匪為歷史主流的研究方式，拓展了十九世紀發展史的廣度與深度。他認為十九世紀是一個「漫長的世紀」，並把十九世紀起始與終結界定為﹕從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開始，至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結束。他所撰述的十九世紀三部曲著作《革命的年代，一七八九至一八四八》、《資本的年代，一八四八至一八七五》、《帝國的年代，一八七五至一九一四》被譽為有關十九世紀世界史與歐洲史的三部經典史著，不少右翼史家、學報和刊物皆同聲推崇這三本書。霍氏亦在一九九四年推出一部二十世紀史以作為十九世紀三部曲的後續之作，書名為《極端的年代，世界史一九一四至一九九一》。但許多右翼史家和部分中間立場的史家批評霍氏二十世紀歷史的著作有較多左傾偏見，欠缺公正筆觸。
霍布斯鮑姆於一九八二年自倫敦大學退休後，曾在加州史丹福大學、紐約州康乃爾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紐約曼哈頓新社會研究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等美國大學任教，尤以在新社會研究院任教時間最長（一九八四至九七年）。他常在《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雜誌撰文，他在去年出版《如何改變世界﹕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的故事》，一部關於二十世紀文化與社會的評論集《斷裂的時代》（Fractured
Times）預定明年三月在英國出版。霍氏於一九四三年與一名女公務員兼共產黨員結婚，五一年離婚；六二年再婚，生有一子一女，妻子和子女仍健在。霍氏亦曾和另一名女子生了一個兒子。
不少英國和歐洲共產黨員歷經斯大林發動的一系列整肅與清算，以及蘇共在一九五六年鎮壓匈牙利抗暴、一九六八年出動坦克摧毀捷克布拉格之春後，紛紛譴責蘇共並脫離共產黨，但霍氏仍效忠共產黨而備受抨擊。他的共黨黨籍在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崩垮、東歐共黨附庸集團瓦解後，未再申請更新；他也曾表示共產黨對社會所進行的實驗不僅全盤失敗，且一開始即註定不會成功。但霍氏仍拒絕承認斯大林統治下所造成的生靈塗炭。他於一九九四年接受加拿大學者邁克．伊格納齊夫（Michael Ignatieff，後曾出任加拿大反對黨自由黨黨魁）在英國廣播公司（BBC）訪問時，公開表示如果真正的共產黨社會能夠實現，則斯大林時代犧牲數百萬人民生命也是值得的。過了一年，他又作出同樣陳述，認為如果烏托邦社會能獲諸實現，則數百萬人命又算得了什麼。
霍氏的說法立刻遭到左中右派史家和評論家的一致譴責。年齡比霍氏小三十一歲的英國猶太裔自由派史家、紐約大學史學教授賈德（Tony Judd，二零一零年因肌肉萎縮症去世）對霍氏的史學造詣極為推崇，他說任何史學題目只要霍氏加以論述就不一樣，因他涉獵廣、思考深而又說理清楚。但賈德不無遺憾地表示，可惜霍氏始終與共產黨為伍、堅持信奉共產主義，而使他只能被稱為「全球最了不起的共產黨史家之一」，而非「全球最了不起的史家之一」。賈德說，霍氏一輩子都要背負共產黨的十字架。
中國文史學者的悲哀
霍氏在其著作中戮力揭發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失敗，但他對人類的前途深表悲觀，他認為二十一世紀仍將是一個動亂不已的時代，人類很難看到曙光。霍氏是個不折不扣的共產黨史家，但他和許許多多身處共黨國家的史家的最大不同是，他生活在完全享有學術自由、著作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和胡適所稱的「不說話的自由」的社會，而不像和他差不多屬同一時代的中國文史學者，在毛澤東思想和非理性的階級鬥爭下苟延殘喘，被迫出賣學術良心，如郭沫若、馮友蘭、周一良等名家。燕京大學碩士、哈佛博士的周一良在「批林批孔」期間下海，參加「梁效」小組，歪曲歷史，日後痛苦不堪，懺悔有加。他在九九年於廣州中山大學舉行的紀念陳寅恪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坦言，他當年撰寫有關柳宗元、諸葛亮的所謂法家思想「完全是曲其所學，阿諛世道」。周氏就讀燕大研究院時，曾到清華大學旁聽陳寅恪的魏晉南北朝史，從此對陳氏執弟子禮。周一良自譴當年奉命參加造神運動，為政治服務，「是完全應該接受破門之罰的」。易言之，他自認應被逐出師門。周氏生於一九一三年，卒於二零零一年。
霍氏幸運多了，這位一生崇奉共產主義、被英國右翼學者斥為「斯大林啦啦隊隊長」的史學大師，一生在自由環境中研究、發表論文或放言高論，充分享受陳寅恪所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與慘遭老毛迫害而自殺的中國史家翦伯贊和吳缒等人相比，霍氏何其幸運，而老一輩的中國文史學者的命運又何其悲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