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4年6月4日星期三

劉銳紹﹕「六四」25年的變與不變




今年是「六四」25周年。四分之一世紀,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無論如何,過去25年中國的變化,總有很多地方值得總結的。儘管官方希望人民忘記歷史,但我們既不能忘記,更必須從歷史的慘痛教訓中,研究如何強化中國的公民社會。


兩點比較突出的變化

總體而言,25年來國情的變化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兩點比較突出。

一是經濟的增長,從簡單的數字看,中國經濟雖然仍有巨大的困難和新增的問題(例如經濟基礎虛浮、貧富懸殊加劇、生態環境大破壞、經濟利益導致道德敗壞等),但總體趨勢是持續上升的。即使是世界銀行(非中國官方)的統計,也反映了這個趨勢:1989年,中國人均收入290美元,人均GDP 307.49美元;2013年,人均收入5000多美元,人均GDP 6700美元。如今,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也是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若不承認這個經濟上升的趨勢,是另一種不客觀。

二是民氣的提升。具體表現為維權事件大幅增加,反映民不怕官,敢於抗衡和爭取。由「六四」至1992年,由於官方大力打壓,民間保護權益的活動一度沉寂,但3年後,民間維權運動明顯抬頭。1992年,官方統計的維權事件(沒記錄人數)8000多宗,其後年年上升;至2009年,官方統計的維權事件(100人以上,因100人以下的太多了,已不計算在內)多達9萬多宗。由於增幅驚人,官方從2009年起不再公開這類數字了。不過,民間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從地方政府方面綜合資料,發覺官方的數字偏於保守,至2013年,實際維權事件已增至16萬宗。

對於上述現象,官方的解讀是:經濟上升是「黨和國家的政策對頭,人民喜見樂聞願幹」;維權事件增加則因為「官方保障了人民的表達權利」。誰都看得出,這些解釋只是在自己臉上貼金。事實上,中國經濟走出公有制的框框,是民間不順從官方政策,努力創出私營經濟之路(鳳陽縣小崗村農民的「秘密自留地」就是典型事例),迫使官方慢慢順應而已。所以說,經濟結構的變化和經濟上升,體現了人民求變的力量,而非官方的先知先覺;維權事件增加,是人民醒悟,而不是官方寬鬆。

進一步說,即使25年以來出現上述變化,但一些更重要的問題卻沒有變,不單沒有改進,反而不斷倒退。且舉「六四」前民眾提出的3項訴求為例:

更重要的問題反而倒退

(一)1989年民眾提出「反貪腐」、「反官倒」,回顧這25年,貪污腐敗不僅沒有絲毫改善,反而變本加厲。以前,貪污100萬元已是大案,如今,不過億元也不算大案。涉案官員級別愈來愈高,多名中央大員紛紛被民眾揭發。官方自己也承認,今天的貪腐已成了結構性、集團性的問題,深度和廣度均嚴重惡化。江澤民和習近平也說過:「如不可善將亡黨亡國。」

貪腐問題急劇惡化,皆因中共迷信自我監督和自我完善的能力,導致它的反貪腐行動不敢觸及核心問題,不敢動大手術。例如:

‧「先黨紀,後國法」。大凡黨員出事,必先黨內處理,看看會否影響黨的管治,更重要看看會否影響其他高層官員;如有需要,並在可掌控的範圍內,才考慮公開用國法處理。這就人為地造成「走後門」、「保護網」之風。

‧劃線和派系文化。凡局級或以上的官員出事,同級黨委無權處理,要由上級黨委處理。餘此類推,形成互相保護的派系,結果視乎內鬥的勝負而定,加強了人治因素。以薄熙來和周永康事件為例,前者經多番較量,才能公開處理;後者至今仍在角力,以致消息滿天飛,到頭來均不能真正反貪。在這種文化之下,習近平的「打貪腐」基本上只停留在副部級官員(「多名省部級官員下馬」只是籠統湊數而已)。

‧死守「同體監督」,不願「異體監督」。這是內地「反貪專家」的說法,即自己人監督自己人,不受黨外力量監督,更不受民眾監督,因為一旦開放監督的權力,官方就難以自保了。

(二)1989年民眾要求政治改革,但25年來真正的政治改革絲毫不動。舉例說:

1987年,中共「十三大」通過「黨政分開」,逐步理順黨政關係,給人民一個放權的感覺。豈料,江澤民上台後,慢慢走回頭路,除直轄市之外,大部分省市的人大主任都由黨委書記兼任,以便把黨的政策帶入地方人大和政府。江澤民本人也「以身作則」,把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鄧小平也沒有這樣做),胡錦濤、習近平照辦煮碗,成為高度集權的慣例。

1989年民眾要求真正的政治改革,但中共至今只停留在行政改革和效率改革之上。真正政治改革的兩個核心問題——分權和輿論監督,一點也沒有碰過。

(三)1989年民眾要求新聞改革,增加透明度,但25年來,新的高牆不斷增加。例如:

‧中共「十三大」也認同「重大事情讓人民知道」,「重大事情經人民討論」,一年之後,3批人士在官方同意下着手草擬《新聞法》,但「六四」鎮壓之後,《新聞法》不再提了,宣傳部門的打壓和監控力度大大加強,不聽話者紛紛受壓甚至被捕,例子多不勝數。

‧新興的網絡媒體突破傳統,但官方也成立新機構,打壓新媒體發展。除了中央宣傳部加強監控之外,還從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分拆職能,成立國信辦,專門監控和禁制互聯網。近期,涉及網絡信息和言論的拘控事件驟增,反映官方打壓的新動向。

不過,雖然官方的打壓政策不變,但我對中國的未來仍有信心。信心來自民智不斷開發,公民社會漸次成長,中產階級不斷鞏固,民間力量日益壯大。執政者如不設法順應這一潮流,只會碰上愈來愈大的反彈,徒增管治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