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就香港高等教育提出兩個關鍵議題：一是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角色，二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路向。
2010年12月，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發表名為《展望香港高等教育體系》的報告，提出四十項建議，涵蓋高等教育制度、國際化、與內地關係、教學和研究角色的區分、資助方式及院校自資營運的關係、質素問題和高等教育監管機構等等七個方面。
這些建議主旨只是回答一個問題：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從？然而，它沒有回顧現時高等教育的問題，遑論改善現時的狀況。至於誰人推行四十項建議，如何推行，均沒有論及；對於教資會本身的問題，更就不會討論。
教資會受特首委任，職責是檢視（實質是控制）大學的發展和經費。教資會在自訂使命時，用上最美麗的詞彙，如協助大學達致其自訂的使命，或協助院校追求卓越。
事實勝於雄辯，教資會根本不會理會院校有何等使命，它只是自訂使命，要院校執行，由協助的角色轉為領導的角色。在課程方面，每年則收回院校6%經費，進行 競投。
院校必須交出符合由教資會自訂的市場要求的新課程，才可投得經費，推行新課程，否則每年院校就逐年減少六年法定經費，直至結業。在研
究經費撥款上，也是用同一套手法。研究資助局（研資局）自訂主題，逼院校必須符合主題才可競投資助經費。這些強逼院校跟隨教資會和研資局的做法叫「協 助」。
無論教資會和研資局都是逼使院校爭排名，手段就是引入愈來愈多的競爭，弱肉強食。這些商業思維和手段，不能不令人想到教資會的歷任主席均由商界人士出任，令商業的一套加諸高等院校身上。
自訂使命 強加院校
教資會有商界人士，相信原意是協助高等教育尋找私營企業的資助，令院校能有充裕資金，得以擴展，那才是真正能協助院校落實教育理想。發達國家（OECD）中 的私人資金投入高等教育是政府的50%，相信是商界熱心人士積極參與教育有關。教資會的商界人士，特別是主席，並不發揮找新資源的功用，似乎他們自訂了角
色，認定教育必須為商界服務，提供足夠的人力資源，為經濟打拚。
他們這一強烈慾望，愈來愈強烈地加諸院校身上。他們是否忘記了有責任開發更多的私金資金投有教育呢？以去年（2010/11）為例，政府透過教資會資助142億，私人投入研究的金額只有約10億，香港的私人資金投入真的微不足道。
教 資會的功用如果只是在沒有新增的資源下，卻要指導各院校如何提高效益，如何改革課程、如何研究……，以滿足他們自訂的市場，那大可不必。每所大學都有足夠
的人材，相信不比教資會的委員愚蠢，讓院校百花齊放，各自各精彩，他們也必會出現良性競爭，不必像現時的互相殘殺，只得勝出者風光。
我期望來屆特首必須檢討教資會和研資局的角色，讓它們回到協助院校發展的角色，而不是領導院校發展的角色，我們期望多元化和百花齊放的高等教育，而不是受一元領導的教育。
只爭排名 本末倒置
第二個議題是高等教育國際化。教資會認為把香港的幾所大學推上世界排名，是其政策的一大成功。有些人聽到這些排名，可能有一陣子的孤芳自賞，以為香港的大學已是全球學子和教授趨之若鶩的地方，心裏不禁飄飄然起來。
讓我們看數字，去年大學全數學生共75435人，其中8807為國內學生、899人為亞洲學生、400人為其他地區學生。所謂國際化，我們只有少於2%
的亞洲和其他地區的學生。事實上，外地的學生以國內為主，這不單反映在學生人數之上，大學教師也有相同現象。
高等教育的國際化，並不能建築在沙堆上，所有世界知名的學府，包括香港的學府，都是建築在它們為解決人類問題的能力，不論是長遠的或短期的問題，只要它們能提供答案，它們的影響力便隨之增加。
教資會和研資局的所謂國際化，只用上急就章的方法，一是要求院校教員在國際期刊發表文章，二是提供遠高於本地學生的資助，吸引國際學生。結果是許多大學的教
師為做文章而做文章，教書成為這些人的負累。研資局甚至提供額外資助，讓院校可另聘資歷較淺的人代課，損害教學質素，在所不惜，真是本末倒置。
以高資助吸引外來學生，又沒有方法要求留港為港服務，最後，只為他人作嫁衣裳，培養了的人都溜出香港去。
教資會和研資局倡議的國際化是建在浮沙上的，完全不扎根於香港，結果是把香港推到假、大、空。我認為做學問工夫必須腳踏實地，要基於大量的真材實學的研究，
增強大學為社會解決問題的能力。要走這條路，社會對科研的投入要加大，讓大學成立設備一流的研究院；有一流的設備，培養本地學者為主，才有一流和扎根香港 的研究成果，才能在本地、國家以至國際有影響力，那才是實在的。
我期望來屆特首搞清楚投資高等教育的方向，不要盲目追求國際化而藥石亂投。扎實投資，提升本地教研能力，才是正途。
香港理工大學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