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2012年，各大銀行再次傳出大規模裁員的消息，令不少人對新一年的一絲美好憧憬都蒙上失業的陰霾。自金融危機以來，歐美各國均實行量化寬鬆，向市場大規模注資，為何經濟仍未如歷次經濟危機般好轉？朝不保夕的職場又將如何影響新一代員工？
量化寬鬆政策源於經濟學家凱恩斯，旨在透過政府刻意干預，增加貨幣供應和基建來產生更多投資和就業機會，避免消費者在經濟不穩定下抑壓消費意欲，造成過度儲蓄的惡性循環。
然而，增加貨幣和利率下降不一定令人減少儲蓄或刺激投資，相對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職場，二十一世紀新自由主義盛行，各企業全力去中央化，業務紛紛競價外判，職場上合約工、外判工盛行，新一代所失去的職業穩定性，遠非增加貨幣或基建所能補償。
企 業大規模裁員除了影響消費意欲外，亦影響了一整代的職場心理。美國經濟學者Peter Bernstein指出，毫無意義的成功，不能得到回報的努力等欠缺客觀標準的短期合約，將令裁員潮下倖存的員工產生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在工作或個人發展上放棄長遠計劃，反而像兔子緊盯狐狸利爪般，把注意力無用地集中於辦公室瑣事，如老闆怎樣打招呼、公司聚餐的拍
照排位等小道消息，以協調對現狀不安的無力感。
新一代員工在企業彈性聘用政策下亦會發現，二十一世紀職場能生存下來的，不再是埋首不語、默 默耕耘的香港精神，而是擁有嫻雅口語能力、高超游說技巧等可隨身攜帶的社交技巧。更重要的是，彈性聘用下，新職位的磨合期比「獅子山下的時代」大為縮短，
各員工須於複雜的辦公室政治中快速研判新情勢和各類人物。
誠然，新自由主義下的彈性職位能容讓企業自由調整營運開支，然而，企業所裁掉的，不只是任由宰割的合約工，更裁掉了政府近年重新積極提倡的香港精神。
那麼，昔日香港精神從何時起給合約化浪潮取代？正是十年前政府以合約公務員全面替代常額編制，繼而把海底隧道、領匯及其他業務分拆外判之時。
香港大學政策、行政及社會科學教育系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