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寫起了近半年，那是當時走了去看為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而拍的主旋律電影《建黨偉業》，看後心裏有一些疑問，去了圖書館、翻查了好一些書本和資料後寫成的。但後來卻碰上一連串更迫切的政治議題，因而一直沒有機會排得上刊登，今次藉著新年政治氣氛較為冷清，再拿出來跟讀者分享。
還記得，20年前當我還在大學念書時，碰上中共建黨70周年，上海電影製片廠亦拍攝了《開天闢地》作為獻禮片，那也是描述中共建黨的歷史故事。當時我也有看，還記得片中兩大主角是陳獨秀和李大釗。兩人都是北大的教授，也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推動成立中國共產黨，陳更是首任黨總書記。當時《開天闢地》一片的戲分全集中在兩人身上，而毛澤東的戲分就比較少。其實前述這個比例是較合乎史實的。
今回20年後，在《建黨偉業》一片中，陳、李兩人的戲分卻少了很多，毛的卻多了不少，這究竟是進步了，又還是退步了呢？
片中有不少有關毛的戲分，是描述他在北大的歲月。但不知大家又是否聽過一個說法，那就是在1949年立國後，雖然定都北京，毛的起居生活以及工作都於此，但他竟然至死都沒有再踏進北大半步，這也成了讓人議論紛紛的一大謎團。
大家試想想，如果香港的特首如曾蔭權、董建華，任內沒有踏進過中大、港大半步，那會惹來怎樣的閒言閒語呢？更何毛澤東不是在位七八年，而是由1949到1976年，一共在位27年。
毛澤東在北大的經歷並不愉快？
在《建黨偉業》一片中大家看到的少年毛澤東，在北大可以說是如魚得水，他深受李大釗的賞識，李大釗可謂對他青眼有加，他甚至夠膽和陳獨秀面對面舌戰，可謂嶄露鋒芒，但歷史上，事實又是否真的如此呢？
在謝泳所著的《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一書中，當中有一節〈毛澤東與北大〉，內裏的觀點是﹕「毛澤東在北大的經歷是不愉快的，這種不愉快在他一生中都有痕舻。」
文中作者引述了幾個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觀點。
首先，是那一本權威作品《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又有譯作《紅星照耀中國》，作者是斯諾(Edgar Snow)，那是30年代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並喚起他們的同情，最有影響力的一部作品，歷來備受中共推崇），在第四章〈一個共產黨員的來歷〉，當中「革命的序曲」一節中，有以下一段毛澤東對斯諾的自白，回憶自己在北大的歲月﹕
「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
當中大家可以看到，毛對自己在北大的際遇，似乎不無怨氣。
（附帶一提，我曾到大學圖書館借閱謝泳所提到的幾本書，親自考證一下原文，而翻閱到《西行漫記》一書時，發現除了「我的職位如此低，人們都避免同我來往」兩句之後，便沒有接著的一段，這讓我嚇了一跳，是否謝泳搞錯了？於是又再翻閱英文原著，發現那一段是確實存在的，後來又多翻幾個中文譯本，發現有些都有這一段。那麼又衍生了新的問題，是否有些人刻意不想這段有關他們的偉大領導人落泊的歲月又或頗有酸意的說話出街？）
毛澤東的酸意說話
第二件事謝泳提到的，就是1945年當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到延安與毛澤東會面，在憶及五四時的北大時，傅恭維對方說﹕「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不料卻換來毛的題字贈詩﹕「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作者認為這裏含蓄的反映了毛的怨氣。
第三件事謝泳提到的，就是北大史上任期最長的校長蔣夢麟（即《西潮》一書的作者），晚年曾在《新潮》一書〈談中國新文藝運動〉一文中「李大釗與陳獨秀」一節提到，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當書記，是在他代理校長的時期，以及自己拍板給他17元月薪的故事（筆者按﹕在《西行漫記》一書中，毛提到當時自己的月薪卻是8元，兩個版本不同），並說有一次他把這事告訴一個英國的議員，那個議員說，你如果那時多給他一點錢，也許毛澤東就不會變成共產黨了。蔣說這也難說。
1949年後，毛澤東再沒有踏進北大
根據北京大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主任蕭超然教授在1997年第5期《北京大學學報》所發表〈從圖書館助理員到共和國締造者〉一文，1949年北京解放後，毛澤東與北大共發生過3次聯繫，都只是書信上的。
首先，是1949年4月，那是五四運動30周年前幾天。當時「北京大學紀念五四籌備委員會」給毛寫信，邀請他回北大參加紀念活動，信於4月28日寄出，4月30日毛澤東就親筆作覆，內容如下﹕「4月28日的信收到。感謝你們的邀請。因為工作的緣故，我不能到你們的會，請予原諒。慶祝北大的進步！」
第二次，是1949年12月。當時北大正準備在12月17日舉行校慶（按﹕1949年以前北大把12月17日定為校慶日，1949年後改為5月4日），北大用全體師生名義給毛寫信，希望他在這一天回校參加校慶，並請給北大校徽題字。這封信提出﹕「12月17日是北京大學第51周年校慶紀念日，為了慶祝這解放後的第一次校慶，我們準備在17日上午舉行簡單的慶祝儀式……我們熱烈地盼望您能在這一天回到學校裏來，給我們一點指示。要是您有空，無論如何希望給我們寫幾句話，給一點指示！還有一件事要麻煩您的，最近我們要製新的校徽，想請您給寫『北京大學』四個字，希望您能答應我們。」信於12月12日發出，但過了整整一個冬天，卻如石沉大海。後來才了解到，原來1949年12月6日毛澤東率代表團離京，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商談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直到3月4日才回到北京。3月17日，毛澤東就經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把親筆書寫的校徽題字「北京大學」發到了北大校長辦公室。但卻再也沒有提及重回北大一行的事。
第三次，則是在題寫校徽僅僅一個月之後，北大師生為了慶祝五四運動31周年，於1950年4月20日再向毛寫信﹕「我們學校為了紀念五四，預備盛大慶祝，並舉行與五四運動有關的史料展覽，想請您給我們一幅題字，以增加展覽的價值。希望您答應我們的請求。因為還要勻出裝裱的工夫，更希望早幾天寫給我們。謝謝您！敬祝身體健康。」同一天，北大學生自治會也給毛澤東寄去一信，請他為學生會的刊物寫點文章。毛澤東在收到這兩封信後第二天，也就是4月21日，即寫了如下題辭﹕「祝賀五四三十一周年 團結起來為建設新中國而奮鬥」。隨後，又在4月28日給北大學生自治會回信﹕「4月20日來信收到。叫我給你們的刊物寫點文章，我是高興的；可惜我近日頗忙，不能應命，請予原諒，敬祝進步。」
之後，毛澤東再與北大發生關係，就再要等到文化大革命，他支持聶元梓等北大造反派領袖，攻擊北大領導層，更把文革的燎原烈火從北大燒向了全國。
不冷不熱，還是關愛有加？
儘管這篇考證了大批北大檔案館珍藏文件的論文，其實印證了1949年之後，毛澤東真的與北大交往不多，但作者蕭超然在文中的論調，基本上仍然是肯定毛對北大的關愛之情。例如提出信是毛澤東親筆寫的，而且在第一次與第三次，都回得很快，至於第二次則是在外訪近3個月，回國後有大量積壓重大問題需要處理，相當勞累之下，也在兩個星期內回覆；毛為高校題寫校徽，北大是第一次等等。
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在1998年第3期《讀書》雜誌中發表〈北大校慶﹕為何改期〉一文中，也有提到這些往事，並說﹕「毛主席對五四時期的北大甚有好感，而對12月17日的校慶相當冷淡。兩次收到關於五四紀念活動的上書，均迅速答覆；至於北大校慶，則不置可否。」
究竟毛澤東對北大是不冷不熱，還是關愛有加？對年輕時自己在北大的際遇有否介懷？就讓讀者自行判斷。
筆者不是歷史學家，更沒有就這個題目作過很詳盡和系統的歷史考證，只因看過電影之後有感而發，與讀者分享一下一些自己所知的資料。如果有讀者掌握更詳盡之資料的話，歡迎來信指教，以及與其他讀者分享。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