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月底，日本經濟「太上皇」、身兼四要職的財相麻生太郎對彭博記者說，他決定仿效（imitating）上世紀經濟大蕭條時期他的前輩高橋是清。高橋在美國經濟蕭條開始向世界蔓延時，當機立斷指示財政部發行債券，由央行購買，等於央行印鈔票以紓解財赤之困，並向經濟體系注入巨額資金﹔這種做法於當年是創舉。在麻生心目中和經濟數據所示，高橋對抗通貨收縮的策略非常有效。如今日本受通縮之困多年，麻生有意向高橋「偷師」﹔他說：「我們應吸取歷史教訓，安倍政府（The
new administration）會向高橋取經！」讀者若細讀一月二十四日畢老林在本報「投資者日記」的〈三管齊下救日本 歷史重演八十年〉，當粗略了解高橋是清是個怎樣的人物。
高橋是清（一八五四—一九三六年﹔五十日圓鈔票用他的相片）是令日本免受三十年代大蕭條之苦的日本財相，說他是在日本政壇尤其財經界家喻戶曉的大人物，一點不夸張。高橋是清的《回憶錄》及五六種日文傳記，長踞日本暢銷書榜，但一般人對其生平及功業的理解，遲至二○○七年匹芝堡大學著名歷史學家史孟赫斯特的《從步兵到財相的高橋是清—日本凱恩斯》（下稱《日本凱恩斯》﹔R.T. Smethurst:《From Foot Soldier to Finance Minister Takahashi Korekiyo -
Japan's Keynes》）出版，才廣為對日本經濟有興趣者所知。在史孟赫斯特這本傳記之前，西方有關高橋的著述不多，且似受主流學界忽略，寫本文時筆者遍查保爾格萊夫經濟學及財政學二套詞典有關日本經濟及日本中央銀行的發展史料，解釋周延、條陳極詳，唯均無隻字提及這位把日本經濟推進先進經濟體系及建構現代化央行的關鍵人物！筆者不知道何以會如此，因為西方經濟學界對他早有「好評」，比如筆者數度在本報介紹其《金融危機史》（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 A History of Financial Crises）的健杜貝格（C.P.
Kindleberger, 1910-2003），於一九八六年出版的《大蕭條的世界》（The World of
Depression），便高度贊揚高橋是清「早在一九三二年便貫徹沒有凱恩斯的凱恩斯政策」。而南韓嶺南大學（Yeungnam
U.）的Myung Soo Cha教授在○三年三月號的《經濟史學報》（第六十三卷第一期）發表的論文〈高橋是清令日本免陷大蕭條？〉（Did
Takahashi Korekiyo Rescue Japan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藉實証方法証實當年高橋是清實行財政擴張、以債券融資財赤及匯價貶值的政策，確生宏效，給題目的問號以肯定性答案。難怪「大蕭條權威」聯儲局主席貝南奇在不同場合（論文及演說）均高度贊揚高橋是清救日本經濟出險境……。不過，貝南奇受國會的掣肘，客觀環境不容許他行高橋是清的政策！
二、對筆者來說，《日本凱恩斯》在高橋的出身、教育和早年的經歷，著墨太多，這當然大增讀趣，且有助了解這位日本政治家的「心路歷程」，但對目的在探求他如何在凱恩斯《通論》出版之前已有識見採納「先使未來錢」不惜編制財赤預算的讀者，便有點急不及待的不耐煩。《日本凱恩斯》作者是「日本通」，本書據涵蓋一八五四至一九○五年的高橋口述《回憶錄》（一九三六年他死后不久出版，如今仍在「再刷」）中巨細無遺的資料，令其多姿多採的前半生，讀來引人入勝—筆者多次「跳讀」那些看似與主題無關的部分，哪知最後卻走「回頭路」，補讀未讀章節，一去一來反而耽誤了不少時間。
高橋是清為一名宮廷畫工和女仆的私生子，甫出世便被一名最低階武士足輕（ashigaru，即步兵〔foot soldiers〕）領養﹔他如何從社會最低層攀升到被譽為明治維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二位對日本影響最大的財經政治家之一（另一位是主張收緊銀根厲行節約的井上准之助〔一八六○—一九三二年〕），死后還被尊稱為「日本凱恩斯」，說來話長。簡略來說，十九世紀中葉是日本「脫亞入歐」全面「西化」的開始，英、美、法、荷蘭及德國商人、各類專業人士以至傳教士涌進日本，身為聰穎活潑好學的窮家子弟、十一歲的高橋被祖母送至橫濱當一名僅二十二歲的英國銀行家山德（A.A.
Shand﹔英國有利銀行〔曾為香港發鈔銀行之一〕襄理）的家僮，「公余」隨英國醫生夏賓（J. Hepburn，是日文羅馬〔拉丁〕化首創者）的太太學英文﹔由於負責主人起居及服侍飲食，令他必須經常與主人打交道，「日常英語會話」由是十分流利。當年橫濱日洋雜處，高橋未到十三歲，便爭取得前往舊金山半工（亦是當家僮）讀的機會。在赴美國的船上，高橋等三四名「留學生」與一批中國勞工住在環境惡劣的倉底（orlop），吃食料粗糙烹調不得法的唐餐（他對天天吃Nanking pork mixed with fat〔筆者無法猜度這是什麼菜肴〕特別討厭）及勞工不衛生「隨地大小便」的陋習，令高橋對中國人沒有好感﹔不過，他「公私分明」，在財相任內，高調支持中國統一興邦，以反抗外國勢力入侵（頁二）。
三、維基百科的高橋是清簡介有數處「硬傷」，比如說他於一八六六年抵倫敦且於翌年赴美國加州奧克蘭，以當苦力（menial labourer）為活，絕對不符事實，網絡作者肯定未讀史孟赫斯特的《日本凱恩斯》，此書對高橋如何二度赴美（與什麼人同船等細節〔具體至如客棧老板及其家人的名字等〕）寫之極詳，不可能有錯。事實上，高橋於第二次赴美後，才於一八八六年三月三十日乘船赴英國利物浦，哪知船卻於倫敦泊岸，而且是船駛進倫敦港口高橋才「驚覺」搭錯船﹔他在倫敦並無任何熟人，幸好他的英國腔英語令他有賓至如歸之感……。無論如何，高橋在美國和英國都沒上過正式學校，只是他非常好學，而他流暢的英語和喜歡閱讀及有與英美友人以英文通信討論時局的習慣，令他對英美社會有深刻理解，且工多藝熟，其英文寫作在當年的日本屬首屈一指。
高橋在美國不過二年，於一八六八年返日，以教英語會話為業，稍 後出任開成高等學校（中學）校長，同時兼任教育部繼而工商農林部文員，期間把美國的商標法及專利法引進日本，受知於當道，一八八九年初獲委任為獨立的專利局局長，同年稍後兼任東京農林學院院長，約半年後，高橋獲邀赴秘魯經營銀礦，惟以失敗收場……。流利的英語，加上為秘魯銀礦在倫敦集資而對金融市場有一定認識，這種背景，令高橋於一八九二年成為日本央行雇員，他對西洋金融事務的嫻熟，為上司所倚重，升遷甚快，於一八九八年成為央行副總裁﹔而於一九○四至○五間年，他成功地在倫敦、紐約、巴黎和法蘭克福市場為政府貸進巨款，以實對俄戰爭（日俄於○四—○五年間開戰）軍費，從此聲名大噪，○五年被委為上議院議員。一九○六年跳槽任橫濱正金銀行（Yohohuma Specie Bank）行長，翌年獲封為髭男爵（danshaku，等同英國的baron〔男爵〕，一九二○年晉為子爵﹔日本的貴族制度〔華族〕始於一八六九年，戰後的一九四七年取消），一九一一年至一三年任央行行長﹔一三年三月任財相，加入日本戰前主要政黨保守的立憲政友會，一九二一年成為該黨主席並當選首相，但在位僅七個月，黨內派系斗爭迫使他辭相位。一九二四年參加大選，當選下議院議員，歷任政府要職，於一九二七—二九、一九三一—三二、一九三二—三四、一九三四—三六年四任財政大臣！
細說「日本凱恩斯」．二之一
林行止: 深受英賢影響 主親中聯英美
四、高齡八十二的高橋是清，於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凌晨在財相任內被暗殺（assassination），對此用詞，筆者不同意，因為當時二名第三帝國近衛軍（？）青年軍官帶領一百名士兵，登堂入室，公然而非暗中把睡眠中的高橋殺掉，因此應該是「謀殺」（murder）。有一點必須強調的是，是年六月即高橋死後三四個月，《通論》才面世。在筆者的有限閱讀中，高橋與凱恩斯「素未謀面」亦未曾通訊，當然對後者的理論架構一無所知，但他的赤字預算、貨幣貶值及人為壓低利率種種與凱恩斯「財政政策」不謀而合的策略，令日本少受許多起於華爾街大崩潰造成世界經濟大蕭條的殘害。
如今日本財相麻生太郎一再強調有意仿效高橋的策略，而高橋的策略不外是讓日圓貶值（以促進出口）、不受金本位約束及發行鈔票以增加「流動性」（liquidity），用當前的流行術語，是結合財政政策、量化寬鬆和匯價貶值，而面對赤字不是加稅籌款而是發行債券……。高橋當時便用這種手法令日圓匯價「向下浮動」，從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百日圓兌四十九美元，跌至一九三三年一百日圓隻能兌二十五美元—是年美元脫離金本位，日圓稍為回升，企穩於一百日圓兌二十九至三十美元之間。顯而易見，在約二年間日圓兌美元跌了約百分之四十，讓日本貨物在國際尤其是美國市場「不再昂貴」，出口量急揚，一九二九年，日本出口達二十一億五千萬（日圓．下同），受大蕭條沖擊，一九三一年跌至十一億五千萬﹔高橋於一九三一年落實「凱恩斯政策」之後，日本出口量逐年增加，至三六年達二十七億，為一九一八年以來首度出現「貿盈」……。日本的國家收入（National
income，當年尚無GDP的「發明」）增百分之六十，消費品物價漲百分之十八而股市「翻一番」。
不過，高橋經濟學（Takahashi-nomics）不能無止境無限制實行，明眼人都知道，這種做法會招來不可收拾的惡性通脹（最後會墜進大蕭條的深淵），高橋當然心知肚明，他因此在日本經濟「欣欣向榮」時突行「釜底抽薪」之策（exit
strategy，即反「量化寬鬆」），主要手段是大削包括軍費在內的公共開支。公共財政改弦易轍，以當時日本政情，必須各部會同意才能實行，而高橋頗為順利地說服了內政、商業及農業部，因此高橋這份最後預算被稱為「合作預算案」（cooperative
budget）﹔可惜正在積極備戰的軍方（特別是海軍及陸軍）誓死反對，絕不合作，種下他被謀殺的禍根。
五、據《日本凱恩斯》開列的日本財政預算（頁二六五），在一九二七年至三五年期間，都是平衡預算，比如一九二七年，政府總收入與開支俱為十七億五千九百萬，國防開支（for military）四億六千九百萬，不足總政費開支的三分之一（是年政府發行債券六千四百萬）﹔到了一九三二年，總收入及開支皆為二十億一千八百萬，軍費為六億九千九百萬，佔總開支三分之一強，同年政府債券突增至六億八千四百萬。其後三年收支以至債券發行額變化不大，
只有軍費逐年大幅上揚，三五年已近總開支之半（百分之四十六，二十二億一千五百萬中的十億三千三百萬），其大幅增長反映了日本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積極擴軍黷武的高昂戰意﹔這些軍費，主要用在陸軍及海軍上，這可從軍方對「合作預算案」撥給陸軍四億八千萬、海軍五億三千萬大為不滿（前者要求五億九千六百萬、
後者則要求五億八千萬）見之。
高橋是清所以不再對軍方「有求必應」，是因為一方面由於連年「量化寬鬆」，令通脹可能惡化，對一九二一至二四年德國惡性通脹記憶猶新的高橋，遂拒絕再發行債券集資增加公共開支﹔一方面高橋高調批評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認為此舉「帝國版圖雖然擴大了，但不知何時才能賺回軍費」（頁二九四），正在積極准備全面侵略中國、意態囂張的軍方認為高橋指桑罵槐，令「求財不遂」的將領更為不滿，這股怨恨之氣終於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爆發，是日凌晨一批青年軍官帶領帝國第三軍團（？）的千餘名士兵，包圍東京市中心，以「錯誤引導天皇」的罪名，開槍殺死不少政府官員﹔凌晨四時許，二名青年軍官帶百名士兵，叫著「賣國賊」的口號，沖進高橋是清位於六本木附近的官邸，向他的頭、腹各開一槍，高橋當場斃命（高橋的喪禮在軍方阻撓下一個多月後才以佛教形式舉行，這位基督徒迫於形勢改奉佛教）。高橋一去，阻力解除，日本「皇軍」因此得償所願，一九三七年的軍費比三六年高三倍，三九年又比三七年倍增，至一九四四年日本投降前一年，軍費比高橋是清的最後一份預算亦即「合作預算案」高七十倍！
六、雖然高橋是清死後數月凱恩斯的《通論》才出版，但史學家認為他可能讀過凱恩斯（與H. Henderson合撰）於一九二九年初出版的小冊子《勞合佐治做得到嗎？》（Can
Lloyd George Do It ?），它詳細解釋了公共開支流入經濟體系產生「乘數效用」（Multiplier
effect，當年尚無此詞，用的是乘數分析）刺激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勤讀英美學術期刊並在與友人通訊中透露細讀費邊社（及倫敦經濟學院和《新政治家周刊》）主要創辦人韋伯夫婦的《蘇維埃──一個新文明世界》（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Soviet Communism-A New Civilization），讀過同時期凱恩斯的著作，不足為奇。不過，勿論高橋「先使未來錢」的財政政策是否受凱恩斯論文的啟發，他有辦法把這套理論融入政策之中，已是難能可貴。高橋的政經理念是「任何經濟發展最終必須令全民受惠而非僅僅使國家富強」（頁九十八），又強調：「國家應該通過鼓勵工商業活動以增加人民的收入，於提高工人生產力的同時和工人分享經濟成果」，均為宜古宜今、放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大概是深受英法政治哲學的影響，高橋還力主「一人一票」式的民主，他以為政府要促使人民對政事有更大更多的參與，因而主張「縣長民選」（以上見頁二九八）。至於赤字預算（spending
over revenue）和匯價貶值，是政府運用貨幣及財政政策以促進經濟之正道，在經濟衰退時更應如此﹔同理，在經濟過熱（繁盛）時要反其道而行。
高橋是清確是個有遠見的政治家，他不主張「過分擴軍」（excessive military spending），因為這不僅會成為國家沉重經濟負擔，且會增加戰爭風險（為防患未然，鄰國必然亦擴軍黷武令軍事
衝突機會增加）﹔他又指出在外交政策上應由「文官主導、武將隨之」……。高橋認為在財經政策上日本應以英美為師，與英美交惡（遑論開戰）對日本絕對無利﹔他說：「這二個英語國家不但是日本最重要的海外市場，還提供了日本最需要的資金、天然資源和科技。」換句話說，在政治經濟以至軍事上日本與英美共同進退，對日本最有利。高橋指出日本與他國的競爭，應通過貿易而非軍力競賽。最有意思的是，高橋贊成中國統一、主張應與中國建立牢不可破的友誼（Japan
shoud strive to build a strong, unified China which would then become a
partner......）。上述這些觀點散見第九到第十一章。
非常明顯，安倍晉三政府 只採納高橋的財政政策，而與英美保持盟國關系已成為日本政治基因﹔但安倍政府對高橋的親華政策置若罔聞，此中原因何在，也許東京和北京都有一本念不出的經。
細說「日本凱恩斯」．二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