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朗天
五四運動九十四周年，參觀升旗禮的本地中學生笑語記者，談她所理解（或授意理解）的「五四精神」，竟是「尊重與包容」。
報道一刊出，公眾群起嘩然，「反國教」未落帷幕，立即又來一宗活例。中港矛盾日亟，建制力求「河蟹」之際，歷史事實也顧不了那麼多，把科學與民主、激進救國等五四運動常識扔到一旁又有何難？莘莘學子，淪為意識形態工程的棋子更不足惜吧。
九十四年前的北京學生做過什麼，知識分子提出過什麼，本來不是問題，一直都不是問題。現在居然可恣意歪曲，指鹿為馬，我們固然可歸因於國家機器盲信論說權便是一切，知識是權力，奴役是自由，誰有權誰說的便是「真理」，搞不好還亂引福柯（M. Foucault）理論支持。我們固可如此批判，以正視聽，但既然對方如此看重尊重與包容，換另一個角度，乘機談談尊重和包容，也未嘗沒有廓清思路的意義。
誰有資格尊重別人
有人要求我們尊重，一般都曉得駁稱，不是所有人都值得被尊重。其實，更好的說法難道不是倒過來認定，不是所有人都有資格尊重別人嗎？當代城市社會學家理查桑內特（Richard Sennett）在其自報家門之作《尊重》（Respect
In a world of Inequality，2003）中，一反西方嚴肅學者低調的慣例，鮮有地談到自己的出身。在該書的第一章，作者以自己在芝加哥窮人聚居的新市鎮成長為例，談黑白混居的種族和倫理問題。其間，桑內特強調在少年時代練習大提琴中懂得了自重（self
respect），儘管後來手指筋膜出了問題，音樂事業被迫突然中止，不得不轉行做社會學家，但那份好好練琴、專心做好一件事的匠人專業精神，一直追隨他。
所謂匠人精神，便是一種能令人專心做事，放下自我的薰習。唯能放下自我，才能好好尊重他人。
五四運動期間，軍閥內鬥不斷，西方列強臨門，國民救國意識高漲，當時不乏人覺得，再不自強，真的可能亡國。如此處境，其實很難持一個匠心，求一個專意；尊重也者，談何容易？
與陌生人相處的麻煩
至於包容，即使我們同意那是一項美德，大抵仍不得不問﹕包容的對象是誰呢？非我族類？陌生人？「入侵者」？
英國著名文化學者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陌生人》（Troubles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對上述問題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論述向度。倫理學和政治學的課題都是如何與他人相處，由日常待人接物，到結盟、立約、制定權限、謀求共識（或近年時興說的異識）。伊格爾頓嘗試通過這本野心之作，就西方倫理學中對待陌生人和包容他人的理論作一系統的梳理。
「匠心獨運」的伊格爾頓，借助的是心理分析大師拉康（J. Lacan）著名的三元框架﹕想像（Imaginary）、象徵（Symbolic）與真實（Real）；將歷來的西方倫理學依次區分為想像倫理學、象徵倫理學與真實倫理學。
依其歸類，休謨、阿當史密斯等重道德情感、良心和仁愛情操的倫理主張屬於想像層；史賓諾沙、康德等重道德法則、理性主義的屬於象徵層；而講求意志的叔本華、齊克果、尼采下開直視他者的利維納斯（E. Levinas）、德里達（J. Derrida）、巴迪歐（A. Badiou）等，則屬於真實層。
同情心倫理
想像倫理學的主旋律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人只是從自己出發的想像和構想，因而主客經常互換，混而一談。拉康以鏡象式想像來說明個體自我的形成，伊格爾頓則順其理路再往外推，直探同情心（sympathy）及推恩邏輯的界限。想像倫理學的困境顯然易見，今天大家都曉得該用同理心（empathy）代替同情心，因為後者其實充滿自我中心的僭妄。放到當下的香港現實，人們盡可想像出各種各樣的他者，以不同的名目稱謂之（如「蝗蟲」、「強國人」、血濃於水的同胞……），但其虛幻不實的性質則一，提供不了倫理及政治行為的對象基礎。
象徵倫理學透過符號樹立了「他者」（The Other）觀念，它不再是主觀的投射，我們可以藉彼思考主體間的交往。諸如「不可危及他人自由的自由才是真自由」之類的律則確立。然而，包容的對象卻變得抽象。
真實的包容者
一個具體而真實的包容對象，並非現實（reality）中遇到的任何人。伊格爾頓承接拉康，視現實為想像或象徵物。現實非但無助於我們變得實在，反而遮掩了真實的「揭示」。真實是永遠無法內化、不斷拒絕我們想像和符號化的領域，那是永遠不會達成的目標，意欲不住投注，卻注定徒勞之處。真實倫理學的主體正是接受這徒勞並且樂得如此。
明乎此，在真實界，其實也無所謂包容。沒有可被真正包容的對象。相反，只有不斷拒絕我們包容的人和事。伊格爾頓嘗稱，真正朋友不需要我們特別優待，給予特權。反之，我們要把他們視為像敵人一樣。諺語中的「敵人比朋友更值得尊重」，有了最恰當的理解——只有把對方視為無所包容的對象，宛如敵人，他才得到真正的尊重﹕被視為真實的人。而人便是如此這般彼此保住了實在性。
敦促我們尊重和包容的人，又可曾顧及自身和我們的真實價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