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谷開來的審判，宣告統治階層再度達成內部共識，為防翻船，他們適可而止。
紅顏再度成為禍水。烽火戲諸侯的是褒姒，因安史之亂而賜死的是楊玉環，斷送大清王朝的是慈禧，而被推上審判席的江青則要為十年文革負責……
中國政治傳統中，政治危機總被簡化成道德危機，處於權力結構的薄弱環節——不管是女人還是宦官——常是危機的替罪羊。而替罪羊會令人迴避真正追問，不管這追問是政治層面還是道德層面。王朝興衰、權力交替，史官寫下了一個又一個恥辱的名字，這個政治系統卻保持了驚人的延續性。
如今，這個名單中加入了新名字。在消失了三個月後，谷開來的消息與形象再度佔據媒體中心。在一篇簡短的新聞稿中，新華社稱檢察機關已因「涉嫌殺人案」而對谷開來提起公訴。世界各地的分析者們對於這項他們仍所知甚少的案件，做出了膚淺卻可能正確的判斷，這樁政治意味十足的審判是為了即將召開的十八大而做的準備，當局將竭力切分谷開來與她丈夫薄熙來的關係，以防止最高統治階層內部更深層的危機的爆發。
「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當中國總理溫家寶在三月十四日的記者招待會上，用如此情緒化的措辭來影射重慶時，大多數人認定，完結的不僅是薄熙來的政治生命，而且是持續了幾年的「中國道路之爭」。一個滯後的政治體制正在激發廣泛的社會矛盾，一種力量相信唯有繼續推進政治改革，令中國走上民主與自由之路；另一種則試圖回到革命的「光榮年代」，用毛時代的方式來應對社會不公、道德淪喪與官僚腐敗。而薄熙來正是後一種力量的代表。
在溫家寶明確的表態後，一種樂觀的期待也隨之而起，不斷被延宕的政治改革可能隨之到來。在精英政治中，以溫家寶為代表的自由派似乎佔了上風，而在基層，烏坎的民主實驗也激起了最浪漫的想像，關於高層權力鬥爭的內幕、六四即將平反、報禁亦將解除的消息則四處傳揚。人們樂於相信，薄熙來事件的震盪實在過於劇烈，它可能讓整個統治機器拋錨，加劇它內部的分裂。而中國社會的不安情緒與期待變革的集體慾望，也將迫使它的統治者做出回應。
幾個月過去了，這樂觀的情緒、亢奮的揣測像是一場無痕之夢。烏坎實驗的熱情已經散去，它的經驗也難以傳播與複製。對谷開來的審判，也宣告著最高統治階層再度達成內部共識，權力鬥爭暫告平靜，為了防止整條船的顛覆，他們都要必須懂得適可而止。把一切罪責都推向谷開來則表明，在面對危機時，他們仍本能地選擇舊手段。
很多人相信，這套謊言機制已難以奏效，北京政權的合法性早已破產，只通過暴力與經濟收買才能維持。而已然放緩的經濟增長與不斷攀升的維穩經費，都使這個系統難以繼續，只等臨界點到來的一刻。從什邡到南通的騷亂再到北京的暴雨之災，似乎都在印證這一點。
但對薄熙來的處理方式，表明統治者內部雖已演變成某種寡頭政治，但內部仍具某種公共理性，在面對共同的危機時，他們仍會表現出合作性。他們雖具有寡頭式的財富與權力，卻仍強烈受制於統治機器的內部共識。而北京政權也仍承接著一套漏洞百出、卻仍有效用的統治方法。
「游擊戰式的政策制定」，一位中國觀察者曾這樣描述毛澤東時代的管理方法。在那個年代，你可以看到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特性的結合，一方面是高度獨裁性的，沒人能質疑獨裁者的權威，另一方面則是高度的混亂性，在他之下，沒人也沒有機構能逃離被衝擊的命運，整個共產黨體制可以隨時犧牲人的命運，來保持體制本身的穩定性。這種統治方式以高度的靈活性、投機性與殘酷性為特徵。因為缺乏任何形式的權力制衡，統治者有極大的選擇空間。
如今，強力的獨裁者消失了，換成了平庸的集體領導。再沒一個瘋狂的個人能把體制帶到崩潰邊緣，它達成了一種新的平衡。經濟學家們曾經提出「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如今北京正實踐一條新道路﹕「從獨裁者手中拯救獨裁體制」。整個國家看似在一種無人負責的狀態中，駛向混亂與黑暗，但它仍能保持某種穩定性。統治者手中仍掌握巨大資源，它高度投機性的統治能力仍有著極大的伸展空間。
倘若一場變革的前提是觀念的轉變，你會發現中國社會遠未達致變革的共識。中國社會十幾萬公共抗爭的事件的確數字驚人，但它們幾乎都是「中國特色的抗爭」，期待更高官員的關懷，他們抱怨地方官員，很少對中央政府產生懷疑。而地方政府也越來越表現出某種讓步，他們因抗議而終止各種富有爭議的政策。共產黨政權也享受著毛澤東的另一種遺產，他的三十年統治令中國陷入歷史的谷底，把所有的能連接集體力量的社會組織摧毀殆盡，更重要的是把苦難與恐懼的記憶深植每個人內心，它們都使持續的集體行動變得困難。比起激憤的群情，各種層級與形態的社會組織仍過於薄弱，而缺乏這些組織，則難以形成持續的壓力。
普遍的不滿，地方性的混亂，高壓鍋式的壓抑，移民他鄉，這種狀況看來仍持續相當的時間。人們已經談了很多年的「變革的前夜」，但這前夜可能比我們想像的都漫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