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八日的〈蘋論〉引用並捍衞我的極反動言論，謹作回應。
十多年來，我一直撰文公開支持台灣、西藏、新疆等地的獨立運動，這在華人寫作界中非常罕見。為甚麼我敢頂着全世界的唾罵甚至威嚇，和個人經濟上的損失，也死不悔改，因為我深信自己比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思路清晰，當孟子和約翰洛克（John Locke）均說：人民有權推翻暴政，那麼，若人民連推翻暴政的權利也有，則人民擺脫暴政的權利，當然更不在話下的了。我這個「人民有權擺脫暴政」之說刺中了中共的要害，使其陷於歇斯底里，於是我被中共定性為「喪心病狂鼓吹台獨……比台灣島內台獨分子的言論更為囂張、荒謬和無恥」，並被裁定「台獨文章……在新中國成立以來至香港回歸前近五十年間……所罕見……煽動性言論明顯違反《基本法》第廿三條……」。
「人民有權擺脫暴政」，與「極權國家所統治的人民與領土是越少越好」這些概念，我認為是非常顯淺，也極難批駁的道理，但據我幾十年的觀察，絕大多數中國人對這些概念有極大理解困難，這不得不令我想到陳慶釗博士對漢語學習如何摧殘邏輯能力的研究。
從歷史角度看，中國社會長期獨裁，為了提升文明，中國極需要被周邊民主自由國家或地區包圍，而且是越多越好。作用之一是讓這些民主鄰國向中國示範如何走向文明，作用之二是令被奴役的中國人必要時有更多逃命之所。
個多世紀前曾極力反抗把香港割讓給英國的中國官員和中國民眾，其後代當中必有人為了追求較文明的生活而要逃難到香港。同理，我也深信，假如他日日本能克服釣魚台的天然環境，使之變為適宜人居的地方，則釣魚台相信也會成為無遠弗屆的中國難民或異見人士的逃難地方。若當年日本在中國的門口就有領土，則康梁於變法失敗後就毋須那麼大費周章才能亡命日本了。
要不是香港曾被英國統治個半世紀而發展出自由人權，今天香港的保釣人士大概就像他們的中國同胞一樣，連組織去釣魚台宣示主權的權利也被剝奪。
蔣夢麟在《西潮》裏記載：「政治犯和激烈分子在租界裏討論，發表他們的見解，思想自由而且蓬勃一時，情形足與希臘的城邦媲美。」魯迅最後十年選擇上海，就是因為上海有租界。今天的香港、澳門，若非曾落在殖民列強之手，今天跟中國極權統治下的中國本土會有甚麼分別？為甚麼無數中國人寧取殖民統治也不投進祖國懷抱，因為這些殖民者已經發展出或高或低的人道主義，因此，在統治異族時雖無同胞之愛，但有人道主義作為掠奪的底線。就如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對英國人行得通，因為英國人尚有點廉恥，但對中國統治者搞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就是送死。看看法輪功信徒在中國集體公開練功的悲慘下場。
也幸好中國不敢引用「自古以來為中國神聖領土」和「曾經擁有就可永遠擁有」之屁論，馬上收回台灣、南韓、外蒙、不丹等等民主國家，和也開始走向民主的緬甸，也幸好中國人有欺軟怕硬的習性，不敢收回俄國境內約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的「自古以來」的「中國神聖領土」。否則，全球的奴隸數目又暴增近億。
所有這些脫離或曾脫離中國統治的人民，都得到更大的自由和尊嚴，脫離中國魔掌的領土又可以成為中國人的避難所，中國人，你還想要甚麼呢？
鍾祖康
《來生不做中國人》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