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案疊起
在自強運動的推進期間，中國連續不斷地遇到外來的困擾。首為教案，十之八九與天主教有關。中國重開教禁是出於無奈。天主教士以往活動對象為官紳士大夫，現在轉向庶民。可能是因為他們受過一百餘年的委屈，如今時異勢移，西方在中國的聲威，與往日大為不同，不免趾高氣揚。
依照條約，第一，他們享有治外法權，具有特殊身份，不受中國管治，並常庇徇中國教徒。一八六一年總署雖曾與法使議定，不准教士過問公私事件，但又通令各省，依禮接見教士，示以體面。無形中提高他們的地位，益使其昂然自大，藐視官府，不時進出衙署，干預詞訟。州縣畏其勢焰，一味縱容。不肖之徒，爭相入教，作奸犯科，欺凌善良。貧窮之人復貪圖小惠、作其爪牙。第二，舊有天主堂及教產均應賠還，這是他們生事的另一藉口。雍正禁教以來，教產悉遭沒收。屢經滄桑，原址大都改建，或數易其主，難以查明。因之或重索賠償，或於原址以外，強行擴展，或硬指高屋華室為當年教堂，勒迫遷讓，且於體制有關之地，以及書院、會館、公所、倉廠、寺廟、庵堂，為闔境紳民所重者，皆任意需索作抵，復利用置買田產，建造自便之權，霸佔土地民房，亦為常事。
早年天主教之所以頻遭攻詆，以至被禁，不外政治的猜忌，名教禮俗的鑿枘，今則又加以實際的利害衝突。過去反教者多為官紳士大夫，今則又加以平民。官紳士大夫所憂慮的為世道人心、國家安危，平民所憤恨的為切膚之痛。官紳自始即認為教士心懷叵測，隱蓄異志，假邪說以惑眾誣民，借行教以窺探山川地理，一旦有事，外則脅之以兵，內則會合響應。西人之開疆土，蠶食小國，率用此術。經鴉片戰爭，與英法聯軍之役，覬覦中國益急，其所以和議而退，乃畏中國人民之眾，不得不先以通商取中國財利，以傳教結中國人心。國家安危繫於人心，人心一離，國本動搖，洪秀全即係假借基督教煽構。
中國以名教為治，天主教不敬祖宗神祗，所奉唯上帝，所尊為教王、神父，等於無父無君，悖理敗倫。教化民德大壞，以致忘本而無忌憚。入教的婦女與男子齊集一堂，禮拜誦經。婚嫁悉由自願，不經媒妁，不拜天地。甚至傳說神父常藏少婦，新婚初夕，神父與新婦共宿；終身不嫁的修女，亦須承倚神父。可謂廉恥道喪，人倫澌滅。育嬰堂收養孤兒，目的在挖眼剖心，用以製藥。開設醫院、學校及救災卹貧，亦係別有用心。凡此誤解，清初的反教者已屢屢言之。道、咸年間信以為實者尤眾。
一般人民仇教的最大原因。為教士的橫行霸道，教民助紂為虐。一八七〇年曾國藩的一段扼要解釋，足可說明個中內情，不過他漏掉賠還教產之事。他說：「天主教屢滋事端，……但求教民之眾多，不問教民之善否，其收入也太濫，故從教良民甚少，莠民甚多。詞訟之無理者，教民則抗不遵斷，賦役之應出者，教民每抗不奉公。教中犯案，教士不問是非，曲庇教民，領事亦不問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互鬥，平民恆屈，教民恆勝。教民勢焰愈橫，平民憤鬱愈甚，鬱極必發，則聚而卒思逞。」總署復從法使之請，凡祈神賽會、修廟、演戲、建蘸，教民免予攤派，更令百姓憤嫉。教士外出乘坐轎輿，盛陳儀衛，布列銜牌，自稱欽命，儼然是方面大員，一樣為他們所厭憎。
來華歷史較短的新教士行事，與天主教士不同。他們為數不眾，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不足二百人，七十年代，為數四百餘人，仍集中於通商口岸，側重文字宣傳，信徒約有數千。一八六六年，英國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創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為新教開一新紀元。他個人生活儉樸，刻苦耐勞，組織不分派別國籍，十年之間，浙江、江蘇、安徽、江西均有會所，漸及其他各省，教徒增至一萬三千人。
民教衝突之事，自一八六一至一八七〇年，十年之間，不下數十起，遍及十餘省，幾悉與天主教有關。以貴州、江西、四川、天津諸案為最嚴重。貴州主教初一到達，即與官府分庭抗禮，時坐大轎，僱用鼓吹，招搖過市。提督田興恕少年氣盛，通諭地方官痛斥教士，命稽查驅逐，最好藉故繩之以法。一八六一年，時有教堂被搶，教會、學堂被焚，教民遇害。次年，又以教民不參加祭賽，法國教士一人及教民四人被殺。法使向總署抗議，英、俄助之，要求嚴懲田興恕，賠償謝罪，限期答覆，否則將自行辦理。恭親王認為事關國家體制，只許賠償，不能抵命。交涉四年，終於將田興恕發往新疆，充當苦差。
江西的法國主教，自稱總理江西教務，全權大臣，巡撫升炮開中門以迎，教民借勢鴟張。一八六二年，南昌府試，童生搗毀教堂、育嬰堂，法使以絕交開戰相威脅。巡撫沈葆楨謂傳教並非用兵，不可以力屈人，須以信服人，「若謂懾之以兵力，期收效於旦夕，則匹夫不可奪志。……勸人為善者當不出此」。最後賠償了事。
一八六三年四川重慶天主堂醫院、學堂被毀，教民數十人被殺，起因是法國主教強指寺院為教產。結果川東道撤職，四川總督、成都將軍議處，賠款十五萬兩。一八六五年四川酉陽法國教士被毆而死，法使聲言，將派兵船入川，總督允懲兇、賠款。同年又以賠還南京天主堂不遂所願，法使警告恭親王，倘不如所請。即行絕交，「清朝國祚勢將不保」，恭親王只有照允。一八六八年、台灣天主堂及英國教堂被毀，英海軍砲擊安平，殺傷官兵二十餘人，並勒索兵費。江蘇揚州天主教育嬰堂及內地會教堂被毀，上海英領事不俟查辦，率領兵船脅迫兩江總督曾國藩，承認其全部要求。一八六九年，發生第二次四川酉陽案。鄉團與教民互鬥，團民死者一百六十餘人。法國代辦羅淑亞（J.de Rochechouart）又以絕交開戰相恫嚇。接著貴州遵義天主堂被毀，毆斃法國神父一人、北京雖命湖廣總督李鴻章前往處理，羅淑亞仍率兵船溯江而上。李鴻章在重慶將酉陽教案主犯正法後，趕返漢口，續將遵義教案議結。同年，英軍殺害潮州鄉民六十九名，焚燒民房四百餘間，此事雖與教案無涉，而給予中國朝野的反感則一。在此不斷的刺激與壓迫下，不惟保守的醇郡王奕譞（一八四〇至一八九一）、大學士倭仁力主對外備戰，開明的恭親王奕訢亦說羈縻不可常恃。翌年，軒然大波又起於通商口岸、京師門戶的天津。
一八七〇年春夏之交，天津時有小兒走失，天主教仁慈堂的幼童又常有死亡，謠言係遭謀害，剖心挖眼，用以製藥、煉銀，被捕拐匪復供稱受天主堂指使。於是民情洶洶，六月二十一日，包圍天主堂。法國領事豐大業（HV Fontanier）面詰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咆哮不遜，開槍示威，打毀器物，憤憤而去。途中槍傷天津知縣隨從，致被毆斃。法國領事館、教堂慈仁堂被焚，法人及俄、比、英、義人十餘人被殺。
一向橫蠻的法國代辦羅淑亞立召軍艦前來，要求嚴辦首從各犯，各國公使亦聯銜抗議。詔命直隸總督曾國藩持平辦理，並將天津地方官議處，派崇厚為出使法國大臣。醇郡王奕譞則謂津民宜加撫循，地方官勿輕更動，海防應密籌，住京洋人宜密察。曾國藩立意不與法國開釁，力辯洋人挖眼剖心之誣，出示查拿兇犯，修葺教堂，嚴禁滋事，並將天津知府、知縣撤任。於是京內外議論紛起，斥其偏護洋人。
中樞雖亦欲保全和局，惟仍囑曾國藩勿失民心，同時命沿江沿海戒備。羅淑亞堅持將天津府、縣及涉嫌的某提督正法，法軍艦即直駛天津。北京亦不得不調兵遣將，召李鴻章克日率部北來，情勢至為緊張。時普法戰起，羅淑亞的氣焰一挫，各國復恐普、法之爭波及東亞，均希望津案速結。旋以曾國藩舊病復發，調為兩江總督【註：曾國藩原已患病，至是以內外交迫而轉劇，自謂「內慚神明，外愧清議」。兩江為湘軍的勢力範圍，原任兩江總督馬新貽與湘軍無何淵源，一八七〇年八月被刺而死，復命曾國藩任之，一八七二年三月卒】，以李鴻章繼為直隸總督。九月，李鴻章到天津，十月，將天津府、縣發往黑龍江效力，滋事人犯二十五名處死，二十五名軍流，賠償法國損失二十一萬兩，撫卹二十八萬兩，崇厚赴法國謝罪。
總署成立以來，所遭遇的棘手問題，雖一一解決，而十年以來所恃的對外講信修睦方針，並未收到預期成效。外人有心相暱之說，不全可信，所謂對華聯好政策，一遇實際交涉，即置之腦後。中國自強運動，不僅不能仰賴外人的同情支助，反使保守派振振有詞。總署懲前毖後，於一八七一年擬訂一教務章程，包括停止或限制教堂收養孤兒，祈禱時不應男女混雜，教士不得干預公事，教民滋事，曲直由地方官憑斷，教士不得任意遨遊，信教者須查明身家，教士與地方官往來應守禮節，舊有教堂不得任意索還。但英、美、法均不同意，民教衝突依然不息，各國的侵略亦日甚一日。
二、日本吞併琉球與進犯台灣
日本與西方接觸遲於中國十二年。鴉片戰爭給予中國的挫辱，是日本的前車之鑑，漸知何去何從。其購置機器、兵船，仿造槍砲、鐵路，派人往西洋留學，均較中國為早。初志雖在自衛，而中國的內外危機與積弱不振，迅即重啟其對華野心，實現十六世紀豐臣秀吉的夢想。第一步為取得通商之權。馮桂芬早已注意到日本的發憤為雄，李鴻章初至上海，對於日本的新政即頗表欽慕，或係受馮的影響。一八七〇年，日使柳原前光以商訂條約為名，前來天津。時李已任直隸總督，天津教案甫了，柳原說以中、日最為近鄰，同為西方所迫，理應通好，同心合力。李為所動，欲「推誠相待，縱不能倚為外援，亦可稍事聯絡」，遂允與妥議，柳原留下約稿而歸。一八七一年，日本全權伊達宗城與李續談，所請事項，均係比照西方國家成例，謀取得一切特權。雖是美國駐日公使德朗（C.de Lony）的教唆，亦為日本的希望。經一再駁辯，九月十三日，條約簽字。值得注意的為兩國所屬邦土，不可侵越，這是李鑑於歷史上日本的對華行為，預事防制，特別是為保障朝鮮。二為兩國互相關切，若他國有不利於中、日之舉，彼此相助，或從中調處。此即柳原所說的兩國合力，以抗歐美之意。三為兩國人民詞訟，由領事各按本國律例審理，互享治外法權。四為關稅各照本國則率。五為兩國人民不得進入內地買賣貨物。事後日本以未能得到利益均霑及領事裁判權，大為不滿。第二年即要求改約，李責其無信。遲至一八七三年，日本以別有企圖，始行互換。李鴻章一生簽訂了許多條約，第一個即是中日條約。
日本向外擴張的對象，為陸上的朝鮮及海上的琉球與台灣。首先被其併吞的為琉球。琉球臣屬中國已五百年。十七世紀初，一度為日本屈服，但仍入貢於明、清。一八七一年琉球船隻遭風飄流，難民數十為台灣生番所殺，福建督撫立即查辦，遣送生還琉民回國。日本決心生事，翌年冊封琉球國王，進而窺伺台灣。一八七三年，外務卿副島種臣以換約為名，親自來華，試探清廷態度，美使德朗為他策劃，並介紹熟習台灣情況的前美國廈門領事李仙得（Le Gender）為隨員。副島並不正式行文，僅由副使柳原前光向總署口頭提出琉民遇害之事。總署答以琉、台俱屬中國，不煩日本過問，生番原為化外，未便窮治。柳原謂將自行問罪，總署重加剖辨，柳原未再深論。正如李鴻章所說，「彼蓋預懷奸計，姑以游詞告詢，口說無憑，為日後狡賴地步。」
日本一面實行南取琉球，一面計劃西侵朝鮮，即所謂「征韓論」。大臣中的緩進派，認為朝鮮情形複雜，主張慎重，急進派西鄉隆盛憤而辭官。政局杌隉。為要安定內部，決先進兵台灣。一八七四年四月，西鄉隆盛之弟西鄉從道為「台灣番地事務都督」，率兵三千六百人，於是年五月七日登陸台灣南端，實行襲擊。番人勇猛抗拒，日軍肆行焚殺，等於不宣而戰。清廷抗議之外，特命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楨前往部署沿海治防，調淮軍六千入台。日本亦準備大舉動員，一時劍拔弩張，但雙方各有顧忌。其在清廷，新疆問題爭待處理，李鴻章雖稱以「中國兵將之眾，斷不畏彼（日本）三四千人」，但「利器勁兵，難遽備集」，海防尤為脆弱。其在日本，改革伊始，內部意見紛歧，駐日英使巴夏禮一再詰詢，美使德朗亦感事態複雜，臨時禁止美人協助日軍，不准美船受日僱用，在台日兵傷病死亡五百餘人，中國大軍正在集中，日本自不得不再作考慮。
沈葆楨負有籌防、談判的雙重使命，而以談判為先。到台之後，即派員與西鄉會議。日本政府於出兵之時，已派柳原前光為首任駐華公使，故意散播謠言，謂日軍將進犯天津。李鴻章明知是虛聲恫嚇，希望中國速就和議，對柳原「嘻笑怒罵，厲聲詰責」，斥其「一面發兵到我境內，一面叫人來通好，口說和好之話，不做和好之事」。他請總署不必遷就，「沿海兵力兵餉，雖無必勝把握，日本亦未必遂能得志」。因之柳原與總署的談判，亦無結果，關鍵在於兵費。九月，日本續遣特使內務卿大久保利通前來，依然不協。英、美均不欲中、日決裂，分勸李鴻章及總署懲兇撫卹。十月十日，大久保發出最後通牒，同時浼英使威妥瑪斡旋，總署讓步，協議成立。一為承認日本此次行為為「保民義舉」，無異承認琉球屬於日本；一為賠款五十萬兩，無異宣布中國怯懦畏戰。李鴻章亦云，「未免微失優柔，稍損國體，漸長寇志」。
一八七五年，日本實行佔領琉球，不許再向中國入貢。琉球遣使至福州乞援，福州督撫與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均主向日本理論，否則各國將謂中國無力庇護屬邦，日本將更圖朝鮮，台灣亦難得安。李鴻章則說如為琉球「區區之貢」，與日本威力相角，「非惟不暇，亦且無謂」。一八七九年日本改琉球為沖繩縣。適美前總統格蘭忒（MS Grant）來華遊歷，恭親王、李鴻章明瞭日本所恃的為美國，請他調處。格蘭忒勸與日本分有琉球，不可對日失和，應亟求自強，能自強，日本即不敢生心。到東京後，亦勸日本勿訴諸戰爭，以免引起歐洲干涉。傳說他想促成中日同盟，只是揣測之詞。事後日本向李鴻章提議，琉球南部可歸中國，惟須修改中日條約，允日本享有西方國家所有特權，不僅仍要併吞琉球，並欲加緊侵略中國。李雖然拒絕，總署以中、俄伊犁交涉方急，日、俄有勾結之說，恐拒之太甚，日必結俄益深。且利益均霑諸款，各國修約均有明文，不得不對日讓步，遂於一八八〇年十月與日使擬訂了一個草約。但是廷臣議論紛紛，不以為可。李鴻章亦力言琉案不當與條約混為一談，俄事關係全局，「與其多讓於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則我既失之於倭，而又將失之於俄；何如稍讓於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懾日」。這是他的聯俄制日政策的初次流露。他又說中國宜及時自強，俟水師練成，日人囂張之氣，自可稍平，目前可採支展之法，專聽俄事消息。於是草約作廢。俄事甫了，朝鮮問題繼起，中、日爭點轉移，琉球卒為日有，但始終未獲中國承認，成了懸案。
三、中英滇案與煙台條約
元、明之時，緬甸北部已隸中國版圖，清代全境臣屬，列為貢國。自英國的勢力進入印度後，東圖緬甸，北窺西藏。十九世紀的二十年代，開始對緬甸尋釁，緬甸割地賠款。一八五二年再度用兵，奪據下緬甸及仰光，進而覬覦雲南，有建築自仰光至雲南鐵路之議。一八六八年派人探測路線，時值全滇大亂，僅到了滇西騰越，但來自越南法國的探測隊則深入雲南腹地。英國為與之競爭，一八七四年，組成一支約二百人的探測隊前來，由柏郎（H.Browne）率領，北京英國公使命翻譯馬嘉理（Augustus
R.Margary）取道湘、黔赴滇、緬邊境相迎。回亂期間，杜文秀曾與英人交往，此時滇西秩序仍未大定，雲南巡撫兼署總督岑毓英素惡英人，對於此次英人之來，頗有戒心。馬嘉理過騰越不久，參將李珍國受岑的指使，與當地士紳共謀阻止。一八七五年二月二十一日，馬嘉理自緬境折返，行抵蠻允遇害，柏郎退回八莫。
自一八六八年中英修約不成，威妥瑪正待時而動，至是乘機要挾，提出六項條件，三項均與馬嘉理事件無涉，性質甚為廣泛，為總署所拒。威妥瑪以絕交相威脅，赫德亦說英軍將進往滇邊。總署鑑於日軍侵台之事，深懼再起兵端，命湖廣總督李瀚章赴滇查辦，威妥瑪派參贊格維納（TG Grosvenor）前往。威妥瑪知總署諸事取決於李鴻章，因向李轉施壓力，痛斥總署顢頇，必須整頓，並將要求範圍擴大，包括派員赴英謝罪，岑毓英革職議處，訂定滇緬貿易章程，妥議稅則，否則滇案交印度總督辦理，各口通商事宜交水師提督辦理，停納關稅。這時英海軍已向煙台集中，總署大為震怖，派郭嵩燾為出使英國大臣，責岑毓英辦理遲延。岑毓英拘捕滇邊夷人十五名，指為凶犯，將李珍國等撤職，岑亦以母喪解任。威妥瑪定要將岑提京審訊，並須增開口岸，劃定洋貨免徵釐金地界。總署不肯全允，威妥瑪下旗出京赴滬，決裂似在眼前。時為一八七六年六月。
威妥瑪的暴橫，不惟使清廷難堪，亦為各國公使所不直。總署以海防空虛，中、日朝鮮及中、法越南交涉已起，左宗棠的西征正在進行，因囑赫德赴滬調停。英政府亦以土耳其問題緊張，欲早了滇案，無意定要訴諸戰爭。八月二十一日威妥瑪與李鴻章在煙台續談，幾經波折，終於在九月十三日將條約簽字。條約計分三端：一為昭雪馬嘉理事件，包括謝罪賠款（二十萬兩）及商訂滇、緬通商章程；二為優待往來，包括妥定各國公使領事與中國官員往來禮節及各口岸承審章程；三為通商事務，包括租界內免收洋貨釐金，開宜昌、蕪湖、溫州、北海為口岸（重慶俟輪船到後再議），長江六處地方准輪船停泊、上下客貨，入口鴉片於售賣時完納稅釐，至應抽釐若干，由各省酌辦。附款為允英國派員入西藏探路。除提審岑毓英一事外，威妥瑪一一如願。法、俄、德、美等國對於此次中、英交涉，時在密切注視中，頗惡威妥瑪的專斷。約中二、三兩端復涉及他們的利害，尤不滿洋貨免釐之僅限於租界。英國政府及印度總督對於抽收鴉片釐金一款，極為反對，中國雖立即批准煙台條約，英國則要求修改。直至一八八五年七月，中英續訂專條，規定進口鴉片除百斤正稅三十兩外，加繳釐金八十兩，英國始將煙台條約批准。
四、中俄伊犁交涉
新疆伊犁叛亂發生之後，清廷曾乞援於俄，為俄所拒。及阿古柏勢張，俄使詰詢總署，能否剋期肅清，聲言不能坐視。侵佔領土及擴大陸路通商是俄國對中國的一貫政策，清廷雖於貿易、邊界方面，給以若干利益，它並不以為滿足；一八七一年七月，實行佔領伊犁。伊犁為經濟、軍事要地，據有伊犁即可控制新疆。總署商請交回，俄人推拖不允。左宗棠西征之時，交涉再起，俄人答以俟北路底定，即可歸還。迨阿古柏失敗，俄人不僅食言，且多方挾制，屢次嗾使逃入俄境的白彥虎與中亞回入寇，以轉移中國對伊犁的注意。
在中俄交涉期間，一八七八年春，俄使忽而返國。清廷不得已，派崇厚前往俄京，與俄外務大臣格爾斯（MN de Giers）會議。崇厚參與過英法聯軍之役的交涉，擔任過三口通商大臣，出使過法國，又做過總署大臣，具有十餘年的外交經驗，但庸懦無能，於俄情及新疆形勢皆無所知。一八七九年三月，俄方提出商務、賠款、分界三事，將中俄一隅問題，擴大為全面交涉。總署認為不能接受，特別是分界一事。但崇厚竟於十月二日在裏海附近的里發的亞（Livadia）擅自與俄人訂約。按照這個條約，第一，伊犁西境及南境要地盡為俄有，伊犁成為彈丸孤注；第二，俄人得於蒙古、新疆無稅貿易，自嘉峪關至西安、漢口，張家口至通州、天津往來販運，另設置領事七處；第三，俄船可航行松花江；第四，償款五百萬盧布（約二百八十萬兩）；第五，改定塔爾巴哈台界址；第六，承認已入俄籍的伊犁人。中國所得的僅為伊犁空城，朝議大嘩。詔命左宗棠、李鴻章籌議。李謂我若先允後翻，兵釁一開，將來俄所要求，勢必更苛，日本或將俟機而動，主待換約之時，再酌議更改。左的意見不同，謂俄人不踐交還伊犁前言，庇匿叛逆（白彥虎），已無信義可言，「武事不競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茲一矢未聞加遺，乃遽議捐棄要地，饜其所欲，……目前之患既然，異日之憂曷極！」應先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次決之以戰陣，堅忍而求勝。
左、李對西北問題的看法一向相反，中央則每同意左的主張。一八八〇年一月，將崇厚革職拿問，否認里發的亞條約。俄代辦提出質問，各國公使亦認為不應懲處崇厚，繼起抗議。清廷不為所動，進而定崇厚以死罪，同時左宗棠出駐哈密，作武力規復伊犁之計。號稱「清流黨」的張之洞輩尤為激昂，隱為主持者為軍機大臣李鴻藻。總署大臣沈桂芬曾保崇厚使俄，為脫身計，從而附和。俄人自不示弱，亦增兵中亞，並遣兵船東駛，集結日本，盛傳俄、日相結，侵擾沿海、東北，直趨京畿。
清廷並無求戰之意，在懲處崇厚的同時，改命出使英、法大臣曾紀澤赴俄，商請改約。曾紀澤通曉時事，不主用兵。關係最大的為歐洲國家的態度。英使威妥瑪恐中、俄一朝啟釁，英國在華與在印度的利益將蒙受影響，曾有心加強中國的防禦力量。英政府不欲直接加入，惟願從中調解，不得已時，英人可以私人資格參加中國軍事。德國以為中、俄失和，雖可削弱俄國對歐洲的壓力，然亦可能予英國以在華漁利的機會。法國為對德問題，不欲俄為亞洲之事所牽，因之德、法兩使與威妥瑪均向李鴻章勸告和平了結。李自無異議，兩江總督劉坤一亦一力支持，親向總署陳說，崇厚的罪名遂獲撤銷。另一關鍵人物為前常勝軍統帶戈登。戈登時在印度，應赫德之邀東來。赫德的動機所在，眾說不一，不過事前確得總署及李鴻章同意，戈登自稱此行目的為勸和而非助戰，倫敦方面亦謂可假手戈登使北京主戰派就範。戈登先晤李鴻章，繼向總署及醇親王勸和，謂如果開戰，俄軍可能於兩個月內佔領北京，勢須遷都內地，採游擊戰術，作長期抵抗，結果清的政權必不能保，外人久有李鴻章可取代清廷的說法。此時復盛傳俄人有擁李牽制的陰謀，慈禧以下，不無戒心。戈登離華不久，即召左宗棠入京，表面上仍說備戰，實際已決定言和，或與對李的謠言有關。時為一八八〇年八月。
俄在遠東的兵力有限，徵調運輸困難。左宗棠的軍威方盛，戰爭一起，勝負之數，固不易言，英國態度尤堪顧慮。俄、土戰後，俄國外交陷於孤立，國庫匱乏，如戰事延長，支援實感不易，中國既願轉圜，大可乘機多索賠款，樂得順水推舟。八月初，曾紀澤開始與格爾思談判。曾所重視的為界務，對兵費、商務表示遷就，這正是俄方意之所在，不過初時仍多方刁難。德使巴蘭德（M.Von Brandt）明告李鴻章，如他事能令俄滿意，界務即易商改。時中、日琉球一案未了，中、法越南之爭已起。美國又有排斥華工之事，清廷苦於招架。曾紀澤乃舍伊犁西境不提，專爭南境，因為南境為通往天山南路的孔道。十二月，大致議定。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條約畫押，與原約不同之點，一為收回伊犁以南特克斯（Tekes）河一帶之地；二為西路俄商販運，至嘉峪關為止；三為取消俄船航行松花江；四為願入俄籍的伊犁人遷入俄境；五為賠款增為九百萬盧布（約五百萬兩強）。憑藉外交收回了部分領土，總算難能可貴，曾紀澤的聲望亦為之提高。
中國經營天山南北路，歷時已二千年，清平準部、回部亦一百三十餘年，但依然為特殊區域，僅於北路設治。十九世紀前期，西北史地引起學者注意，魏源主增設郡縣，龔自珍建議別立行省。左宗棠同此意見，一八七七年進軍南路之時，曾奏請實施。一八八二年，伊犁實行交收，清廷從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劉錦棠之議，改新疆為行省，歸陝甘總督兼轄。又二年，以劉為巡撫，新疆名副其實地納入中國版圖。
五、朝鮮問題－－日本向大陸擴張
十三世紀以來，朝鮮已為中國藩屬。十六世紀末，因日本入侵，明朝兩度派兵赴援。到了清朝，照常入貢，而於西方國家則無接觸。一八三三年，英船試來通商，地方官告以朝鮮為中國臣屬，藩臣無外交之義，予以拒絕。一八六三年，朝鮮國王李熙的父親大院君李昰應執政，殺戮潛來的天主教士。一八六六年，法國派軍艦問罪，無結果而去。美國久欲開放朝鮮，亦以商船被毀，水手遇害，兩次對朝鮮用兵，均未得手。首先打開朝鮮門戶的為壤地接近的日本。明治維新後，日本致書朝鮮，要求訂交，朝鮮以其款式不合，置之不理。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三年，日本再來訪，連遭拒絕，征韓論大起。所顧慮的為中、韓關係，此為副島種臣來華目的之一。
總署於法、美的對韓行動未加聞問，此次對日的答覆，復稱朝鮮雖為中國屬國，但對其內治外交，向不過問。朝鮮對日原乏好感，大院君更惡其效法歐、美，侵擾朝鮮的法國軍艦又多來自日本，下令斷絕日本交易，日本主張征韓者，益為有辭。中日台灣事件以賠款結束，日本對中國愈為輕視。一八七五年測量朝鮮海岸的日艦，遭受砲擊，日本即出動海陸軍相威脅，命駐華公使森有禮通知總署。總署引據中日條約，謂「兩國的所屬邦土，不相侵越」，加以駁斥。森有禮謂朝鮮為獨立國，與中日條約無關。李鴻章為息事寧人，主聽朝鮮自決。朝鮮國王李熙時已親政，懦弱無能，閔紀干政，與大院君為敵，一反大院君所為。一八七六年與日本訂立江華條約，允日本駐使通商，訂明朝鮮為自主之國，否認了中國的宗主權。日本聯結親日派，即所謂開化黨，與大院君的親華派即所謂事大黨對抗。
日韓爭執告一段落，清廷從李鴻章請，設置出使日本大臣，希望對日加強聯繫。森有禮曾和李論及俄國對東亞的野心，中日應合力應付，李頗有意。日本得寸進尺，接著即吞併琉球。中國朝野認為對韓政策必須改變。日韓訂約前，郭嵩燾即主中國負起處理日韓爭端之責，命朝鮮與各國交往。一八七七年，李鴻章勸朝鮮與英、美立約，至是續行進言，用以敵制敵之策，作箝制日本之術，兼備禦俄人。一八八〇年，紛稱俄將奪朝鮮，李再度開導，朝鮮始幡然變計，答應遵辦。
第一個與朝鮮建交的西方國家為美國。日、韓訂約後，美國大感興奮，以為朝鮮開港有望。一八八一年，美水師總兵薛斐爾（RW Shufeldt）得日本介紹，至韓交涉不遂，轉請李鴻章斡旋。李認為美、韓如立一平善條約，既可杜日本覬覦，又可據以與他國訂約，囑朝鮮派員來津商議。次年約稿在津議就，再由薛斐爾與朝鮮全權在仁川簽字，馬建忠代表中國監臨。李原望將朝鮮為中國屬邦字樣列入約文，薛斐爾不允，訂約後改由朝鮮另備照會聲明。同年，英、德依同一方式與朝鮮立約，一八八四至一八八六年，義、俄繼之。各國對朝鮮為中國屬邦的照會，均未置答。美國在漢城設置使館，以示兩國平等，日本十分欣慰。
朝鮮自閔妃當權，態度傾向日本，大院君失勢，用事的閔妃親族多貪，加之國用不足，軍餉積欠十餘月。一八八二年七月京城（漢城）駐軍受大院君鼓煽，殺執政大臣及日人，進犯王宮，焚日本使館，是為「壬午（一八八二）事變」，日本立即出兵。時李鴻章丁憂，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採馬建忠及幕府薛福成之議，派提督吳長慶率淮軍三千人會同馬建忠、丁汝昌所率三兵船趕往，隨員有張謇、袁世凱。吳長慶到後，先逮捕大院君，再剿平亂黨，韓局大定。此事如由李鴻章處理，未必如此果決。張謇告朝鮮某官云：「此次之師，賴李相不在，張公得以出力。」
中國在軍事方面雖稱成功，外交上則殊為失著，仍聽朝鮮與日本直接交涉。八月，日韓訂立濟物浦（仁川）條約，朝鮮允懲兇謝罪、賠款，並許日本駐兵保衛使館，擴展商務，內地遊歷。李鴻章為確定中韓關係，十月，與朝鮮訂立貿易章程，明定朝鮮為中國藩封，委派總辦朝鮮各口商務委員，駐紮漢城。這時各方意氣至盛，張謇代吳長慶擬朝鮮善後策，主改朝鮮為郡縣，或置監國，或置重兵，改革朝鮮內政，為練新軍，出師規復琉球。清流黨翰林院侍讀張佩綸有相似的建議，請迅練水陸各軍，以備東征日本，派員管理朝鮮外交，代為購械練兵，以軍艦駐守仁川，防護朝鮮海口，並令吳長慶箝制駐韓日軍。給事中鄧承修且主集中南北洋艦隊向日本問罪。李鴻章不以對日決裂為然，亦不贊成改朝鮮為郡縣或置監國，但於其他意見幾均逐一採納，除與朝鮮訂立商約外，復代聘前德國天津副領事、曾任職中國海關的穆麟德（PG von Mollendorff）襄理朝鮮海關，兼外署（統理衙門）協辦，撥贈槍砲，派員教練韓軍，實際負責人為袁世凱。
袁世凱（一八五九至一九一六）為河南項城人，早歲在故里及南京已習知軍事，又居北京數年，洋務時政亦頗留心。因考試不第，一八八一年，前往山東登州投靠他的父執吳長慶，從張謇受業。因張的推介，隨軍援韓，表現甚佳，膽識不凡，敢作敢為，大得吳的賞識，韓人亦另眼相待。韓亂甫定，他即勸朝鮮練兵，朝鮮國王亦頗樂從，有意請他主持。一八八二年十一月，李鴻章正式委以此項任務，計兵丁千人，一個月已見成效，時袁二十四歲。
中國在朝鮮的影響力日增，日本與親日派的忌恨日深。朝鮮君臣初尚對中國存敬畏之心，久則漸起不滿之意。一八八四年吳長慶及所部半數，以中法關係緊張，奉命調防遼東半島，留韓三營由總兵吳兆有統率，袁世凱副之，名義為總理營務處，會辦朝鮮營務。同年中法戰爭擴大，中國失利，駐韓日使加緊勾結親日派金玉均、朴永孝、洪英植，煽惑國王李熙，說是中國行將崩潰，朝鮮欲圖改革獨立，正為其時。李熙的態度動搖，思稱雄自主。駐韓日使與親日派密謀舉行武裝政變，袁亦嚴行戒備。
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四日，政變發生。日軍佔據王宮，親日派奪得政權，親華派大臣多人遇害。袁世凱立即率軍彈壓，以美、英、德使領勸暫緩進攻，朝鮮大臣為了國王安全，亦有顧慮。第三天，情勢愈為險惡，袁即進王宮，擊敗日軍，中日各傷亡數十人，洪英植被殺，日使出走，使館焚毀。是為「甲申（一八八四）事變」。
中國恐事態擴大，中樞密諭李鴻章切勿與日生釁。本此原則，李與赴韓查辦的吳大澂商定派丁汝昌率兩快艦先往，命袁不得妄動。日本軍人高唱「膺懲清國」，法、美從中慫恿，日本政府當局則決定利用中、法戰爭，以談判方式與朝鮮解決，不追究事變責任，不許中國過問。一八八五年一月，日韓訂立京城條約，朝鮮對日謝罪，撫卹傷亡日人，賠償損失。一如壬午事變，中國在軍事上一時佔了上風，外交上不敢向日本明白詰問，含糊了事。更大的失策為中日天津條約的訂立。
日本對韓策略，自始即為將中、韓分開。京城條約既訂，趁中、法戰爭尚未結束，特遣伊藤博文來華，與李鴻章在天津會議，要求中國撤兵，懲處營官，補償日本民命財產。李於伊藤未到之時，已考慮共同撤兵問題，表面上爭辯雖烈，實無關宏旨。一八八五年四月十八日，天津條約簽字，中、日駐兵一律撤回，兩國均不派員教練韓軍，由朝鮮選僱其他外國武弁擔任。將來朝鮮若有變亂，中、日如須派兵，應先互相知照，事畢撤回。李之所以同意撤兵，一以越境遠戍，操縱難盡事宜。二為駐兵本為防日，日兵既撤，中國已無再留兵必要。三以約中有先互相知照的規定，將來日如用兵，可隨時為備，不虞其潛師突襲，即他國侵佔朝鮮，中、日亦可會商互援。他忽略了中、韓關係與日、韓不同。有了這個條約，無異承認日本的在韓地位，並束縛了中國的行動。他又認為伊藤無意吞併朝鮮，日本的富強尚須十年內外，係中國的遠患，非目前之所憂，中、日暫可相安無事；中國如及時自強，朝鮮可保。但是中國致力於自強已二十餘年，日本僅十餘年，今後十年中國的成就能否超越日本，恐李亦無把握。他於伊藤的雄心，缺乏認識，甚至希望與日本併力以抗第三者對朝鮮的侵略，始終不忘「以夷制夷」，結果反為日本所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