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英到底是暫時撿回來一條命。
等待這個涉嫌集資詐騙3.8億余元浙江女子的戲碼，仍舊是刀下留人的老橋段。各界數度請命，公眾輿情沸騰，中國最高法院拖迭日久之後，最終未核准吳英死刑，且發回浙江重審 ，同時表示“該案一審判決、二審裁定定性准確，審判程序合法。吳英歸案後如實供述所犯罪行，並供述了其賄賂多名公務人員的事實，對吳英判處死刑，可不立即執行。 ”吳英活命，這似乎也是各個集團博弈之下的最大公約數。姑且不論為吳英請命的各路意見，即使認定吳英行為是“龐茲騙局”的經濟學者薛兆豐主張“愛市場就不能放了吳英”，也認為吳英可不必殺。
真要吳英死的，擺上台面的，似乎無非是傳言中聯名上書的十幾名東陽官員。事實上，也正是他們這一無法徹底証實的行為，使得自身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之中”，無意中將吳英推向了特權（官員）的對立面，贏得了無數輿論同情。
在此，不由得想追問一句，為什麼那麼多人要吳英活著？為什麼大家那麼關心吳英？這或與吳英的性別有所關聯，更於時代症候難脫關系。無論江浙的“抬會”還是尤努斯格萊珉銀行模式中，我們都看到女性在民間金融中的比重之高，譬如以“集資詐騙罪”處死的“小姑娘”杜益敏之類。
反觀吳英，這位曾經的80後“東陽富姐”，其野心與才能，其發家與敗落，其抗爭與無奈，其哀愁與苦澀，諸多特質正好與僵化而顓頊的體制弊端一一對立起來：一介弱女子與強大公權力的不對等博弈，不正好是當下集體心態的一種絕佳映射麼？這一對比，猶如一堵堅硬的高牆和一隻撞向它的蛋區別，你會選擇站在哪一邊？
同樣，這也是這個時代的有力速寫。中國改革三十年，規則尚在確立之中，灰色地帶無處不在，人人或都有“原罪”，每個人在將來都可能成為吳英，留吳英一線生機，也是挽留這個時代岌岌可危的安全感，也是為將來留一份希望。
中國社會正在加速轉型，無論先富起來的還是尚在脫困的人群，二者的安全感，其實並不因金錢多少而有本質不同，對吳英案難免充滿十足代入感——難怪在民營企業家雲集的亞布力論壇內外，張維迎、任志強、王巍等人呼吁“拯救吳英就是拯救我們自己”，成一時悲情口號。
吳英運氣不差，至少比起沈大福之類。如今沒有多少人記得沈太福，這個90年代民間集資潮中呼風喚雨的民營企業家。他八十年代下海，後以節約用電“調速電機”起家。這在當時可謂一個商業創新，但缺乏銀行融資，其資金來源主要依賴民間集資。
沈本人的長袖善舞，其公司成長的同時也鋪就了不少官商關系網，生意也因此風生水起，其所創立的北京長城公司成為當時中國最為熱門的高科技公司﹔可惜好景不長，伴隨著中央收緊民間融資，沈太福的輝煌毀於一役，最后定罪甚至是貪污和行賄——今天看來不乏荒謬，北京長城公司本來就是沈太福頂著集體企業名號創立的私人公司。
時代不同了，悖謬年代淒然死去的沈太福成為過去式，但今天還有吳英。“集資詐騙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等名目，仍舊是今天的“投機倒把罪”，斥之為“惡法”並不為過，成為懸在民間頭上的達摩斯之劍，隨時即可致命。
中國企業家長期游刃於市場與政府之間，其間不少處於違法與合法的地帶：如果嚴格以過時的法律執法，不過是使得多數人處於違法境地﹔而選擇性執法，又使得權力可以濫用生殺予奪之便。具體吳英行為的定罪，可以商榷之處不少，將吳英簡化為企業家精神代言人與中國版麥道夫都失之武斷，但不可否認，吳英案背景與中國金融抑制的制度因素難脫關系，這點筆者已有表述（《吳英生死》），簡而言之，在司法范圍內，即使承認惡法亦有其效應，但吳英至少罪不至死。
吳英的故事，少了鄧小平保護年廣久的傳奇色彩，但也趕上了變革的時代節拍，多了公共空間的介入，這是一個好的開始。一方面，民間企業倒閉潮正在倒逼體制改善，眼下各金融實驗區政策也不斷出台﹔另一方面，網絡時代也規避不少暗箱審查，使得吳英案得到媒體持續關注。最終，除了諸多名人以及網友的力挺外，還得到溫家寶總理在最後一次“兩會”記者會出台中的表態。
也正因此，最高法院駁回吳英死刑，首先看似回應了各界呼吁，值得肯定。但深究之下，其表態也充滿曖昧，這或是規則正在確立時代的普遍態度：最高法院一方面裁決吳英案發回與吳英案本身關系錯雜的浙江重申，同時又認定一審二審準確合法，這使得下一步的重審公正性令人質疑。
中國最高法院的死刑核准權力，曾經部分下放，導致不少問題，2007年起改為“死刑除依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的以外，都應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事實上，正是這一更改也使得吳英案出現轉機，這也向我們展示了當下中國司法權應歸中央的必要性，至少避免很多不可回頭的錯誤。
吳英免死之後，下一步如何？是秋後處置還是徹底重審？是個案特辦還是修訂法律？刀下能留人，自然也不錯，但是這樣的把戲也上演了幾千年，如果到今天還沒有一點進化，那麼難免令人沮喪。吳英案的意義，並不僅僅止步於吳英，而是關系每一個個體如何獲得免於恐懼的自由，公民的合理介入正是社會良性循環的開始﹔筆者也希望，藉此可以改善中國的民間金融地位以及現行滯后法律﹔吳英案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吳英從來不只有一個，比起個案的突破，更需要體制的重新規劃，這也與建構更有安全感的公共生活息息相關。
徐瑾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財經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