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不再如極權社會那樣殘酷，但處於驚人的平庸中，不關心精神生活。
他們去世的消息相繼傳來，激起的效果卻截然不同。人們熱烈地談論金正日這個殘忍、荒誕的暴君，卻對哈維爾吝於言詞，他比任何人都清晰與銳利刺破了後極權社會的迷霧。
這是五個月前的事了，我記得自己當初的失語。在表面上，這現象值得理解。談論蠢行是容易的，它令你輕易地站在道德與知識上的制高點，人人都可以嘲笑與詛咒「金家王朝」，它充滿快感、政治正確，不需要道德與情感上介入。而探討哈維爾，就意味著你要理解崇高、理解一整套哲學背景，它還讓你覺得自己生活的卑微。
這或許也象徵了中國社會的精神狀態，它處於一個不折不扣的「後極權社會」。這個社會不再如極權社會那樣殘酷，每個人都處於冰封狀態，被虛假的理想主義欺騙。但它處於一種驚人的平庸中，狂熱的理想已然散去，人們懷疑一切崇高，因為精神性的東西被否定，人們轉而成為物質的俘虜。而在一個物化的社會，所有的精神活動必然轉化成娛樂。很顯然，金正日的娛樂價值比哈維爾多得多。
這是人性的弱點，人們總跟隨人群，總趨利避害，總期望別人付出犧牲，自己搭載便車，也總安於某種惰性。在很大程度上，極權主義正建立於這種惰性與盲從。它許諾你一個包羅萬象的解決方案，告訴你明確的歷史進程，它通過一次次規模宏大的活動讓你置身集體中、忘記個體的孤單，它還通過無盡的運動與清洗，讓你充滿恐懼——害怕自己和別人不一樣，成為異端。於是，所有的個性都退隱了，每個人隱藏自身，成為一個巨大的國家機器上的平常齒輪。
接著，機器鬆動了，齒輪獲得了更大的自主性。集體主義失去光彩，恐懼也減弱了，長久被壓抑的慾望甦醒了。但這幻滅感、這恐懼的印記卻促成了某種畸變——所有對高尚的、公共的、精神的生活的渴望沉睡了，一種極度私利化、物質化的慾望則被前所未有地激發出來。
很多人讚美過這種慾望的覺醒，認定它是個人主義的先聲。他們也贊同政治上的消費主義，相信它是對所有極權的解構，似乎當你嘲笑了權力，權力也就瓦解了。
但我卻感到隱隱的不安。我從不相信，一個不關心精神生活、只在乎現實利益的人群能塑造一個美好的社會，我也不相信解嘲真的能瓦解權力。
倘若哈維爾說的沒錯，一個後極權政權最恐懼的是誠實，誠實將摧毀謊言，讓政治機器無法運轉。而能重建這個被損害的社會的力量是新的價值與意義。沉浸在荒誕中的人們是沒有力量改變的，而新的價值與意義能給人帶來力量。
而這兩者的前提則是真正的個人主義，這種個人主義源於一個人對自身身份的自覺，這需要他在歷史、社會方面有著廣泛與深入的了解，知道個體與時代背景之間的關聯。它同時需要你願意為自己信奉的價值付出代價，你不僅談論它，還實踐它。
在此刻的中國社會，我強烈地感到托克維爾對當年法國社會的感慨——人們不是熱愛自由，人們只是憎恨主子。這仍是一種奴隸哲學。而一個瀰漫著奴隸哲學的民族，怎樣能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
這是不是陷入了一種悖論。倘若你不改變政治制度，怎樣培育出公民文化、個體精神，但如果沒有個人精神的改變，所有的制度變化又只會是表層的。
北京正充斥著對於中國共產黨十八大的猜測，薄熙來的醜聞四處流傳。一切在發生變化，一切又似乎毫無變化。
在很大程度上，中國仍是一個看客式的國家，人們忙於嘲弄、詛咒別人，把責任寄望於更大的歷史變化，而自己不準備付出任何代價。這代價不是讓你上街抗議，呼喊人權與民主，而是一些細微的做法：你要關注精神生活，你要盡量拒絕謊言，你要談論哈維爾、而不僅僅是金正日，你要閱讀、而不是看那些愚蠢的連續劇，你要參加社區活動，要增加藝術修養。
健康的公民社會不僅要抵制政治權力壓迫，也要抗擊消費與娛樂的侵襲。那些被弱化成消費動物與滑稽者的人們，是無力改變時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