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反國教科運動」喚醒了沉默的港人，驚覺特區教育即將淪陷、核心價值將逐漸被蠶食，赤化的恐懼驅使大家齊齊站出來，在特區政府總部外的空地上，參與了歷時十天的抗爭行動。二十多萬市民自發地到來，沒有暴力、沒有破壞，自組物資組、糾察隊、急救組、清潔隊等，有條不紊地管理這個被冠名為「公民廣場」的集會場地，顯示着高水平的公民質素。
這場「反國教科運動」，最終迫使梁振英政府作出讓步，答允教育界取消本來強制成科的意圖，改為學校可自願設科，或沿用以往滲透入其他教學範疇的做法；亦把三年開展期取消。但梁振英始終不肯「撤回」這具政治任務的「國教科指引」，只肯把當中有關「國情」教育部份取出，然後重新修訂。陰魂不散的「洗腦」教育，隨時會趁市民反抗熱情退卻、警覺性消減時「借屍還魂」，鬼鬼祟祟地暗中推行。所以「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已進入抗爭第二波，繼續監察政府、監察學校，一有異動隨時準備戰鬥，絕不罷休。九一一的大學罷課，正是「大聯盟」的盟友「學聯」於大專界開展了抗爭第二波。
這場「反國教科運動」，不但凝聚了市民的共識、團結了群眾的力量，以和平抗爭形式向政府表達訴求，更提醒了大家，我們最有力改變政府施政的有效方法，始終要回歸立法會。剛完成的立法會選舉，泛民在地區直選整體得票達一百零三萬，較建制派的七十七萬多逾二十六萬票，雖未能因此奪得應有的議席，但顯示的正正是大眾市民的覺醒，要轟走「教育二十三條」、要監察政府，便要把支持我們反對「國教科」的候選人送進立法會，在議會內替我們延續這場公民抗爭運動。
在選舉期間已有二十多位立法會選舉候選人，答允他們當選後，會提出《私人條例草案》反對國民教育科。人民力量的候選人更稱，若政府不撤回國民教育科，當選後會考慮在立法會再發起拉布抗議，阻礙其他法案通過，以迫使政府永久撤回「國教科」。
「反國教運動」能牽動人心，正因為這是全港市民無人能倖免的議題，目的不但是守護孩子，而是捍衞特區的核心價值。事態發展至今天，已是一場全民運動。學校內外，有教師、學生和家長在奮鬥；議會外街頭上，有市民在努力抗爭；議會內有議員將發功，集眾人之力，裏應外合，我們必有成功的一天。
韓連山
自由撰稿人
王永平: 以國民教育為例 解答為何有人對政府猜忌？
政務司長林鄭月娥接受傳媒訪問時，一時感觸流淚，事後解釋是「國民教育事件反映一班人對政府猜忌；政府盡心盡力，勤政為民，但他們就是不信任，無論說什麼都不相信。」她沒有解釋這群市民有多少，為麼他們總是不信任政府，他們的數目是否愈來愈多，以及政府是否已經接受司長的結論，就是無論政府做什麼或說什麼，這群市民都不會信任政府？
既然司長提到國民教育，讓我以個人在這件事上的心路歷程，嘗試解答司長的疑問。
我於1995年至2000年出任教育統籌司／局長，橫跨97前後。回歸後，政府期望學校加強學生對國家及「一國兩制」的認識，以及鼓勵學校執行國慶升旗等國民身份認同活動。不少中學生亦參與愈來愈多的往內地交流活動。政府在社會上推行的公民教育，自然地加入國情元素。所以隨着香港回歸祖國，廣義的國民教育其實已經在學校內及社會上開展，師生和市民完沒有什麼大的疑慮。我於2007年退休。
到了2010年，政府表示為了進一步加強國民教育內容，建議開設獨立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我開始關注這個議題，但抱着正面和信任政府的態度。除了撰文表示原則上接受國教科外，我也接受愛國報章訪問，以「港式奶茶」作比喻，指出香港社會環境及港人對自由和法治的體現與內地不同，香港可以發揮特色，推行獨有的「港式國民教育」，內容可以包括內地認為敏感的議題。同樣，政府可以用這個機會，在新的科目內加入中史單元，因為國民教育不能與中國歷史脫離。
在訪問中，我就有人質疑國民教育「洗腦」替政府辯護，認為港式國民教育一定會包括自由、開放及批判思維，而我相信政府會理解和接受（《文匯報》21.6.2011）。
基於信任，我對政府去年就《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指引》的諮詢沒有抱着猜忌的態度。今年5月，當政府公布指引的最新版本時，我撰文表示留意到原來的學習目標被修正為「培養明辨是非、獨立思考的國民質素」，所以只要政府言行一致，國民教育不會變成洗腦工程（《國民教育可接受》am7303.5.2012）我承認我當時沒有仔細閱讀整份指示，以及不知道（因為政府沒有宣傳）教育局在國民教育上倡議的情感評估。
今年7月，《中國模式國家專題教學手冊》曝光，「部分內容偏頗」引起大批家長和學生強烈反彈後，我撰文建議政府做兩件實事：押後一年開展國教科，以及利用這段時間撥款資助辦學團體和教育機構，甚至個人製作港式國民教育教材（見《押後推行國民教育，支持製作港式教材》25.7.2012）。可惜面對抗議，政府不動如山。
7月29日，我一生人首先參與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和學民思潮組織的大遊行，主要是親身體驗他們對推行國教科的疑慮和對家長（包括我的家人，親友）精神上支持。我撰文重申政府須積極回應的建議，並對事件帶來的政治衝擊感到憂慮（見《勿讓國民教育激發一國與兩制的矛盾》1.8.2012），結果政府只是宣布成立一個開展國民教育委員會，即是如期開展國教科，寸步不讓。
8月開始，事件惡化，學生絕食，無數人接力，萬人包圍政府總部。沒有先天性猜忌政府的學術界、演藝界、廣告界等精英聲援反國教科運動。我對政府的冥頑不靈不理解及徹底失望，於是撰文提出政府撤回開展國教科已成為解決衝突以及避免社會陷入動盪的唯一辦法（見《國民教育變殘局，政府不撤累港人》
5.9.2012）。從原則上支持政府推行國教科到認同政府必須撤回國教科的要求，我親身體會到（直至立法會選舉前夕，建制派選情危急）政府對民意訴求的種種回應：表面敷衍迴避，實質寸步不讓。在國教科上，政府的言行增加家長和學生的疑慮，甚至可以說是播下猜忌的種子，及不斷施肥。
解答了司長的問題後，讓我提出不少市民在反國教科運動上產生的另一個疑問：「為何有人對批評國民教育的市民猜忌，甚至指責他們為破壞分子？」
我堅信（除非有人提出證據）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和學民思潮的學生都是抱着單純的憂慮，反對他們擔心有洗腦成分的國教科。我的看法（包括參與遊行及在政總集會上的觀察）是這兩個組織沒有政治背景及目的，而泛民政黨（包括激進派）亦刻意與這個運動保持距離。倡議必要時罷課的教協，即使有抽水之嫌，也是後知後覺。相反，因為反對部署多年的國教科的巨大聲浪刺激了部分愛國人士，再加上政府「被迫」與偏頗的教學手冊劃清界線，於是我們看到很多針對性甚至是抹黑個人的言論。這些言論會否影響政府處理這項危機的彈性，外人無從知悉。但我希望今屆政府，特別是梁特首引以為鑑。
香港回歸已經15年，香港依然有一批人對批評特區政策（特別是涉及中央）的港人都扣上與政黨、外國勢力聯繫的政治黑帽子。這批強烈愛國愛黨（無論是真心還是投機）人士對政府施政有多大影響力？他們在建制內外的言行會否增加市民對政府的猜忌？上述問題，值得林鄭司長思考。兩屆政府在國教科上的表現，亦值得梁特首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