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電影，看後如果不能說粗話，當真沒什麼可說。曾說過，一部壞電影比一部爛電影，有更負面的影響。毫無疑問，《低俗喜劇》是一部壞電影，更壞的是，它是一部賣座的壞電影，換句說話，普羅大眾的積極參與，令它的壞影響更無遠弗屆。
令人不安的是，沒有多少個影評人、文化人，敢於批判，勇於說它的「壞」話，令情况再壞下去。評論是一個社會的守門員，守護着核心價值，當砒霜變成甜品，吃的樂此不疲，供應的肚滿腸肥，這竟然變成香港的文化現象，批判的聲音必不可少。
《低》片的危險，是它表面上看來不爛，演員落力，剪接暢順，某些場面還真的有點神采，從《買兇拍人》到《春嬌與志明》，彭浩翔總算掌握到一點兒說故事的技巧，不過，這卻掩飾不了精神上的糜爛。
低層次壞品味
《低俗喜劇》的壞，不在於俗，而在於低，低是低層次，低水平，低成就。褒曼的《芬妮與亞歷山大》、小津的《早安》可以放屁，費里尼的《話當年》可以啜奶，《女兒國》可以撩陰，帕索里尼的《所多瑪的120天》可以吃糞，大島渚的《感觀的世界》可以閹割性器，可是通過他們的作品，所呈現的精神面貌是高尚的，對普世是關懷的，藝術水平及成就更毋庸置疑。
《低》片的差，是徹頭徹尾的壞品味，污糟邋遢，烏煙瘴氣。角色的設計似有血肉，但沒有人性，如設計出反面人物鄭中基演的廣西阿燦暴龍，令觀眾可以肆意取笑他而感到優越。如果彭導有本事，不如找一個大陸演員如孫紅雷、陳道明、或王學圻來演，看看他們會不會覺得受辱。
片尾說拍攝過程中沒有動物受到傷害，可是《低》片對動物形而上的傷害，比肉體上的傷害還大。不專重動物之處，隨處可見，蛇、貓、雞、田鼠、豬、牛、馬、驢、騾等，無一倖免。布烈遜拍了Au Hasard Balthazar來關心一頭驢子，從而則寫人類的困惑；彭浩翔卻用了90分鐘來令觀眾恥笑騾仔，萬劫不復。
極端的歧視女性
最可怕的是，影片極端的歧視女性，包括豬、牛、驢、騾，還當作是理所當然。男性資本家是社會的權力核心，男性欲望之液的釋放更是硬道理，女性可以藉此而上位，要點是新的招數，像口含爆炸糖。相對於陳靜的大胸，薛凱琪說細胸也可以很cute，女人的價值，始終都是關於身體的比併，而不是內在的經營。
有說彭導不滿現在的電影不附現實，才在影片大放粗話。現實裏，你幾時見過大學講師邀請的嘉賓會當眾落講師朋友的面，再者鄭丹瑞聽到杜汶澤粗話的反應是cliché表演的典範，無觀察，亦無心得。現實中，你幾時見過周俊偉演的差人會記錄和複述麻將館的粗話而被鄒凱光明寸的。
個人可以為電影犧牲其實言重，正確點說是監製、策劃為了「電影的生意」而犧牲，影片從來沒有交代杜文澤、鄒凱光等人的電影願景，有的只是「開工大過天」、「餐飲餐食」的層次，拍了部《官人我又要》就可以昂首闊步，發了達還沒有什麼言志的表述，這樣的電影人，好打極有限，如果要忍受獸交的疑雲，也是食得鹹魚抵得渴的活該。說到尾，都係為錢啫，又有幾巴閉啊。
從戲院裏跑出來，看見立法會候選人熠熟狗頭的海報，號稱香港要「贏」，十分應景。如果配上《低》片「全民皆妓」的潛台詞，若要上位，當真香港要「含」了。
十多年前黃浩義改編《勾心鬥角》（American Buffalo），率先在香港舞台上大講粗口，奇蹟地做了過百場大賣，粗口可以是獵奇的文化，觀眾可通過角色，紓緩現實中的不快。不過分別的是，David
Mamet的劇本，透過低下層爭奪美國水牛頭古董錢幣而內訌，最後在崩壞之中完成救贖，重拾人性的光輝，寓意深長，非泛泛的粗口show可比擬。
內容空洞無力
彭浩翔不是個笨人，打從《志明與春嬌》的受落，他已然摸到一套三級粗口電影的賣座方程式，炒蝦拆蟹只是包裝，內容卻是空洞無力。最重要是入場觀眾過足「口腔期」的口舌之樂，而自己荷包又再腫脹。
真不知楊千嬅、鄭中基的兒女，18年後看到父母演出這樣的戲有多難過。不要相信什麼奇幻電影獎，有名你睇，是一個parody而已，意謂「咁都拍得出。」
低俗電影，低俗導演，低俗觀眾，對於香港的影壇而言，絕對不是喜劇。
今天香港電影的走勢，一路向西，已儼然是一齣悲劇。
借用影片裏的辭彙，想問導演：「彭浩翔，What 7 you wanna say？」
* This
article touches me deeply. If vulgarity is an end in itself in a film and it
was chanted by the theater-goers, then it brings to our attention a more
sinister ill in the society. The viewers, perhaps due to laziness or a
propensity to conform to the prevalent taste of pop culture, embrace the film
without even a tint of revulsion. That partly tells something about the value the persons (or the general public) hold. The films of周星馳,
for example, though on many occasions, filled with low dialogues and plots, there were always moral behind these
stories, however flimsy they were. Besides the films mentioned above, 維多利亞壹號 is also very disturbing, not because of explicit and
gory scenes, but the sadistic portrayal of the killing. The means become the
ends and the director tries to put the viewers looking through the eye of the
murderer, enjoying the killing. It sends chill down my sp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