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到如今，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獨立設科所導致的局面，可以說是交織着「幸」與「不幸」地得到了紓緩。「幸」者，是政府最終懸崖勒馬，不致這矛盾糾結不休下去，但對於各方來說，也都可以說是十分「不幸」的，對香港社會，更是極大的不幸。對於投身運動的部分參與者，要採取「絕食」這一種具自身殘害性質的方法突出訴求，從任何角度看，都是令人傷感的。作為政府，除了說「不贊成市民以絕食這種激進手法提出訴求」，是否也應檢討下為何有人以這方法提出訴求時，竟有這麼多人出來支持？這種反躬自問的施政態度，為何從來不會在我們這個政府身上顯現？為何每一次都要等到政府輸得只剩下內衣褲時，事情才能有轉機？
揚棄大和解 製造大分裂
說這局面「不幸」的另一個原因，是新一屆政府早前提出的「大和解」，已因為這次反國教科事件的激化而提早死亡了。在新一屆特首選出來之後，無論如何理解與看待梁振英，大家都得明白要與這個新的政府在未來5年尋找有效的互動界面。梁先生自己主動提出只有「一個香港營」及「大和解」的說法，也讓人有所期待。甚至遠在北京處理香港事務的官員都作出呼應，可見這應是新一屆政府的首務。站在香港本位的角度來看，社會各界也確實需要尋求某種程度的和解及推動協作，去處理多年累積下來而尚未能解決的種種問題。當權者首先主動釋出善意，是當領袖應有的胸襟，也是在重重制度局限下解開死結的第一步。這是解決香港各種問題的首要任務。如果政府真的要擇善固執，這也是最應該有所堅持而不得揚棄之固執。現在這政府優次不分，而且反其道擇「惡」而固執、撕裂社會、激化對立，令人十分失望。這一次的對立可能因政府現時的退讓而不致惡化，但社群間之分裂，對政府的不信任，卻因此一事件而進一步激化，和解之路漸行漸遠。未來幾年，香港社會仍會於盤根錯節的種種問題與爭論中糾纏下去，前景令人倍感憂慮。
政府曾說，推行國民教育科已諮詢過，而且已醞釀了好幾年，回歸也已15年，因此不能不堅持。在此，先不說去年諮詢過程的種種疏漏及那一份「教學指引」的問題，也先不計較諮詢過後沒有完整的報告書與總結，亦不糾纏於為何政府要撥款千萬去開發那一份「不是官方教材」的中國國情手冊，但原來政府概念中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還能夠順利推行嗎？堅持執行，也只會是一個完全跟政府原意「走晒樣」的國教科。全港各界會以不同的方式緊盯着每一個細節，家長會向學校索取教材甚至刻意安排孩子不上課，學校與家長甚至學生之間的關係也只會趨於緊張。這對教育下一代又有什麼好處？
理曲氣壯 自殘民望
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上說國教科的目標是「獨立思考」、是「公民及世界公民價值觀之培養」。果真如是的話，就更應撤回再議，因為這些都不見得是原來那一份課程指引的主要焦點，否則公眾也不至認為政府有意圖洗孩子的腦了。
政府缺乏理據而且無謂的堅持（所謂「擇善固執」），為整個社會及政府自身都帶來極沉重的代價。「大和解」已不可能，而且會令政府與公眾的裂痕進一步擴大。顯然，很多以前比較沉默低調的家長已被政府這一堅持而推向其對立面，不少學生也因此事而有所觸動，以後對政府的施政會提高了戒心。看來，在培養政治人才，特別是與政府對着幹的政治人才這方面，這次是成效卓著的。
這一事件，也暴露了新一屆政府班子的政治能量與能力都十分有問題。如果教育局長吳克儉處理得好一些，矛盾應不會激化至現在這一地步。國情手冊曝光之時，新政府才剛起步，公眾也應會較疑中留情。但吳局長不選擇及時回應疑慮、不接見家長及關注組織，反而選擇「潛水」，躲起來寫網誌，以為與反對者做筆友就可以解決問題。走出來後，也只擺出一副難以與人為善的姿態。他對事件的惡化及對新政府形象的損害，有着難以推卸的責任。在9月8日政府的記者會上，特首梁振英搶先回答記者對吳局長應否下台的提問，表面上是為其下屬接了招，還說應感謝吳局長，但顯然特首對吳局長的政治能力已失去信心，不欲讓其講多錯多，看來吳克儉退出問責班子應是遲早的事了。
林鄭司長應是新一屆班子中政治能力較高的一位，其果斷作風及高民望也賦予她不俗的政治能量。但她在9月3日晚記者會上的那一番話，看來會把她多年累積下來的民意資本打散。這個政府的政治判斷能力真的很有問題，如果當晚在群情洶湧下不能提出新的說法或把球拋回去，為何還要煞有介事的召開記者會？就是真的要對包圍政府總部的人群做個沒有新意的回應，是否應該由已輸得再沒成本的吳克儉局長出頭？為什麼要為林鄭製造這樣一個公關災難？筆者在8月6日的文章已指政府不能動輒以透支有公信力的成員來硬銷政策。對於林鄭司長服務香港的承擔沒有懷疑的理由，但政府官員位高權重，有時難免自視正確而拒納逆耳之言，明明是理有所曲而不反躬自思，到頭來只會賠上自已的政治資本。林鄭司長在下一輪政府高層的民望調查中，評分起碼應會去掉5至10分。
林鄭司長的那番話，唯一之前沒有說過或尚算有點新意的，是說會賦予「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更廣闊的討論空間，什麼議題都可以提出。這一說法其後幾天更是愈說愈鬆動。如果這一空間打從一開始便存在，委員會的角色便不至如現在這般尷尬。胡紅玉女士被委任為主席的其中一個理由，是因為她有「廣泛的政治公信力」（這是政府在宣布設委員會之初便提出的選主席標準），但經過這幾個星期讓事件發酵激化後才提出這一點，只會令人更不信任這一機制。到了現在，這委員會就更變得可有可無了，大家也不會認真看這一個點裝諮詢的委員會。胡主席就如同挾其政治公信力而讓政府架上了刀口。很有可能，跟林鄭司長一樣，其珍貴的政治認受性會為這政府在這次國教事件中犧牲掉不少。屈指一數，在新一屆管制班子中，還有幾多位尚餘點人氣及政治公信力的成員可為政府的施政向公眾說項？更令人更憂心的是現屆政府打算如何度過餘下4年9個多月的任期。
作者是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